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論

其主要觀點是認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隔著一道“萬里長城”，民主革命只能由資產階級領導，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反對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和建立工農民主專政，要求無產階級避免用“過分激烈的行動”嚇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后應有一個長久的停頓，反對立即向社會主義轉變。

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觀點，形成於其1923年《資產階級的革命和革命的資產階級》與《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兩文。“二次革命論”的名詞容易讓人聯想到1913年的“二次革命”，但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是討論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二次”指的是一共有兩次，而非“第二次”，這與孫中山發動的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無任何聯繫。

由俄國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提出的。兩者反對無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認為實現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事情，無產階級的領導只會使革命的規模縮小。

從進入19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西方反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革命已經結束，世界進入了 一個相對“和平”發展時期。在和平環境里，隨著各國自由主義改革的實行，工人階級獲得了長期以來爭取的最基本的政治民主權利。各國工人階級政黨的建立，國際間的團結與合作加強，第二國際應運而生。

到了1895年恩格斯與世長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公認的領袖，同時隨著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社會主義運動中也興起了一種漸進的較為溫和的思潮，他們不贊成暴力革命，宣傳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相信通過議會道路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理想。

其中改良主義的鼻祖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愛德華·伯恩施坦認為馬克思主義存在空想成分，自1896年起在《新時代》上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標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開始全面修正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者主張階級合作和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的社會主義，以改良主義的和平道路實現社會主義，描述了對社會主義內涵的新認識，開始把中產階級納入黨的社會基礎。

傳播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思潮與馬克思主義尖銳對立，列寧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曾對它進行了批判。修正主義為第二國際的考茨基等機會主義領袖所接受，並得到第二國際各國黨多數領袖的支持，成為當代民主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二次革命論”作為其觀點結論也被正式提出。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內出現的一種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前途問題 認識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理論。主要代表人物是陳獨秀。早在1920年，陳獨秀就提出：“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會主義，這是社會進化的一定軌道，中國也難以獨異”。1923年4月和12月，陳獨秀先後發表了《資產階級的革命和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等文，正式形成了他的“二次革命論”的右傾理論觀點。

陳獨秀把五四運動后中國的民主革命當作辛亥革命一樣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他認為這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同時，他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太幼稚，而資產階級力量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他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觀念和對階級力量的錯誤估計出發，得出了中國革命的公式：“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陳獨秀認為中國革命既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就應由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只能站在消極的幫助地位，民主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發展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只不過“獲得若干自由及擴大自己的能力之機會”。只有等到資本主義發達起來了，無產階級才可能進行本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即第二次革命。

這是一種反對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否認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的理論。

歷史證明，這種理論在中國是不正確的。“二次革命論”是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過程中的兩個緊密聯繫的階段割裂開來，硬要在兩個革命階段中間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和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

其錯誤就在於陳獨秀等人根本不懂得俄國十月革命后和中國五四運動后中國革命所處的新的時代特點與中國國情，不懂得近代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其錯誤還在於陳獨秀等人錯誤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過低的估計無產階級的力量和作用，誇大資產階級的力量，否定了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和革命作用，否定了共產黨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二次革命論”的實質是放棄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理論基礎，給中國革命造成過嚴重的危害。

這種理論同新民主主義思想是對立的。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本主義專政的階段。“二次革命論”恰恰是要橫插一個資產階級的專政的階段。其錯誤主要是否定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