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旺嘉措

民國4年（1915年），阿旺嘉措赴藏繼續修佛深造。在拉薩，他不僅專主修習經典，同時對藏族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等很感舉，對政治動態和時局變化也頗關心。出於拳拳愛國之心，每每對他了解到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葉，世界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利用“傳教”“遊歷”“探險”和“通商”等方式在藏區多次進行陰謀活動，橫行肆虐，為所欲為，進而發展到光緒十四年（1888年）和光緒三十年（1904年）兩次侵略西藏，非法霸佔我國領土，脅迫噶廈地方政府簽訂非法的不平等條約，妄圖將西藏從祖國的版圖中分裂出去，成為帝國主義附庸殖民地這一恥辱的歷史后，心中便一陣陣地顫痛……。民國16年（1927年），阿旺嘉措以出色的成績，贏得了“格西”學位。

民國際法2年（193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不久，熱振活佛選為攝政王，時值色拉寺傑扎倉改選堪布，由於熱振活佛曾與阿旺嘉措是同窗學友，彼此相濡以沫。因而，當眾僧們舉薦熟稔經籍、為人公正的阿旺嘉措為堪布時，很快得到了熱振的批准。

阿旺嘉措和熱振活佛有著共同的反帝愛國思想。熱振當政后，西藏地方和祖國的關係有了進一步改善。他曾領導三大寺僧眾祈禱祖國抗日戰爭勝利，並採取了一些措施，打擊了西藏地方政府中親英勢力的分裂活動。阿旺嘉措對此非常讚賞，以積極的態度支持他；當親英勢力仇恨熱振，造謠誹謗，妄圖逼其下台召開所謂的熱振政績優劣大會時，阿旺嘉措義正嚴辭，歷述了熱振的功績，公開表示“有色拉寺就有攝政王熱振”；他還利用色拉寺堪布的聲望，號召和帶領僧眾揭露親英派的陰謀，反對他們的賣國行為。所以，親英派把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民國29年（1940年）底，熱振被迫暫辭攝政王位於達札。自親英勢力再次抬頭，他們明目張膽地進行背叛祖國、分裂西藏的罪惡活動。於此同時，英帝國主義藉機利用各種渠道，在西藏秘密活動，演出了一幕幕企圖分裂中國領土、侵佔西藏的醜劇。這期間，阿旺嘉措在積極支持熱振複位、奪回西藏地方政府大權的同時，秘密地串聯拉薩三大寺和其它寺廟之僧眾，上陳攝政王的地方政府，強烈要求撤消關閉英帝在拉薩開辦的“英語學校”。指出英帝“辦學”旨在進行文化滲透，為其培養親英分裂主義勢力。他號召大家如若進諫不被受，即聯合起來搗毀該校。近於壓力，噶廈地方政府只好停辦英語學校。但由此更加引起了英帝及新英勢力阿旺嘉措等人的仇恨。噶廈尋釁指斥色拉寺下屬扎倉藏有大量武器，勒令限期上交，阿旺嘉措拒絕了他們的命令。

民國34年（1945年）春，例行一年一度的西藏三大寺僧眾參加的燃燈節，傳召法會即將召開，可是色拉寺傑扎倉和阿巴扎倉不準備蒞會。這一破例行動雖經事後調解，色拉寺僧參加了法會，然噶廈政府感到很不光彩，認為是有意對抗，遂懷恨在心。經達扎攝政與譯倉密謀后，決定利用召后眾僧朝見達賴喇嘛之機，逮捕阿旺嘉措。他在得悉此事後，立即化裝逃跑。千里跋涉，歷經千辛萬苦，輾轉昌都、甘孜，經康定、成都，終於次年（1946年）2月抵達國民中央政府所在地棗重慶。在阿旺嘉措看來，熱振活佛具有反帝愛國主義思想，主張維護祖國統一，又曾受到過國民政府的冊封，西藏的穩定及安危，全繫於能否恢復熱振的攝政王地位。因此，他滿懷信心，親自覲見政府官員並上書中央政府，建議應該採取果斷措施，最好以武力進駐西藏，驅逐帝國主義分子，根除親帝勢力；同時派遣精幹人員去西藏學經，結合宗教教義宣傳三民主義；並表示如果中央對西藏採取積極措施，拉薩三大寺可以全力相助。他提出上述建議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中央政府以武力支持熱振複位，從而清除帝國主義在西藏的勢力。但是，事與願違，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反動派策劃發動內戰，根本無暇顧及邊陲安危，不僅不有採納他的意見，反將他軟禁於重慶歌樂山。阿旺嘉措並未因此而沉淪，仍然為祖國的前途、西藏的局勢憂慮焦急，每隔一個月向政府寫一封信，請求答覆有關解決西藏的要求。可是多次的函呈，只能是泥牛入海。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阿旺嘉措也獲得了新生。賀龍元帥接見了他，向他闡述了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就人民解放軍將進軍西藏完成統一祖國大業作了說明。阿旺嘉措深有感慨地說：“像我這樣處境危難的人，能夠受到共產黨高級將領的接見，是萬萬沒有想到的事，我的心情非常激動。”1950年輕月，西康藏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阿旺嘉措受命任副主任。（同年月日1月，西康藏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阿旺嘉措當選為副主席，后改為甘孜州副州長），以後歷任州中級人民法院院、州民族幹部學校校長等職務。曾膺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等。在職期間，他全身心地撲在工作上，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努力做宗教上層人員的工作，認真解決了一些由於歷史上反動統治階級造成的長期冤家械鬥糾紛。如巴塘縣東南區茨納羅絨與八美次登之間的械鬥糾紛；鄉城縣甲多秋扎與來貢達瓦之間的械鬥糾紛；稻城縣索瓦巴。桑頂與絨巴家之間的械鬥等等，他還參加了支援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和抗美援朝運動。

1956年2月，黨和政府領導甘孜州廣大農牧民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了民主改革運動。可是，一小撮不甘心失敗的人發動了武裝叛亂，他們打著“保護民族，保護宗教”的幌子，蠱惑人心、煽動群眾、破壞交通、搶劫財物、燒毀房屋、姦淫婦女，甚至危害革命幹部和無辜百姓。阿旺嘉措在平叛鬥爭中始終站在人民一邊，堅決擁護黨的民主改革，也經受了鍛煉。1959年，西藏發生了叛亂，阿旺嘉措義憤填膺，在同年月月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嚴厲地譴責了西藏少數上層反動集團發動的背叛祖國、破壞統一的反革命武裝叛亂，譴責了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支持叛亂、干涉我國內政的可恥行為；批駁了由印度外交官散發的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表示堅決擁護中央關於平息叛亂和對西藏工作的方針政策。為不使人民群眾蒙受少數反動分子的欺騙，他還向人們積極耐心地宣傳解釋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出：西藏地方政府一貫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是賣官鬻爵、貪污欺詐、腐敗黑暗的統治集團，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我們勢必貧窮落後，翻身農奴就會重新淪為奴隸。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民主改革，人民才能得到新生。共產黨就像爾吉仁布欽（蓮花生祖師），即是人民的救星，也我們佛教徒的救星。因為她是解救人民痛苦、處處為人民利益著想的。

1963年4月，阿旺嘉措奉命進京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雖然由於60年代極“左”思潮的影響，黨的統戰、民族、宗教政策遭到踐踏，也使佛協的內外工作陷於癱瘓。但是在此之前的1963～1964之間僅僅兩年時間內，他恪守其職，全力推動工作進展，為佛協的各項事務做了貢獻。特別是他在宗教外事友好往來方面，如與中日兩國佛教界和文化界舉行的唐代高僧鑒真和尚圓寂1200周年紀念活動；邀請亞洲九國舉行的紀念唐高僧、大翻譯家玄奘三藏法師圓寂1300周年紀念活動等方面成績尤為突出。

1968年12月6日，阿旺嘉措因病醫治無效，溘然長逝，享年74歲。他反帝愛國、忠於人民和為民族團結及區域自治做出的貢獻，永遠值得我們頌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