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人文

自文明創始以來，人類對於生命，健康的思考從未停止過，因此有關於醫學人文的思想言論自古即有，但較早時期醫學人文只是醫學的一個分支，一般是由長期或曾經從事醫學工作人員自主思考總結得出的一些結論或心得，醫學人文長期處於無正式定義階段。

隨著醫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對於醫學其人文性的思考越來越多，對於生命的思考也越來越深刻，這為醫學人文的誕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論基礎；隨著醫學工作者整體綜合素質的不斷提高，醫學工作者對於工作的思考與總結也日益增多，其質量也日益提高，這為醫學人文的誕生提供了很重要的學術基礎。

醫學人文學系作為一門年輕但是對人類發展意義重大的學科，在不斷探索中逐漸發展。

醫學人文（medical humanities）是一個探討醫學源流、醫學價值、醫學規範以及與醫學有關的其它社會文化現象的學科群，包括醫學史學、醫學哲學、醫學倫理學、衛生法學、衛生經濟學、醫學社會學等。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隨著醫學模式從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理-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變，以及關於醫學的“目的和價值”問題的探討成為熱點，我國醫學人文學的教學與研究便出現了熱潮，一些醫學院校陸續開始了醫學人文學的教學，一些醫學人文學方面的著作也相繼問世。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我國醫學人文學在這一熱潮中得到了長足發展。然而這一時期我國醫學人文學的發展還存在許多缺憾，諸如其發展多為孤立的、單向度的，缺乏學科間的交流與融合，沒有形成與醫學相匹配的醫學人文學學科群，沒有充分發揮醫學人文學在醫學發展中“規範與引領”的作用等。正如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張大慶教授在《制約我國醫學人文學科發展原因的探究》中所說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醫學在20世紀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現在對醫學失望和懷疑的氣氛卻更濃”。那種對醫學新進展的歡呼已不復存在，“存在的是對遺傳工程和生物技術發展可能出現後果的恐懼日益增長，對醫療保健非人格化傾向的不滿，對不堪重負的醫療費用和衛生資源分配不公的批評。”這正是對醫學人文學沒能及時地解決醫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而產生的後果的寫照，這也正表明了加強醫學人文學建設的現實必要性。站在二十一世紀的起點，當我們在為二十世紀醫學得失歡呼或悲嘆時，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充滿挑戰與生機的未來。在新世紀的新形勢下，中國必須加強醫學人文學的建設。

首先，醫學作為直接面對人的科學比其它科學更強調人文關懷。

“科技以人為本”，這是科學技術發展的終極目的。科學技術的價值最終要通過人們的生產生活狀況體現出來，要以人類社會的文明程度來衡量，故應強調科學技術的社會屬性，突出科學技術的人文價值，防止科學技術的“失范”或“異化”。正如中國科學院院士、原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楊叔子教授曾指出的：科學是求真，要回答的問題是“是什麼？為什麼？”；人文是務善，要回答的問題是“應該是什麼？應該如何做？”。科學活動本身並不能保證其發展和應用有利於人類的進步，人文活動也並不能保證其本身是建立在客觀規律基礎上的。①、因此，人文必須以科學為基礎，科學必須以人文為導向。沒有人文導向的科學技術，要麼對人類毫無價值，要麼只能給人類帶來災難。

醫學除具有科學技術的一般屬性以外，還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在於醫學是一門直接面對人的科學，即以人為研究客體，又直接服務於人的科學。醫學比其它任何科學都更強調人文關懷，要求醫學工作者具有完善的人性修養。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認為“醫術是一切技術中最美和最高尚的”，“醫生應當具有優秀哲學家的一切品質：利他主義，熱心、謙虛、冷靜的判斷……”。中國古代南齊陽泉在《物理論·論醫》中指出：“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這表明“仁愛”、“達理”是“醫者”的必備條件，“醫者”正是科學技術與人文精神相結合的典範。中國素有“人文學術之邦”的美稱，人文關懷一直是中國傳統醫學的重要內涵。中醫十分重視醫療實踐的倫理價值，醫療活動是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為中心，把病人視為一個整體的人而不是損傷的機器，在診斷治療過程中貫穿著對病人的尊重、關懷，主張與病人進行情感的溝通，充分體現了“醫乃仁術”的基本原則。

無論作為有共性的科學技術還是作為有特殊性的醫學，無論是古代哲人的論述還是當今人們的期望，都把“科學技術與人文精神的結合”作為醫學的理想模式。

進入20世紀以後，在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的潮流中，醫學也得到了迅猛發展，現代化的診療設備和藥物可謂目不暇接。醫療設備和藥物的先進，是醫學技術現代化的表現，也是改善人類健康狀況的重要條件，其本身並無可厚非。但是，“科技萬能”、“技術至善”主義的張揚卻使當今醫學出現了非人性化的傾向。醫學工作的對象不再是病人，而是疾病；病人也不再是完整的富有情感的人，而被當作一部需要修理或更換零件的機器；無論是醫生還是病人乃至整個社會人群，都沉浸在“先進儀器設備和藥物保障健康”的現代迷信之中。這是技術至善主義引導下的“醫學異化”，表明醫學已逐漸背離了其固有的價值標準和行為規範，正在違背“科技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醫學異化”帶給我們的不一定是健康幸福，而是不一定有效的“新葯”、不一定必要的手術和一定昂貴的醫療費用。據報道，有30～40%的手術是不該做的。在成千上萬種藥物中，確切有效的僅佔10%，可有可無的佔30%，根本無效的佔60%。②、除此之外，還有越來越多因誤診而導致的醫療事故、醫療糾紛，“見錢才開”、見死不救的醫德失范，藥品和醫療器械銷售中的骯髒交易，以及存在於醫藥衛生戰線的其它腐敗現象等。這些都是醫學與人文精神脫離的嚴重後果，不僅無益人們健康狀況的改善，而且最終將束縛醫學自身的發展。因此，現代醫學呼籲人文精神的回歸，呼籲醫學與人文的完美結合。

醫學在發展中遇到或出現的諸多社會問題，醫學自身是難以解釋和解決的，不得不藉助於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例如當醫院的經濟利益或規章制度與救死扶傷的責任發生衝突時；當醫患關係緊張直至產生醫療糾紛時；當人們對衛生資源分配不公而提出批評時；當醫學新進展給傳統倫理道德帶來衝擊而導致新的恐慌時；醫學將何去何從？人們將如何抉擇？這些問題不得不依靠醫學社會學、醫學倫理學、衛生法學、衛生經濟學、醫學哲學等交叉學科來解決。因此，無論是從增進人類健康角度看，還是從醫學自身發展角度看，都必須加強醫學人文學的建設。在構建醫學與人文完美結合的現代醫學模式的同時，促進人類社會的文明。

其次，新世紀新形勢新型醫學人才的培養離不開醫學人文學的建設。

弗洛姆曾指出“19世紀的問題是上帝死了，20世紀的問題是人類死了”。的確，在打碎了神學桎梏之後的20世紀，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比之前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的總和還要多；科技進步的速度比之前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快。這是人類歷史的奇迹，但也正是這個奇迹造成了人類自身的悲劇——物質淹沒了人性，科技代替了人文。回顧20世紀的得失，我們明確了21世紀的責任：回歸人文，找回人性。當然，這並不是要求我們屏棄科學技術，拒絕科技進步帶來的物質財富，而是要求在科學技術中注入人文精神，在物質追求時注重人性修養，實現科技與人文、物質與人性的完美結合。

新世紀，新使命，要求有一代新人。何以培養新世紀能肩負新使命的新人？當然要依靠科學與人文相結合的完整教育。20世紀的新中國由於深受科技落後而帶來的無窮災難之苦，因而渴望科學技術的進步，提出了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的觀點，號召全國上下齊心協力，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人才培養理所當然地選擇了科學教育模式。然而到了21世紀，人正在從面片追求智力發展到人的全面發展轉變，人類社會也正在從片面追求經濟發展向社會全面發展轉變，這些轉變要求教育（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的前提）也必須轉變，即由單純的科學教育轉變為科學與人文相結合的完整教育。就醫學而言，雖然在20世紀末人們就認識到了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在醫學中的重要地位，也提出了醫學模式應當由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理—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變，但是，時至21世紀，這一轉變也沒有真正實現。截止2013年大多數醫學工作者內心深處還是迷信傳統的生物醫學模式，雖然在部分高等醫學院校和醫藥衛生機構一些人在呼籲重視醫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交叉學科的教學和研究，但是響應者無幾。要真正實現醫學模式的轉變，實現醫學與人文的完美結合，就得培養大批既有高精尖醫學專業知識和技能，又有豐富而深厚的人文知識的新型醫學人才。因此，必須加強醫學人文學的建設，把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與醫學有關的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交叉學科課程納入到醫學教育的教計劃之中，實施完整的醫學教育（醫學科學與醫學人文相結合的教育）。

21世紀也是開放的世紀，世界正在由區域性向全球化轉變。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中國與外界的接觸將會日漸頻繁，尤其是加入WTO以後，中國將全方位地參與到國際交往和國際競爭之中。加入WTO后，知識產權的保護將得到更加嚴格的實施，仿冒專利期內的產品將是違法行為；降低關稅和取消對進口的數量限制，允許外國商品進入本國市場與國產品進行競爭；以及服務貿易的開放都對我國醫學衛生事業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根據中國關於加入WTO后削減關稅的承諾，從2000年起中國進口醫藥產品的平均關稅稅率將逐步降低，而藥品進口許可證制度等非關稅措施也將逐步取消。在服務貿易方面，中國承諾在2003年1月1日開放藥品的分銷服務業務，取消地域、數量限制，外商可在中國從事採購、倉儲、運輸、配送、批發、零售及售後服務。此外，外商將可開辦合資、合作的醫療、牙醫服務，並可以控股，有證書的外籍醫生來華工作由半年延長至一年。由此可見，加入WTO后，通過實施知識產權協議、減免關稅並弱化和取消非關稅壁壘、以及執行服務貿易總協定，將對我國醫藥領域的研發、生產、流通（包括批零、進出口）乃至醫療服務等產生全方位的影響。中國的醫藥衛生事業在新世紀的國際交往與競爭中要立於不敗之地，要求有大批富有創新意識、法律意識、競爭意識和服務意識的新型醫學人才。這樣的醫學人才，只有通過醫學科學與醫學人文相結合的完整醫學教育才能培養出來。

加強醫學人文學的建設是實施完整醫學教育的重要途徑，即在教學計劃中除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以外，還包括醫學社會學、醫學倫理學、衛生法學、衛生經濟學等交叉學科和其它的人文社會科學類課程，把不同學科（課程）對人才素質的不同方面的培養作用整合起來，培養具有全面素質的醫學人才。

再次，加強醫學人文學建設也是適應世界科學發展趨勢的需要。

有人曾預言“軟科學將領導未來科學新潮流”。在科學技術已有了長足發展的21世紀，人們更強調人文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交叉學科的研究。早在199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就發表了一份《聯合國人文發展報告》，提出了“人文發展”的概念，指出人文發展狀況(人的健康長壽、受教育機會、生活水平、生存環境和自由程度等指標的綜合發展狀況)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這表明科學技術的進步並不一定意味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而人文發展狀況才是人類文明的標誌。因此，世界許多國家都在發展科學技術的同時，加強人文社會科學的建設，尤其是加強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的建設，以充分提高其人文發展水平。

在醫學方面，由於醫學是直接面對人的科學，醫學及醫學人文學的發展對人文發展水平有直接的影響，因而世界各國尤其重視醫學人文學的發展。一些國家在醫學院校紛紛建立了醫學人文學的研究機構。僅美國而言，就有許多知名大學或其醫學院設有醫學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教學機構，例如：（Columb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Medicine;（NYU School of Medicine）Center for Medical Humanities；（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The Institute for the Medical Humanities;（University of Buffalo）Center for Clinical Ethics and Humanities in Health Care；（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Center for Ethics and Humanities in Life Sciences等。一些醫學人文學方面的期刊在世界範圍內也產生了較大影響，例如：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Literature and Medicine;Medical humanities;A literary Journal of the Health Professions等。為了培養醫學人文學方面的專門人才，一些醫學院校還設立了醫學人文學方面的學位或課程，例如：（Harvard University）Program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Medical Ethics；（Columbia University）Certificate Program in Bioethics and Medical Humanities等。隨著Internet技術的普及，一些醫學人文學專業網站也相繼出現，例如：台灣陽明大學醫學系就建立了“醫學人文網”等。這些都是世界各國和地區加強醫學人文學建設的重要措施。

中國的人文發展狀況如何？遠遠落後於世界發達國家，甚至還落後於韓國、新加坡、以色列、塞普勒斯等國。究其原因：中國雖然素有“人文學術之邦”的美稱，人文科學的發展有悠久的歷史且有較深的造詣，但往往是“為學術而學術”；中國的現代醫學自近代以來也突飛猛進且達到了較高的水平，但往往也只是“為醫學而醫學”。也就是說無論是醫學還是人文學都是孤立地發展，兩者在關心人的健康幸福和精神面貌等方面都做得很不夠。這就要求醫學要從實驗室走出來，面向社會；人文科學要從圖書館走出來，面向人群。即實現醫學與人文學的完美結合。在世紀之交，中國在醫學人文學建設方面確實做了許多工作，相繼成立了一些醫學人文學研究機構，如：大連國際人文社會醫學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醫學人文學研究所、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東南大學醫學人文學研究中心等。也有一些醫學人文學方面的雜誌在全國有一定的影響，如《醫學與社會》、《醫學哲學》、《中國醫學倫理學》、《中華醫史雜誌》等。然而，對一個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且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來說，其醫學人文學的發展與其地位和應承擔的責任極不相稱。因此，在世界追求人文回歸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加強醫學人文學建設是適應世界科學發展趨勢的需要。

①楊叔子，相互滲透，協調發展，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第39頁。

②梁浩材，社會醫學，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第40頁。

③弗洛姆，健全的社會，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