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婉秋

“文革”一開始，《劉三姐》被當成“大毒草”批判，黃婉秋也因此被人強加上莫須有的罪名，開始了15年的勞動改造。她被下放、遊街、謾罵，甚至有人以拉出去槍斃威脅她，讓她交代所謂的罪證。在那段顛倒黑白的日子，黃婉秋很多次在受批鬥之後都曾產生過自殺的想法，但是，一想到那些曾經在台下給她熱烈掌聲和無限支持的觀眾，她就告訴自己要堅強地活下來。

如果說在那場災難中還有一些幸運的話，那就是遇到了現實生活中的“阿牛哥”何有才。何有才比黃婉秋小6歲，但卻是她生活的支柱。他總是一臉幸福地說：“因為三姐的名氣永遠比我大，所以她是太陽我是月亮，月亮伴著太陽走吧。”“現在，我就是她的司機、私人助理，幾乎全權打理她的生活和事業。”“婉秋受的苦太多了，我應該幫助她更好地發展她自己，讓熱愛她、關心她的人，重新看到她藝術的發展。”30多年來他們風雨同舟、相濡以沫，所有那些苦澀的回憶，所有那些受過的傷害都在夫妻倆人甜蜜的笑容中淡然了……

1991年10月從南寧回到桂林，就任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長，一個在她心中醞釀已久的“劉三姐計劃”，終於有機會得以施行了。

1992年6月與香港中地投資有限公司合資的劉三姐藝術團成立了，並逐步發展，成立了劉三姐集團公司。劉三姐藝術團實行以聘用製為主的用人制度，團里的常務人員包括團長黃婉秋在內只有4人，其他所有的演員都從全市乃至全國招聘，分配製度則看演員的表現、付出的時間、演出的藝術效果和經濟效益而定，以充分調動演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由於改革的步子大，措施得力，劉三姐藝術團成立后，經濟效益、藝術品位和知名度迅速上升。在心目中，劉三姐是她的藝術之根、是她畢生追求的藝術“標高”，她要讓劉三姐藝術精神在八桂大地上生根、長葉、開花，長成一棵蓊鬱常青的藝術之樹，一片鬱郁蒼蒼的藝術之林。她鄙薄“走穴”賺大錢、撈私利的短視行為，投身商海而不沾商人氣，始終保持一個共產黨員、一個真正藝術家的赤子之心。她身為劉三姐集團董事長，但她和她的先生何有才在集團公司沒有拿一分錢兼薪和獎金。“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黃婉秋永遠保持著她扮演的劉三姐清貧質樸卻自尊自強的高尚品質，這是她使人感動、嘆服的地方。

1995年自治區文聯換屆選舉，是唯一全票通過的連任副主席。這是對她的人品藝德的最高嘉許。

1998年被評為自治區德藝雙馨演員，每年都有新的貢獻，不愧為用劉三姐藝術精神塑鑄自身靈魂和形象的真正的人民藝術家。

1978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文革后首次播放了電影《劉三姐》錄音。幾年後終於得以從噩夢中走出來。雖然已是人到中年，年輕的容顏不再，但那些曾經給過她勇氣的觀眾們給予了她同樣的熱情歡迎。

為了愛戴她的觀眾們繼續奉獻著自己的藝術才華。除了擔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歌舞團副團長（1983）、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長（1991）外，還陸續拍了電影《春蘭秋菊》（84年）、《長城大決戰》；電視劇《爸爸，媽媽和孩子》（82年）、《黃山情》（黃梅戲，90年）、《戲迷盛老樂》（98年）等。其中《黃山情》榮獲“金鷹獎”、“飛天獎”、“飛鷹獎”及華東六省市最佳戲曲片獎。

2002年辭去了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長的職務，和大連的一家公司合資在桂林修建了一座“劉三姐景觀園”。這一景觀坐落於風景宜人的桃花江畔，以劉三姐文化及廣西壯、瑤、苗、侗等少數民族文化為主題。幾年來她在此培養了30多位演員，其中兩名演“劉三姐”的演員已具備一定的表演素養，很有發展前途。每天都要到景觀園去與觀眾見面，並親自登台演唱，有時候更是全家上陣共同為到桂林來旅遊的朋友獻歌。

2017年1月27日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桂林分會場，搭檔張信哲、鄧紫棋表演歌舞《歌從灕江來》。

在袁成亮編寫的《紅色經典誕生的台前幕後——電影“劉三姐”誕生記》一文中，也記載了當年這部電影的輝煌歷史：“同年，影片在全國公映，引起轟動，被稱為是一部人美、歌美、景美的“三美”佳作，成為當時拷貝發行量最大的中國電影。……在新加坡《劉三姐》曾經創造了連續兩次各上映120天的電影放映紀錄，馬亞西亞還將這部影片評為世界十部最佳影片之一。”

直到今天，對於許多中年以上的華人，劉三姐和黃婉秋仍然是不可分離的形象，“翩若驚鴻”的劉三姐經過黃婉秋的演繹在一代人的心中完成了定格。她嬌艷嫵媚、純真純情、率真潑辣，活生生一個紅土地的美精靈。著名詞作家洛兵在他的一篇名為《紅光電影院》的回憶文章里寫道：“很小的時候，一天晚上，我走進紅光電影院，看了一個電影，叫做《劉三姐》，黃婉秋頓時成為橫亘我整個童年的第一美女。”

這樣認為的顯然不僅僅是一個人，而是那深深受到影響的一代人。導演張藝謀執導大型實景舞台劇《印象·劉三姐》期間，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電影《劉三姐》對我影響至深，我小時對劉三姐的印象，那就是人漂亮，歌好聽！劉三姐是我兒時最美的回憶。”

對於黃婉秋本人來說，電影《劉三姐》的一舉成名也是影響了她一生命運的最美的回憶。關於盛名之後所受到的種種關注，她有講不完的故事：“記得1980年的時候，我們到東南亞去演出，人還沒有到，票早已經賣完了，幾乎每天都有數百名觀眾排著隊請我簽名。由於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和馬來西亞建交，一位馬來西亞華人因為鼓動很多國內華人到新加坡看《劉三姐》，慘遭15年牢獄，1998年我在馬來西亞的一個客家人聯誼會上才聽到了這個故事，我問那位先生後悔不後悔？他說，'為了看《劉三姐》不後悔，坐15年牢也值得！'”

讓黃婉秋特別感到驕傲的是電影《劉三姐》在美國的演出，竟然打敗了《飄》的紀錄。即便是在歐洲，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只要有華人他們都肯定看過《劉三姐》，會唱《劉三姐》。在一個華人最悲慘的年代，電影《劉三姐》成為全世界華人聯繫的紐帶。那個年代也有“追星族”，這些影迷們追起自己喜愛的明星來好像更執著。有一位香港觀眾，每看一次電影《劉三姐》就給黃婉秋寫一封觀看心得，“他一共看了99場電影，我也收到了99封心得，有這麼厚一沓子！他說，要看滿100場，我也在等他的第一百封心得。可是'文革'開始了，從此我們就失去了聯繫。”

在那樣一個年代里，來自海內外的觀眾們給了黃婉秋莫大的安慰和鼓舞，然而“成也劉三姐敗也劉三姐”。正當黃婉秋的演藝事業黃金時期來臨時，在一個個人利益絕對服從集體的年代，在一個革命樣板戲統治舞台的年代，《劉三姐》關於追求自由，民主和愛情的主旋律與政治主旋律不合拍，廣西也因此成為文化整風的重點，演員黃婉秋文革一開始就成政治了大毒草，開始了15年的勞動改造。

提起那段從頂峰跌落至谷底的日子，黃婉秋不勝唏噓：“我以前是個內向的人，一說話就臉紅，但是15年的改造，我什麼臟活累活都干過，什麼都經歷過，膽子也練大了。我還被造反派拉出去槍斃過，後來才知道是嚇唬嚇唬我。那時候在桂林，劉三姐就是最有名的人了，所以造反派也抓我，保皇派也抓我去批鬥遊街。我14歲登台演出，所有的桂林人都看過我的演出，老百姓看到我被遊街都哭了。”

然而，正是這樣一段冰凍時期的到來，在某種意義上反而成就了黃婉秋版本《劉三姐》的經典地位。在中國文化最黑暗的時代，電影《劉三姐》追求幸福的歌聲讓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燃起希望的火焰。在《文匯報》2005年統計出來的《中國電影百年百名經典銀幕形象》中，1960年長影廠出品、黃婉秋飾演的劉三姐名列其中：黃婉秋扮相俊美，表演純樸自然，使“劉三姐”成為十七年電影中影響最大最久遠的銀幕形象之一。在40歲以上人的心目中，劉三姐的歌聲是他們童年時代的耳熟能詳的調子；在50歲以上人的心中，劉三姐是他們少年時迷戀的電影人物；而60歲以上的觀眾則把劉三姐看成是與世俗婚戀抗掙的最佳代言人。

時間的步伐一如往昔，不論是輝煌還是苦難。當一切都成為過去，在其中體味最深刻的還是只有黃婉秋本人。十六七歲唱彩調的姑娘，上了當年第一大娛樂媒體的電影銀幕，感受自然綿綿。之後《劉三姐》遭遇時代變故，遭到停播禁演，反而保留了一點冰凍的記憶和習慣。新世紀的改編熱讓經典的《劉三姐》題材也不能倖免，但黃婉秋最自豪的還是，這麼多的版本，影響和藝術成就都遠遠不如她的舊作，就像劉曉慶曾經對她感慨過的：“你一個劉三姐吃了一輩子，值了！我們多少演員一輩子忙碌拍片無數也難以讓人們記住！”即使仍然還在旅途，黃婉秋也如此說：“如果有人叫‘劉三姐’，那一定是在叫我。‘劉三姐’是伴隨我一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