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青
1949年犧牲的革命烈士
王干青(1890—1949),又名王世禎,號王翼,化名潛夫,綿竹五福鎮人,革命烈士。早年追隨孫中山信仰三民主義,“四一二”事變后,積極追隨共產黨,成為一名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為救民於水火,解放全中國,奮鬥不止,四川臨解放時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成都十二橋。
王干青幼啟蒙華院私塾。甲午,戊戌敗,八聯攻破北京,深深影響幼靈。清緒()考省范堂預科,該校川革黨,留型識,救圖強育。王干青濃厚義思影響,逐步樹推翻帝制,創建共,振華,久參盟。
宣統(),王干青升省范科習,()畢業,尹仲錫向省長楊滄白推薦,任西城小學校長。省長接見時,面詢振興教育和平息盜匪的對策,對答振振有詞,接著又草擬治匪計劃,都深得省長的讚賞。不久由尹仲錫推薦出任古藺縣知事。到任以後積極整頓吏治,平息匪患,深得民心。
(),川省屆省議召,王干青選議議。,綿竹縣王佐城區濫派房捐,農村橫征青苗稅,甚鴉片煙政府繳納“懶捐”強迫農植鴉片。王干青深惡痛絕,煙拍攝照片,省政府禁煙際戒煙組織,迫川局撤王佐綿竹縣職務,王干青遭誣陷,迫離省議,輾轉廣州、。(),廣州越秀樓曾敬謁孫,共產黨頻繁觸,社義。
民國15年(1926)9月,王干青回到成都,此時正值國共合作,革命風暴席捲全國,他接受重慶蓮花池國民黨省黨部(國民黨左派)的指示回綿竹主辦黨務。是年冬,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派李晏蟠來綿竹開展工作,王干青與其密切配合,並介紹丁毅、張治、史明理等共青團員協助工作。
民國16年(1927)“四一二”事變后,國內掀起反共逆流,綿竹駐軍團長曾啟戎乘機唆使便衣暴徒聯合右派,糾集地痞於5月1日搗毀了國民黨綿竹縣黨部,王干青等11人遭到拘捕,被送往綿陽孫震師部關押,后在孫震的代參謀長章雨初的營救下出獄。
經過較長時期的艱苦鬥爭,王干青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猙獰面目有了更加清楚的認識,要求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的革命意志更加堅定,民國16年(1927)6月在成都經張秀熟等人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民國17年(1928)初,王干青受中共川西特委派遣,秘密回綿竹參與發動組織農民武裝暴動,在綿竹建立川西北蘇維埃根據地。王干青利用他的社會影響,發動組織綿竹地區各階層的革命力量,成立了中共外圍組織“怒潮分社”,“新生民導社”,並在其中發展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同時,在城鄉建立“學生聯合會”、“工會”、“農民協會”以及“蘇紅之友社”等革命團體。成立了由中共綿竹縣委領導的農民武裝暴動行動委員會,縣委書記黎冠英任總指揮,王干青、張民寬任副總指揮。當年7月4日,四鄉農民武裝圍攻縣城。因團練譚尊五告密城鄉反動軍警早有準備,暴動失敗,行動委員會主要負責人黎冠英、李晏蟠、張民寬等同志被誘殺於漢旺酸棗樹。王干青被迫退避什邡,但仍秘密回綿竹、安縣清理、鞏固黨的組織。民國19年(1930)參加“廣漢起義”失敗后遭到雙流駐軍四處搜捕。
“西安事變”后,中共中央加緊了四川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當時劉湘為了拒抗蔣介石進一步控制四川,願聯合抗日,經中共四川黨組織多方活動和劉湘的高級幕僚、王干青的同鄉同學喬毅夫推薦,由王干青任四川綬靖公署顧問,代表劉湘前往延安,在延安的4個多月中,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毛主席對川軍決心抗日高度讚賞,並作了不少重要批示讓他轉達劉湘。在此期間,經王干青的努力,延安和成都的無線電訊得以溝通,及時傳達中共中央的主張,加強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四川的工作。
民國28年(1939),王干青出任四川省保甲指導室主任,使這一反抗日、反人民的組織成為掩護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活動的據點。車耀先同志創辦的《大聲周刊》編輯部曾設在這裡,羅世文、張秀熟等中共地下黨領導同志常聚會於此。民國29年(1940),王干青受四川賑濟會負責人尹仲錫之聘回綿竹,在城南精忠觀創立省第一兒童教養院,收養戰區流離兒童百餘名,租地60畝,實行半耕半讀。
民國31年(1942),受成都慈惠堂理事長張瀾聘任,為普濟堂堂長及培根火柴廠主任。任職以後悉心照料普濟堂數百名孤老的生活。火柴廠是慈惠堂的重要經濟來源,經營的好壞直接關係著全省慈善事業的開展,為此他儘力辦好火柴廠。他在創辦教育院,經營火柴廠中仍採取“外灰內紅”的策略,積極開展黨的工作。
1949年,窮途末路的國民黨反動派大肆屠殺革命人士,10月19日清晨,王干青被捕,被監禁於成都將軍衙門特委會看守所。經稽述根、章雨初、喬毅夫等人多方營救仍無濟於事。在獄中他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同敵人進行鬥爭。12月7日,國民黨反動派將關押在特委會的王干青等32位革命烈士載往成都西門外十二橋殺害,王干青時年60歲。
綿竹人民為以紀念1928年7月4日農民暴動死難烈士,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英勇獻身的共產黨人王干青,將他殉難時的衣冠葬於城南精忠觀右側,現遷移至綿竹市人民公園“七四”農民暴動紀念碑側;墓為圓拱形,周圍砌磚,墓前樹青石碑一塊,上書“王干青烈士墓”,墓誌銘為鄧清瀾撰書。每當清明時節,便有綿竹人民前往弔祭,特別是青少年通過祭掃活動,接受愛黨、愛祖國、愛社會主義的教育。
1940年前後,王干青在綿竹、成都一帶聲望很高,極受人尊敬,老百姓都稱他“王先生”。但地方上的惡勢力卻對他恨之入骨,因為他長得高大,便給他取了綽號叫“王長子”。
當時綿竹縣有一個人叫趙祝三,年輕的時候當過草藥醫生,經常背個藥包袱走鄉串戶,所以得了個外號叫“趙包袱”。這人是綿竹縣廣濟鄉的袍哥大爺,早年參加過王干青等地下黨員領導的綿竹“七·四”農民大暴動,後來當了廣濟的區長,勾結土匪,販運煙土,霸佔田產,成了綿竹縣惹不起、絆不彎的一大惡霸,誰見了都害怕。
當時綿竹縣城南街上有兩個有名的茶館,一個叫“吉星園”,一個叫“逵鴻”,這兩個茶館有著兩群不同類的喝茶顧客。王干青喜歡在“吉星園“喝茶,每次都為上座,所以,一些思想比較進步,對現實不滿的人也就成了這個茶鋪的常客。他們經常在這兒議論國事,因此老百姓給”吉星園“起了個外號叫“戥子稱”,意思是說,這個茶館成了衡量時政是非的一桿稱。“逵鴻”茶館就不同了,是趙包袱愛坐的地方,所以來這裡喝茶的全是些袍哥大爺、三教九流、社會上橫行霸道的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因此這兩個茶館就成了兩派人的陣營。
趙包袱當時想競選縣參議長,但是其人橫行霸道,“吉星園”這桿“戥子稱”的輿論就成了他升遷的絆腳石,特別是王干青更被他看成眼中釘,於是便想“整治”王干青一下。當時綿竹“七·四”暴動的時候,他曾經送給王干青一支手槍防身,後來他的管事從王干青手上把這支槍要了回去,只是王干青沒有親自交到趙包袱手上。趙包袱就想以要槍為借口,找王干青生事,以此打擊“吉星園”那幫人。於是,趙包袱就派他手下人去請王干青到“逵鴻”茶館喝茶,並向外邊宣稱,他要給王干青一點“顏色”看看。有人勸王干青不要去,說趙包袱這人心黑手辣,但王干青不畏強霸,明知鴻門宴依然前往。
到了約定時間,王干青穿著長衫子、舊馬褂,戴了一頂氈子帽,手上拿了一根很長的煙桿,鎮定自若地走進“逵鴻”茶館。趙包袱看見王干青進來,忙起身招呼:“王先生大駕光臨,請坐請坐!”王干青直接問道:“趙先生今天請我來,有何話敘呀?”趙包袱便說,當年綿竹“七·四”暴動那時候,王干青借他的手槍還沒有還,現在應該是還槍的時候了。王干青知道他無理取鬧,便說,槍被你的管事拿回去了。趙包袱無賴地說,槍是從他手中借去的,就要親手把槍還給他本人,並恐嚇王干青說,假如這事解決不了,就叫他走不脫!“你耍賴!趙包袱,你經常用這種手段訛詐老百姓,今天要訛詐我王先生就行不通。”只見王干青嚯地一下站起來,將手上煙桿劈頭蓋腦向趙包袱敲了過去,打得趙包袱懵頭轉向。
這時,趙包袱的手下一下子包圍住王干青,準備動手。王干青走到茶館當中,解開衣服,拍著心口說:“來!有膽量的,朝王先生這裡打!”他大義凜然的氣魄把那些打手們給鎮住了,趙包袱也不敢輕舉妄動。王干青說完便把長衫子一撣挺胸而去。
趙包袱知道王干青在當地是一個德高望重的人,不敢輕意得罪,特意在何家醬園辦了桌上等的宴席向王干青賠禮道歉,王干青只訓斥了他一頓便轉身走了。沒過幾天,這件事就在綿竹城裡傳遍了,有人還編了兩句順口溜,叫“王干青怒打趙祝三,盒子炮鬥不過長煙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