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琅施塔得事件

1917年新生蘇維埃政權誕生僅半年多時間，就遭到了十多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聯合武裝干涉，與此同時，國內戰爭爆發。為了打贏戰爭，捍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和建設新社會，從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蘇俄政府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主要內容包括：實行工業國有化，剝奪剝奪者，加強勞動對資本的進攻，由沒收大企業到沒收中小企業；從糧食壟斷、禁止私人買賣糧食到餘糧徵集制，以保證城市居民和紅軍有飯吃；限制市場和私人貿易，實行商業國有化；推行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實行勞動義務制和勞動軍事化。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員會頒布法令，要求農民按照政府規定的數額交納農產品，交出全部餘糧和一部分口糧來支援紅軍和工人。為落實這項法令，蘇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攜帶著武器的征糧隊。征糧隊常常無視農民的懇求強行將農民的種子糧和最基本的口糧也徵集了上來，特別是將為數不少的中農甚至貧農當作富農給鎮壓或懲處了，這自然激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引發了暴動。

內戰結束后，蘇俄迫切進入正常發展的軌道，然而蘇維埃中央卻採取了空想的態度，將戰爭時期遺留下來的戰時共產主義作為發展戰略。由於不顧條件，強令大中企業全部收歸國有，致使不少企業減產或倒閉，1920年工業總產值下降為1917年的21%；取消一切私人貿易后，合作社和國營商業沒有相應發展，影響了日用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正常供應；工業生產的總管理局體製造成中央與地方的不協調，出現官僚主義滋長經濟效益低下現象；特別是餘糧收集制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嚴重偏差，徵收的不僅僅是餘糧，必需的口糧和飼料糧甚至種子糧都被徵收，嚴重破壞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損害農民的切身利益。

戰時共產主義無視俄國經濟的發展狀況，基本上排斥商品貨幣關係，採取純粹軍事、行政的手段和方法。上反映了俄共（布）在指導思想上存在急於超階段地直接實行社會主義的錯誤。特別是到1920年底國內革命戰爭基本結束的情況下，作為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不但沒有因非常時期結束而收縮，反而進一步加強。如餘糧收集制擴大到棉花、麻類、皮革等農副產品和經濟作物，國有化有大中企業推廣到廣大小企業，進一步取締一切私人貿易活動等等，這些措施遠遠超出了當時俄國社會能夠容納的水平，結果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和生產的下降。

1920年，托洛茨基從烏拉爾地區考察，得出結果，戰時共產主義必須終止，必須用糧食稅取代餘糧收集制，必須恢復市場。考察歸來，托洛茨基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了新經濟政策的雛形。然而，這一思想被否定。

接下來，蘇維埃開始掀起長時間的工會問題論戰，無視俄國社會的形勢發展。而此時，即1920年底到1921年春，各地爆發農民起義，工人罷工。動亂再也無法制止。

叛亂爆發

駐在彼得格勒海域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受彼得格勒騷動的影響，於1921年2月28日發動“叛亂”。他們在3月2日的集會上譴責共產黨血腥毀滅的三年。要求舉行新的完全自由的秘密選舉，要求言論自由，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平等分配食物，取消貿易限制，手工業和小工業自由發展，不得限制農民蓄養牲畜，等等。

他們在呼籲書上說，十月革命是在權利和自由的口號下取得的，而現在布爾什維克一黨獨攬大權，把專政的機器凌駕在其它社會主義政黨頭上、凌駕到工農兵頭上，應立即通過自由和秘密投票選舉新的蘇維埃，給與所有公民言論和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黨的特權地位，“任何政黨都不能享有特權並從國家領取經費”。一共兩萬六千水兵，其中兩千六百黨員，那種情況下有九百人退黨，就等著俄共（布）十大召開，等著列寧表態。

水兵的要求首先表達了對蘇維埃的嚴重不滿，其次宣布了對恢復農村經濟和商品經濟的要求，包含著濃厚的平均主義色彩，表明這是一次農民性質的起義。

叛亂的緣由

引至《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

作者：[俄]尤里·葉梅利亞諾夫

出版：譯林出版社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內幕使人可作這樣的推測，水兵們鬧事是受人挑撥的。引起的糧食上的困難是人為地製造的，在暴亂前幾天，水兵開始提出完全正當的要求，而季諾維也夫在《彼得格勒真理報》上發表了《胡搞》一文，指責喀琅施塔得駐防軍進行反革命活動。許多人認為，這篇文章起了暴動的起爆器的作用。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暴動開始前的兩個星期，巴黎的三家報紙就作了預告。與此同時，以危言聳聽出名的季諾維也夫，這一次卻沒有敲警鐘。看來有人竭力想事先告訴全世界關於暴動的事，甚至趕在它的主要參加者下決心之前這樣做。

可以作這樣的推測，喀琅施塔得叛亂是季諾維也夫及其支持者挑動的，目的是為了把代表大會的注意力轉移到新的尖銳問題上，迫使托洛茨基離開莫斯科前去解決。應該說，從1917年10月列寧譴責他的“工賊行為”后，季諾維也夫已不被列為有影響的國務活動家。從1919年3月到1921年3月，他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在“工會問題爭論”的過程中，他起勁地捍衛列寧的綱領。他的努力得到了酬報：十大后季諾維也夫進入了政治局。到這時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恢復了革命前他們在黨的領導集團中的地位。列寧患病期間，季諾維也夫曾代替列寧在黨代表大會上作中央委員會的報告，而加米涅夫則接替他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這並不是偶然的。

在不排除季諾維也夫在挑起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亂上所起的作用的同時，不能只以此來解釋發生的事件。那個給伊里亞·布里坦寫信的人肯定地說，托洛茨基本人也害怕在代表大會上進行公開的搏鬥，意識到將會有很多代表跟著列寧走。也可能托洛茨基還沒有為依靠黨內會跟他走的那部分人奪取國家政權做好準備。由於這些原因，托洛茨基可能樂意進行幕後交易。在叛亂前，托洛茨基在美國認識的一些美國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出現在喀琅施塔得，這會使人覺得托洛茨基可能插手了挑起叛亂的事，目的是為了以鎮壓“反革命叛亂”的冠冕堂皇的借口離開代表大會，扔下自己的支持者。而喀琅施塔得叛亂的水兵和鎮壓他們的叛亂的紅軍戰士當中一些人卻為這些政治投機犧牲了生命。

平息叛亂

面對這種形勢，列寧在派加里寧作為政府特使前往勸說水兵停止叛亂無效后，決定採取武力鎮壓措施。他說，“我要讓你們幾十年裡不敢再打反對派的念頭。”並立即派後來成為蘇聯紅軍中最年輕勇敢而且有智慧的元帥圖哈切夫斯基率領8萬紅軍前往鎮壓。隨後陸海軍人民委員托洛茨基也前往督戰。托洛茨基很不情願地帶領大批軍隊開赴喀琅施塔得。其間因冰河開裂，不少士兵未投入戰鬥便溺水身亡。托洛茨基命令，水兵若不投降，就像打靶一樣，一個一個地擊斃。果然水兵沒有一個願意放下武器。圖哈切夫斯基就用大炮重重轟擊喀琅施塔得，最後在契卡（cheka-全俄肅反委員會）部隊趕赴現場后，水兵“叛亂”終於被徹底壓下去。

水兵反抗之激烈和堅決，使大約一萬紅軍被打死、致殘或失蹤。連托落茨基也驚呼從未見過如此以死抵抗的叛亂者。而喀琅施塔水兵隊伍約有26000人，沒有一個人投降。被俘的人，少數人經審判后被處決，大多數人未經審判就被處決或被送入契卡集中營。

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激烈反抗行為也深深震撼了列寧。3月15日，他立即召開了布爾什維克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宣布停止執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實施新經濟政策，努力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撫慰人民不滿，保住蘇維埃政權。同時，派出約300名有軍事經驗的代表加強第7 團軍。

經過激烈戰鬥，紅軍於3月18日晨佔領了要塞，平定了叛亂。最後兩萬六千人中，八千人跑到芬蘭，處決兩千六百多人，判刑六千多人，有一千多人內控。二戰以後斯大林又把逃到芬蘭的人捕捉回來，關到集中營里去。

事後，據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公布的材料，海軍中30%的黨員參加了起義，40%的黨員宣布中立。

新經濟政策的實行

久拖不決的新經濟政策終於得到實行，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以徵收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農民按國家規定交納一定的糧食稅，超過稅額的餘糧歸個人所有，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1922年，政府通過《土地法令大綱》，允許農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蘇維埃監督下出租土地和雇傭工人。在流通方面，1921年5月，蘇維埃政權通過關於交換的法令，宣布實行產品交換。

國家通過合作社組織工業品同農民手中餘糧直接交換。同時，允許私人在地方範圍內進行商業往來。在工業方面，一切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廠礦企業仍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經營。而中小企業和國家暫時無力興辦的企業則允許私人經營。1920年11月，人民委員會發布租讓法令，允許外國資本家在蘇俄經營租讓企業或同蘇維埃國家組織合營股份公司。新經濟政策的實行，重新建立了工業與農業之間正常的經濟聯繫，使社會經濟得以恢復，受到廣大人民，特別是農民的歡迎，使1921年的危機迅速得到克服。

而喀琅施塔得海軍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都扮演了先鋒的角色。喀琅施塔得要塞位於彼得格勒的出海口，是波羅的海艦隊的主要基地。

1917年2月，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水兵爆發起義，3月分佈在其他基地的整個波羅的海艦隊水兵起義。11月7日，波羅的海艦隊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炮擊冬宮，發出了十月革命開始的信號。而這發出十月革命第一炮的戰艦，正是從喀琅施塔得基地開出的。事實上，早在1905年俄國黑海艦隊戰列艦波特馬金號的水手就發生過起義。

蘇聯解體后的1994年1月11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發布命令，宣布參與喀琅施塔得事件者無罪，暴動終獲平反昭雪。

暴動被蘇俄領導人定性為“反革命叛亂”

暴動一發生，布爾什維克黨和蘇俄政府領導人就給暴動定性為“受外國勢力支持的白衛軍分子、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的反革命叛亂”。1921年3月2日，由蘇俄政府勞動國防委員會主席列寧、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聯合署名的《蘇俄勞動國防委員會的號召書》，則更明確地將這起軍人暴動定性為“白衛軍的新的陰謀”，“舊俄將軍科茲洛夫斯基和‘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軍艦的叛亂”。

上述定性，成為後來蘇聯政府一直延續下來的官方說法，如1980年蘇聯百科全書出版社首次出版、1983年再版的《蘇聯百科辭典》，就將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稱作“喀琅施塔得叛亂”：“1921年2月28日至3月18日在喀琅施塔得發生的反對蘇維埃的叛亂，由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孟什維克分子勾結白衛軍和外國干涉者策劃。紅軍部隊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代表們的參與下，平息了叛亂。”一直至1991年底蘇聯解體，這種定性不曾有過改變。

然而，隨著蘇聯解體和大量檔案文件的解密，有關這次暴動的檔案文件也得以面世。這些解密檔案文件表明：上述的官方說法是錯誤的，暴動者們蒙冤數十年。

暴動的真正原因

從解密檔案文件中找不出可以支撐蘇聯官方界說成立的文獻根據，相反，這些文件表明：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並不是由什麼政治組織事先預謀策劃的，而是自發的。

比如，在暴動被蘇俄政府鎮壓后，全俄肅反委員會特派員阿格拉諾夫於1921年4月5日，呈交給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團關於暴動調查結果的報告就指出：“偵查材料無法確定，在兵變發生之前，反革命組織在要塞指揮人員中做過什麼工作，也未發現協約國間諜的活動。運動的整個過程都說明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如果兵變是由某個在它發生之前就存在的秘密組織發起的，那麼這個組織無論如何不會把它安排在那個時候，因為剩下的燃料、糧食儲備僅夠兩周用，而且在冰面解凍之前也有太長的時間可以安排。”

這份報告還揭示了喀琅施塔得軍民對於蘇俄政府所聲稱的兵變的發動者是協約國間諜和沙俄將軍等說辭的強烈反應：“這裡值得注意的一個情況是，彼得格勒國防委員會勞動防衛會議對喀琅施塔得居民發出的號召激怒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號召說協約國間諜和科茲洛夫斯基將軍是兵變的發動者。而當時廣大的群眾幾乎不知道誰是科茲洛夫斯基。另一方面，群眾自己覺悟到這一運動的自發性而更加相信群眾自身的力量，他們充滿了好戰的熱情，認為白衛軍間諜不可能在他們中間工作。幾乎所有的蘇維埃政府的號召不經刪減地就刊登在喀琅施塔得報刊上。”

這份報告還明確指出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與蘇俄境內外的反革命政黨或組織沒有聯繫：“……這樣的聯繫並未建立。正如我已經指出的那樣，兵變是自發產生的，要塞的幾乎所有居民和駐防軍都捲入了這一漩渦……這一運動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制度的反映，是農民和工人階級的落後階層對蘇維埃政權糧食政策的不滿，是他們對政權加於小私有者自由周轉上的桎梏的公開反抗。原料危機，隨後發生的縮減運輸工具和部分工業企業停產，飢餓加劇——所有這些都加速了不滿的爆發。”

這裡所說的“對蘇維埃政權糧食政策的不滿”，“他們對政權加於小私有者自由周轉上的桎梏的公開反抗”，實際上揭示了暴動的真正原因，那就是蘇俄政府長期推行的軍事共產主義政策已經激起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並最終釀成政治危機。1917年新生蘇維埃政權誕生僅半年多時間，就遭到了十多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聯合武裝干涉，與此同時，國內戰爭爆發。為了打贏戰爭，捍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和建設新社會，從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蘇俄政府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主要內容包括：實行工業國有化，剝奪剝奪者，加強勞動對資本的進攻，由沒收大企業到沒收中小企業；從糧食壟斷、禁止私人買賣糧食到餘糧徵集制，以保證城市居民和紅軍有飯吃；限制市場和私人貿易，實行商業國有化；推行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實行勞動義務制和勞動軍事化。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員會頒布法令，要求農民按照政府規定的數額交納農產品，交出全部餘糧和一部分口糧來支援紅軍和工人。為落實這項法令，蘇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攜帶著武器的征糧隊。征糧隊常常無視農民的懇求強行將農民的種子糧和最基本的口糧也徵集了上來，特別是將為數不少的中農甚至貧農當作富農給鎮壓或懲處了，這自然激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引發了暴動。

而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大多來自南俄和烏克蘭農業區的年輕農民。他們或通過休假的方式，或通過書信的方式，始終跟故鄉農村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對農村、農民以及農業的狀況一清二楚。農民們日益激烈的不滿情緒，廣大農村地區日益加劇的衝突、仇視和反抗，農業的凋敝敗落，無不深刻地刺激並影響著這些水兵們。在關於暴動的調查報告中，全俄肅反委員會特派員阿格拉諾夫就寫道：“……對一些暴動參加者的審訊表明：海軍和紅軍中的不滿情緒幾乎同農民一樣激烈，難以控制的不滿情緒主要由從家鄉農村傳來的消息而鬱積起來的，這些人一直同農村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家鄉常常給他們捎來關於農村經濟危機、地方政府濫用權力、餘糧徵集的不堪重負等等的壞消息……”

暴動被鎮壓，兩千人被處決

1921年3月1日，喀琅施塔得暴動水兵召開全體會議並通過了一個決議，主要提出了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要求，如經濟方面的要求主要有：“對全體勞動者均等供應口糧”，“實行工會和農民聯盟集會自由”，“應給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的全權，因為他們希望這樣，並希望有以自身的力量而不是僱用勞力餵養和使用的牲畜”，“允許以自身的力量進行自由手工業生產”。政治方面的要求主要有：“鑒於現蘇維埃不能代表工人和農民的意志，應立刻通過無記名投票重新選舉蘇維埃，在選舉前應對全體工人和農民進行公開的事先宣傳”，“對工人、農民、無政府主義者、左翼社會黨派實行言論和出版自由”，“立刻撤除所有阻擊隊”，“撤銷各類政治部，因為任何一個黨都不能享有宣傳自己思想的特權……代之應建立由當地選舉的文化教育委員會，由國家撥給其資金”，“我們要求所有決議廣泛地在報刊上公布”。3月3日，彼得格勒省肅反委員會呈交給全俄肅反委員會的密電中全文抄錄了這份決議。

應當說，布爾什維克黨和蘇俄政府領導人在掌握了這份決議后，是比較清楚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動並不存在協約國、白衛軍、沙俄將軍等背景的，這也不是什麼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孟什維克分子策劃的陰謀，而是同當時蘇俄境內多處爆發的農民暴動及其他社會衝突一樣，是廣大民眾對“軍事共產主義政策”不滿和憤怒的又一次集中爆發。

1921年4月18日，即軍人暴動被徹底平定后，全俄肅反委員會負責人薩姆索諾夫給芬蘭邊界特別防衛部發了一份密電，要求對方“緊急電告：有沒有確切的資料可以證明左派社會革命黨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起了領導作用。公告需要你們所擁有的確切資料才能確定”。這份密電錶明，即便在暴動被徹底平定后，蘇俄政府仍沒有掌握暴動是社會革命黨人策劃的陰謀的證據。

既然沒有掌握證據，蘇俄領導人為何一獲悉暴動的消息，就將暴動定性為“受外國勢力支持的白衛軍分子、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的反革命叛亂”呢？這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黨和蘇俄政府領導人的一種政治策略，是為鎮壓這場暴動提供正當的理由。一如他們將當時蘇俄境內多地爆發的農民暴動稱為“盜匪活動”，這些暴動都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提出了質疑、構成了威脅。

1921年3月2日，列寧、托洛茨基聯合署名的《蘇俄勞動國防委員會的號召書》稱： “勞動國防委員會決定”，“宣布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戒嚴”。同一天，彼得格勒軍事委員會宣布對彼得格勒防區實施戒嚴的命令：“……對於不執行上述命令的犯罪分子，應按戒嚴法予以查辦。如若在街上有人群聚集，部隊可動用武器。如有抵抗者，一律就地槍決！”3月8日，對喀琅施塔得水兵的鎮壓行動全面展開。3月14日北方軍隊集群司令下達了關於強攻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命令：“在奪取要塞時應嚴厲鎮壓兵變者，處決那裡的士兵不要有絲毫的憐憫。在要塞不要讓士兵耽誤一分鐘，應讓他們儘快去達到戰鬥任務的最終目的。”3月17日，第七集團軍司令圖哈切夫斯基向南方、北方軍隊集群再次下達了關於強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南方軍隊集群司令今天應最終佔領城市，並在其中實行鐵的紀律”，“在協同下充分利用炮兵部隊進行城市中的巷戰”。也正是在這份命令中，圖哈切夫斯基命令：“炮監應下令不晚於明天用窒息性氣體和有毒氣體的炸彈向‘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發起進攻”。

成千上萬具屍體被留在結冰的波羅的海上，隨著冰的融化產生了污染芬蘭灣水區的問題，直到3個月後才得以解決。根據解密檔案文件，從3月20日到4月15日，共計3000名“積極的叛亂分子”被捕，其中40%的人被處以極刑。到1921年夏，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團、共和國芬蘭邊界防衛特別部代表團、芬蘭邊界防衛特別部喀琅施塔得專門處特別三人小組和彼得格勒軍區軍事法庭共計對2103人判處了槍決，對6459人判處了刑期不等的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