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心元

1924年底，以小學教師身份作掩護，協助夏明翰建立瀏陽第一個農村黨支部。

1926年10月，主持召開中共瀏陽縣第一次代表大會，建立中共瀏陽縣委，任書記。

1927年2月，組織農民武裝，建立瀏陽工農義勇隊，任黨代表。1927年四五月出席在武漢召開的黨的五大，支持毛澤東等提出的武裝工農的主張。1927年5月21日，國民黨反動軍官許克詳叛變革命，發動“馬日事變”。潘心元率領近萬名瀏陽農軍參加圍攻長沙的鬥爭。

1928年，任湘東特委副書記，帶領游擊隊支持彭德懷等領導的平江起義。同年冬，任湖南省委委員、農民部部長。

1929年任中央巡視員，1930年2月當選為紅四、五、六軍總前委常委，曾任紅三軍代理政委、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委員，參加了紅軍第二次攻打長沙之戰。

1930年9月，由周恩來安排，潘心元赴浙南地區巡視黨務工作和軍事工作，同時任浙南紅十三軍政委。1930年12月，因叛徒出賣，在浙江省玉環縣被捕，英勇不屈，壯烈犧牲，年僅27歲。

1923年春初，潘心元在寒假后回到長沙，立即投入聲援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的鬥爭。不久，又參加省工團聯合會和省學聯發起成立的湖南外交後援會的活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拒不交還旅順大連。6月，他經夏明翰、田波揚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由於潘心元積極從事反帝愛國鬥爭和工農運動，1924年下學期，學校當局以“不務正業”為名，將他除名。中共湘區委決定，讓潘心元回瀏陽，開展工農群眾運動，發展黨的組織。

做發動農民的工作，潘心元首先從自家的長工、佃戶做起。他給一些佃戶開出一些借據和收條，要他們拿著這些借據和收條，到他母親那裡去抵租，以減輕這些佃戶的負擔。他還幫助佃戶聶本善，同他岳父周珥卿的退佃進行鬥爭。直氣得他岳父大吼：“你再不要上我的門!”他也寸步不讓：“你的門不幹凈，請我也不來!”他與農民站在一起，維護他們的利益。窮苦農民從他的正義之舉中，看到他是關心窮人的，同他開始有了共同的語言，團結在他周圍，與他一起鬥爭。

在發動群眾的同時，他注意物色培養積極分子，發展黨的組織。他於1924年冬在瀏陽北鄉，先後發展了小學教師郭起、農民趙金貴等十幾個人入黨，於1925年清明節組建了瀏陽農村黨支部。5月，又建立了烏龍鄉農民協會。到1926年10月，瀏陽黨的基層組織有了一定的發展，在此基礎上，召開了全縣黨員代表大會，建立了中共瀏陽地方執行委員會，潘心元當選為書記。

中共瀏陽縣地方執委會建立后，潘心元以主要精力領導工農群眾，堅決打擊地主豪紳的反動武裝。當時，在金縣各區鄉團防局的團丁達千餘人，有六七百手槍，老百姓稱它們叫“鄉軍閥”。這些惡勢力橫行鄉間，輕則派糧加捐，重則抓人殺人，是發展工農運動的主要障礙。1927年2月，他與羅納川商定，以國民黨縣黨部的名義，邀請各界代表和各團總來縣城開會，宣布各團防局槍支一律交縣農民協會接管，併當場逮捕了不肯交槍的普跡團總張梅村，處決了企圖叛亂的縣警備隊長唐秉忠，並將支持叛亂的縣長送交省民政廳處理。瀏陽工農武裝建立之後，被命名為瀏陽工農義勇隊，由潘心元兼任黨代表。後來，這支隊伍成為湘贛秋收起義的主力之一。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潘心元作為湖南九名代表之一，赴武昌參加了中共五大。會議期間，他給主持縣執委工作的同志寫了一封信，要求縣地方執委不管遇到什麼情況，都必須加強武裝鬥爭，不斷擴大武裝力量，要力爭“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立一個師，搞三千支槍。”返回瀏陽后，他全力抓武裝建設，一面加緊工農義勇隊的訓練，一面派幹部到四鄉發展和組建農民自衛軍。

長沙馬日事變后，按照中共湖南臨時省委的決定，他立即著手布置農軍攻打長沙，在全縣進行總動員。他在永安鎮設立前線作戰指揮部。在指揮部的軍事會議上，他下達進攻命令，將農軍分成兩路縱隊，於1927年5月31日會攻長沙。由於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農軍進至長沙小吳門附近，又奉命撤回瀏陽。

南昌起義前夕，潘心元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將瀏陽工農義勇隊與平江工農義勇隊集合，前往江西九江，準備編入賀龍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但他率隊沿修水河東下，1927年8月6日到達修水縣城時，才得知南昌起義部隊已南下廣東。在追趕南昌起義部隊中，潘心元部於奉新縣與盧德銘率領的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會合。在雙方的聯席會議上，他否定了繼續南下的主張，率部回到修水。然後，他去安源尋找湖南省委，部隊折回銅鼓待命。

1927年8月31日，潘心元在安源見到了毛澤東，並參加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主持召開的軍事負責人會議。會議作了1927年9月9日起義的部署，瀏陽工農義勇隊被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三團，由潘心元任黨代表，蘇先駿任團長。會後，他和毛澤東同赴銅鼓，直接指揮第三團的戰鬥，途中，在瀏陽七溪坳與十來個團丁相遇。為了掩護毛澤東，他走上前去說明他們是“布商”，然後故意抖落隨身攜帶的銀元。乘敵人搶撿銀元之際，他要毛澤東立即走開，而自己單獨往大路走去，有意把團丁引向自己方向，結果被捉住。在押解縣城途中，藉機逃脫。

1927年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第二團攻克瀏陽后被圍。他突出重圍后曾到文家市找毛澤東，但毛澤東已率部沿湘贛南下。他重去安源，再返平瀏醴開展游擊戰爭。

1927年冬，潘心元率人在瀏陽篙山上，建立瀏北游擊隊，並與從平江來的瀏醴平特委書記夏明翰一起，制定了奪取北盛團防局的計劃。

砰山團總歐陽益生慶祝50歲生日那天，潘心元帶領游擊隊以送禮的為名，混進大院，鎮壓了這個作惡多端的團總，奪走了全部槍支。

潘心元的廣泛活動，震動了反動當局，縣長四處張貼告示，懸賞捉拿他：“通緝共產黨匪首潘心元一名，有捕捉或獻首級者，賞大洋一千五百元。”潘心元看到后，在通緝令上用毛筆一改，變作：“捉到縣長譚鼎或獻來首級者，賞大銅板一枚”。回來后他對游擊隊員說：“本來一文不值，要是人家送來了，就給個銅板作紀念吧。”逗得眾人捧腹大笑。

經過一段時間的鬥爭，瀏陽游擊戰爭局面逐步打開。1928年1月，瀏陽劃歸湘東特委領導，代遠任特委書記，潘心元任副書記。

1927年7月22日，平江起義爆發。潘心元帶領游擊隊有力地支援了這次起義，以後還將收集到的子彈送給紅五軍第二縱隊，配合二縱隊在瀏陽殲滅了一批“挨戶團”，鎮壓了一些土豪劣紳，很多地方建立了區、鄉蘇維埃政權，開展了土地革命，使瀏陽成為湘鄂贛邊區工作最活躍的地方。這年冬，他被增選為湖南省委委員，擔任省委農民部長。

這時，潘心元根據游擊戰爭的特點，初步概括出幾條原則：“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晝伏夜出，化整為零，只要會打圈，不要會打仗。”

1929年4月，黨中央通知潘心元去蘇聯學習。得到通知，他滿心高興。他到達武漢后，得知中蘇邊界已被封鎖，只得換船改去上海。他在上海暫停的時間，寫下了《秋收起義前後瀏醴平的革命鬥爭》的報告給黨中央。在黨中央工作一段時間后，他以中央巡視員身份，前往湘贛紅軍部隊傳達黨的六大決議。他用彭清泉的化名，沿途參加過贛西特委召開的各縣黨的負責人聯席會議；到紅五軍軍部與彭德懷商談建立紅六軍的有關事宜。在湘贛邊界，他還召開了軍隊和地方黨的聯席會議，傳達黨的六大決議。

1930年2月7日，在毛澤東召開的紅四軍前委、紅五軍、六軍軍委、贛西特委聯席會議上，潘心元當選為總前委常委。當時，因紅三軍政委蔡會文未到職，由潘心元代理。紅三軍軍長黃公略在歡迎會上向三軍幹部介紹潘心元時，特意說：“這就是我常講的，用竹籃子給我送子彈的人。”

1930年6月，在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的指導下，紅軍決定攻打長沙。潘心元與黃公略率紅三軍編入紅一軍團，從萬載進入湖南后，先在文家市殲敵戴斗垣旅，繳獲槍支數千，輕重機槍30餘挺，子彈數萬發。為配合紅三軍團攻打長沙，紅三軍與瀏陽、醴陵赤衛總隊協同作戰，曾三次打下瀏陽縣城。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會師合編為紅一方面軍時，潘心元調任紅四軍政委，併當選為紅一方面軍前委委員、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8月底，紅一方面軍回師入贛，潘心元離開部隊，仍到湘鄂贛蘇區以中央巡視員身份指導工作。

1931年春，潘心元返回上海，向黨中央彙報了一年來在湘贛兩省巡視的情況。此時，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已統治黨中央，對他採取不信任態度，半年時間沒給他安排工作。經他再三請求，得周恩來支持，於8月被任命為中共浙江省委書記。他即與老戰友張侃乘海輪同赴溫州。這時，浙江省委的一個聯絡員叛變投敵，這個叛徒得知中共中央將派一位重要幹部來浙時，便帶著國民黨偵緝隊四處巡查。

潘心元與張侃登岸后，發現碼頭上軍警林立，戒備森嚴，氣氛不對，便和張侃分開行動。潘心元跳上一艘靠岸的貨船時，不料這船是運軍火的，被敵人當“嫌疑犯”扣留了。經一夜的折磨拷打，嚴刑審問，他未吐半點實情。敵人一時弄不清他的身份，又不敢放他，於是將他秘密殺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