馬克昌

1921年上楊家溝扶風小學，1927年進入省立綏德第四師範學校，1930年轉入天津南開中學，193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讀電機工程專業，曾參與和領導了一二九運動中北洋大學的抗日救亡活動。1937年秋赴延安上陝北 公學，結業後任訓練科長。1938年冬，率70多名陝公學員赴冀南抗日根據地，開展群眾武裝工作，歷任冀南軍區政治部民運科科長，軍區武裝部動員科科長，組織科科長（團級）等職。1942年5月，率參觀團赴冀中參觀返回途中，遭遇日寇掃蕩部隊，突圍中不幸犧牲。

愛國激發抗日熱情

他從小愛讀書，性情溫和，為人凝重，勤勞簡樸，樂於助人，善從政治上關心別人。讀南開中學時期就有濃厚的愛國思想，寧肯貴一點，也要買國貨，不買日貨，寧肯拐彎路也不進日租界。上大學后，學習刻苦用功，思想進步，除做功課外，還自己安裝礦石收音機，收聽新聞，關心國事。他堅持每天學習和閱讀抗日宣傳刊物，如鄒韜奮創辦的《大眾生活》和《生活日報》等進步刊物，為他日後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寇戰領東三省后，又佔領山海關、承德等地，進逼華北。蔣介石政府步步退讓，於1933年5月31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使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三省和熱河合法化。1935年國民政府的“何梅協定”，又把華北的政治、軍事、經濟的統治權完全出賣給日本帝國主義。亡國大禍迫在眉睫。克昌目睹日寇的瘋狂侵略，激發了他的抗日救國熱情，積極參加抗日救國的學生運動。在克昌的引導鼓勵下，同宿舍的田庚錫同學也閱讀進步刊物，跟隨克昌外出散發傳單，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在一二九運動中

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的平津學生抗日大示威1935年12月9日，為了響應黨中央“團結一致、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號召，北平學生衝破國民政府禁令，舉行了聲勢浩大、震驚中外的“一二九”抗日救國示威大遊行（史稱“一二九運動”）。天津各校紛紛響應，並在法商學院教授楊秀峰的策劃下，舉行了全市學生參加的“一二一八”遊行示威，克昌積極參加了這次遊行示威。為了把這次活動繼續堅持和發展下去，平津學聯商討倡議，決定組織“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沿途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克昌同志積極推動和參加了南下擴大宣傳活動。由天津學生組成的第四團，於元月一日從天津出發，擬於在河北省固安縣與北平學生匯合。在南下宣傳過程中，因北洋校當局派人赴南京“聆訓”事件，天津學生在固安會師后返回，克昌被推選為繼續隨北平學生南下的十名天津學生代表之一。宣傳團到達省會保定后，克昌與北平學生一起，被武裝軍警押送回北平。克昌等十名天津同學被北大同學接到北大三院住下后，受到北大學生自治會和同學們的歡迎，舉行了座談會。平津南下宣傳團召開了各團代表會議，克昌等十名天津同學也同時參加，正式通過了成立“民先”的保定倡議。

平津學生在南下途中1936年2月，北洋大學最早建立抗日救國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克昌任副隊長兼組織委員，之後任隊長。從此，克昌成為北洋大學抗日救亡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和領導者，不少同學在他的動員下參加了“民先”。“民先”的主要活動是：出版進步刊物，（如《北洋學生》、《民眾周報》等），創辦農民夜校，組織劇團、歌詠隊、讀書會等學生團體到附近農村宣傳抗日。“民先”由最初的20餘人，發展到“七 .七”事變后的60餘人。田庚錫同學就是克昌首先介紹加入“民先”的。正如田庚錫在後來《懷念革命的帶路人》的紀念文章中所寫：“最初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是馬克昌同志”。北洋大學“民先”的創立和發展，克昌確實起了卓越的作用，功不可沒。

在紀念“五·卅”運動中

1936年春，克昌積極參與北洋同學開展的驅逐反動院長李書田的鬥爭，受到學校當局的嚴重警告處分。1936年5月，他和同學們針對海河浮屍（修建日軍工事的中國壯丁），紛紛上街做講演，散傳單，抗議日軍暴行。政府當局派遣特務搜捕學生，天津一片白色恐怖。天津學聯為紀念五卅運動，防止反動軍警破壞，提前舉行 了抗日遊行示威，即“五二八”遊行示威。以克昌和“民先”隊員為骨幹的北洋同學積極參加了這次活動。這次遊行示威后，克昌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克昌還擔負著天津學聯的組織聯絡工作，每天忙個不停，深夜回來，休息的時間很少，還堅持寫日記，從不間斷。由於鬥爭的需要，北洋大學建立中共地下黨支部，克昌為六名成員之一。

抗日救亡宣傳

克昌在軍事訓練中1937年上半年，北洋同學參加當地駐軍二十九軍某團的軍事訓練。在訓練中，克昌積極向部隊官兵進行抗日救亡宣傳，並且在訓練中成立了民先組織，任負責人。這次訓練，使“民先”隊員與部隊官兵建立了共同的抗日感情。七七事變后，這個團在保衛天津東局子機場的戰鬥中，抗擊日軍非常英勇。後來，他經常帶領同學到該團對官兵進行抗日宣傳教育。暑假期間，克昌還帶領於奇、孫洞、任學敏等幾位“民先”隊員，在學校附近的柳灘興辦農村夜校，宣傳抗日救亡道理，直至天津淪陷后才撤離。

奔赴延安

毛主席在陝北公學作演講1937年，七七事變后，天津淪陷，克昌作為流亡學生同學會代表，率部分同學赴南京、上海請願，要求政府抗日。八一三 全面抗戰開始后，克昌受黨組織派遣，轉赴延安，先入安吳堡戰地青訓班受訓，後上陝北公學，進入前期學習。克昌在陝公學習期間，多次聆聽毛澤東的演講，堅定了他的抗日意志，其渴求真理和鑽研馬列主義的精神，深為學校領導所敬佩。故結業后，他再三請求到前線參加抗戰，仍被留校任教。由於他在教學工作中表現積極，認真負責，堅持“理論聯繫實際，適應抗戰需要”的教學原則，嚴格施教，不久被提為訓練科科長，併兼任大隊長。

血灑疆場

冀南民兵在作戰轉移途中1938年，日軍相繼佔領華北、華中、華南大片領土，抗戰進入戰略防禦階段，能組織和帶領民眾抗日的幹部嚴重缺乏。冬天，身在陝北的克昌，一直沒有回米脂看望家中親人，毅然奉命率70多名陝公學員趕赴華北，被派往冀南，先任冀南軍區政治部民運科科長，軍區武裝部建立時調任動員科科長，1940年調任組織科科長（團級）。五分區混亂時期，組織派他前往，參與整頓，很快五分區的工作就有了新進展。高王路大破擊時，他不分晝夜，極少休息，堅持參與戰鬥策劃和工作布置。在冀南期間，他經常越過敵人的封鎖線，去基層開展民兵武裝工作，組織民兵，訓練民兵，帶領民兵與日寇作戰。他的足跡走遍了整個冀南地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為了確保華北的佔領，妄圖消滅我抗日武裝，對我解放區進行大規模連續掃蕩，抗戰進入艱難困苦階段，戰爭形勢十分險惡。為了更好地開展冀南的群眾武裝工作，早日粉碎敵人的掃蕩和進攻，1942年3月，克昌奉命任冀南軍區武裝部組織的冀中參觀團團長，率團赴冀中抗日根據地參觀，學習、交流冀中民兵的敵後作戰經驗。為避日寇掃蕩，參觀團遂提前南返，到達饒陽縣境內時，適值5月11日的日寇大掃蕩，不幸於野地被日寇包圍，克昌在突圍衝殺時中彈犧牲，時年二十九歲。一同犧牲的還有他的通訊員郭小福同志。

他犧牲后，被當地群眾就地安葬在饒陽縣境內四區的王橋村西邊。烈士事迹被收入《一二九運動在天津》（天津市委文史資料徵集委員會1985年10月編輯出版）、《冀南烈士傳》（冀南抗戰史料編纂委員會1946年編印）和《河北省名人辭典》以及《榆林人物誌》（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發行）。綏德革命烈士陵園碑刻其名，《米脂縣誌》為其立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