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千里

1904年考入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俄文專修師範班，1906年畢業。曾在南開中學和河北師範大學的前身——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任教，既是周恩來的老師，又是鄧穎超的老師。

鄧穎超說：“馬千里先生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他在青少年時期就懷有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之心、救國之志。”

1908年，馬千里考入張伯苓創辦的南開中學，畢業后被張伯苓挽留在校工作。1910年9月，時為學生的馬千里，與張伯苓的小妹、普育女學教習張祝春舉行新式婚禮，可謂開新風之先，天津《醒俗畫報》曾予報道。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馬千里得知北方革命軍——灤州新軍準備起義，當起義軍到達天津時準備策應。馬千里決意為建立民主國家盡綿薄之力，他勸說妻子：“清廷腐敗，不推翻它國家將亡，若國家亡了，哪還有什麼家?”馬千里最終說服新婚妻子而離家，此次策應因灤州新軍起義失敗而未能實現。

1915年，張伯苓代理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長，馬千里也隨同前往任教，任學校學監並執行校務。馬千里是一位新潮、熱情、親和的教習，鄧穎超曾這樣回憶：“他（馬千里）在南開中學任教的時候，對學生親如手足，沒有師生之分，凡南開中學學生所有的課外活動，如講演會、各種運動會，出版雜誌、報刊，以至話劇的演出，他都支持並積極參加，有時出現師生同台演出的往事美談（註：指1911年馬千里在南開表演新劇，粉墨登場扮演女角一事）。他到女師來任教時，工作認真負責，對學生也非常真摯，平易近人，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6年，齊璧亭任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張伯苓卸職，馬千里繼續留在女師任學監並執行校務。他以校為家，做事全力以赴，任勞任怨。1916年，女師舉行十周年校慶活動，馬千里全面負責校慶籌備工作，有時連續幾個星期都不能回家。一天，張祝春打電話告訴他，家中三個孩子都得了猩紅熱症。他回到家中，看到三個孩子的病都相當嚴重，他疼愛每一個孩子，又放不下學校的工作，只好安慰妻子來照顧孩子，又匆匆趕回學校。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天津學界迅速掀起反帝、反賣國賊、要求收回國家主權的愛國運動。抱有愛國志向的馬千里堅定地站在愛國學生一邊，投入到轟轟烈烈的運動中。由於他在愛國運動中的聲譽和地位，積極促成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女界愛國同志會和愛國工商界及其他愛國團體的聯合，成立了“天津各界聯合會”，馬千里親自任副會長。他還擔任“抵制日貨委員會”的主席，在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直隸軍閥省長曹銳和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對學生愛國運動採取高壓政策，先後封查了天津各界聯合會和學生聯合會，在馬千里和馬駿正在開會的時候，警察廳將二馬和各界聯合會的成員20人逮捕。1920年初，為要求釋放被捕人員和啟封各界聯合會、學生聯合會及抗議日本人在福州打死我愛國學生，各界群眾包圍省署去請願。學生聯合會派出周恩來、郭隆真、於方舟、張若茗四位代表與當局交涉，也立即被捕。他們被關押8個月之久，在獄中進行了絕食等形式的鬥爭。

“五四”運動后，馬千里創辦了《新民意報》，自任主編。該報追求愛國進步、支持女權運動，受到進步青年的歡迎。周恩來旅歐時，經常與馬千里通信來往，馬千里將周恩來寫的《警廳拘留記》、《檢廳日錄》在《新民意報》上發表。周恩來還多次給國內的鄧穎超寄信，也是托馬千里轉交鄧穎超。1921年，馬千里創辦天津達仁女校，任校長。這是一所開明、民主的女校，教員可以參加社會上的各種進步活動。當時，鄧穎超也被聘在女校任教，再次與馬千里合作共事。馬千里積極支持天津女界的活動，幫助鄧穎超等人組織女星社，協助劉清揚等女界人士創辦了全國唯一專門討論婦女問題的日報——《婦女日報》。1927年北伐戰爭之後，馬千里任河北省立一中（現天津市第三中學）校長，一如既往地熱心於愛國教育事業，為此，貢獻了畢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