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士

王青士

王青士,1907出生於瀋陽,祖籍安徽霍邱。1923年入北京俄文法政大學讀書,結識當時在法政大學任教的瞿秋白,逐步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加入改組后的國民黨。加入過“未名社”。

人物簡介


王青士(1907—1931),原名王之綰,化名王青石、汪秋實。出生在霍邱城關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父親王人鵬,字友梅,民國初年曾任秋浦(今安徽東至縣)、亳縣、來安縣等知事。母親宣氏系河南鹿邑縣人,幼年遭慌亂,父母餓死,哥嫂攜其逃至霍邱。無計糊口,不得已將妹妹賣與王姓為婢,后納宣氏為妾,生二子二女,長子青士,次子冶秋。王青士母親出生貧苦,在家中地位卑微,受盡人間折磨和封建勢力的種種欺凌,孩子也是在被侮辱與譏咒的環境中長大。所以,王青士幼年雖然過的是“少爺”生活,上了“洋學堂”,生活也算是富裕的,可是對於封建家庭極為厭惡,對黑暗社會極為憎恨。1919年高小畢業,1920年春,年僅13歲的王青士就告別家鄉,遠離親人,帶領弟弟王冶秋到北京求學,他把弟弟安排到北京西山中學讀書。自己在北京美術研究會旁聽,學習繪畫和攝影。此時,正值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香港海員大罷工、安源路礦大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接踵而起,王青士對這些罷工鬥爭十分關注和同情。北京的黨組織在青年學生中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王青士接受最快,他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和其他革命書刊,思想上開始發展劇烈的變化,很快投入了中國革命的浪潮。
1923年,王青士進入北京東總布衚衕的一所俄文法政學校讀書。不久,通過同學瞿雲白,認識了在這裡任教的瞿秋白(瞿雲白的哥哥),在秋白的教育和影響下,王青士覺悟不斷提高,1924年,他加入了執行新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的國民黨。他多次與同學們一起,上街散發傳單,張貼標語,發表演說。王青士的活動引起反動當局的注意,受到偵緝隊監視,在北京無法繼續進行工作。1926年,他離開法政學校,回到霍邱家鄉。在城關開辦了一所“開明書店”,主要經銷新書新報。他還乘著讀者來買書的機會,宣傳新思想、新文化,使閉塞的家鄉人民耳目一新。1927年底,由王冶秋、李何林兩人介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8年7月27日晚,霍邱舉行“文字暴動”。王青士和王冶秋擔任城北新店埠一帶的散發傳單工作。這一行動轟動了整個皖北,國民黨反動派和地主豪紳驚恐萬狀,次日敵人出動大批軍警,進行搜捕。他們從印傳單的油印機上找到線索,首先搜查了霍邱高等小學和開明書店,面臨這一嚴重危險關頭,縣委果斷地作出決定,將已暴露的黨員首先撤退。於是,李何林到了北平未名社。王青士、王冶秋、李立果等從潤河集乘船,離開霍邱到了上海。夏去秋來,在上海住了幾個月,一直沒有找到黨組織,無可奈何,他們便離開上海去北平。
1928年10月,王青士等來到未名社。不久,王青士在北平找到了黨組織,接上了關係。1929年初,黨組織派他負責北平沙灘一帶共青團支部的工作。這時,王青士的公開職業是未名社門市部的店伙,他和李何林一起,分工書刊印刷、校對,出售各進步書店、出版社交換來的書刊。擅長繪畫的王青士經常為新書設計封面和畫廣告,他畫的廣告立意新穎,獨具一格,廣告畫前常常吸引許多青年工人和學生。未名社共出書二十餘種,除少數由陶元慶、孫福熙設計外,其餘未署設計者名字的封面,均處於王青士之手。他為曹靖華譯的《煙袋》和另一本譯書設計的封面,魯迅先生都很欣賞。
王青士白天在書店裡工作,晚上進行秘密活動。那時,北平的白色恐怖很嚴重,黨的機關經常遭到破壞。王青士怕給未名社帶來麻煩,向黨組織請示后,決定離開未名社。1930年初,青士離開未名社后,擔任北平團市委書記,他精力充沛,工作認真,在艱苦惡劣的環境中忘我地為革命工作著。
1930年春夏之交,王青士受黨組織的派遣,到太原任山西特委書記。原來,大革命失敗后,山西省委遭到敵人破壞,不少黨員幹部被捕、犧牲,黨組織癱瘓,黨員情緒低落。王青士到太原后,立即進行黨組織的恢復和整頓工作。他以太原兵工廠為重點,積極開展工人運動,有時趕製宣傳品,他親自刻鋼板,印傳單,徹夜不眠,經過幾個月的努力,陝西特委的工作很有起色。是年冬天,山西特委改為山西省委,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劉天章任省委書記。王青士離開山西后一度調到順直(河北)工作。不久,又肩負重任到山東,和張含輝、吳亞魯一起組建山東新省委。新省委建立后他任省委組織部長兼青島市委書記。
1931年1月,王青士代表山東省委到上海參加黨的六屆四中全會。1月17日,由於叛徒告密,在漢口路222號東方旅社31號房間被捕。2月7日深夜,王青士和同時被捕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柔石等24人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於龍華。
解放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在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舊址找到了他們的遺骸,移葬於大場公墓。龍華烈士紀念館里陳列著王青士等24名烈士的照片和事迹,供人們瞻仰。

永遠的豐碑


王青士:碧血丹心照龍華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他憤然退出國民黨,並於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霍邱秘密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發動農民群眾,建立農民協會,並參與組織和領導了1928年7月的霍邱七二七暴動。暴動失利后,他遭反動當局通緝,先後任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中共北平市委書記。1930年夏,他受黨的派遣到山西,任中共太原特委書記,後任中共山西特委委員兼組織部長,為整頓和恢復遭到嚴重破壞的山西黨組織做了大量工作。中共山東臨時省委重建后,王青士任組織部長兼青島市委書記。
1931年1月,王青士化名汪秋實,代表山東黨組織,到上海參加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會上,他與一些同志一起,反對王明及其追隨者提出的“左”的錯誤。
1月17日,由於叛徒告密,王青士與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共產黨員和革命者一起,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逮捕。2月7日,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時年24歲。

人物事迹


王青士10歲那年,在奉天(瀋陽)銅元局做官的父親就去世了。孤兒寡母,寄食異鄉,生活無著,母親就領著一家大小五口人從奉天回到安徽霍丘縣的老家。然而,王氏親戚對這位寡婦不僅冷眼相看,而且還罵這些孩子是“丫頭”生的,四個孩子時時承受著無情的凌辱。王青士就是在這種侮辱和咒罵聲中成長起來的。
1920年夏天,王青士讀完了小學。因霍丘沒有中學,而王青士又十分嚮往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北京,於是在說服了母親之後,他就和弟弟王冶秋一同去北京求學。
來到北京后,他首先把弟弟王冶秋安排在北京西山中學讀書。王青士又根據自己的愛好,加入了北平美術研究會,在那裡旁聽、學習繪畫和攝影;不久,又進了俄文政治學校。在俄文政治學校里,他曾參加由北京大學組織的學生運動,後來又參加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誓死爭回旅大、取消賣國“二十一條”的愛國運動。由於王青士經常參加各種政治運動,因此使他失去了畢業后赴蘇聯留學的機會。同時,他的正義愛國行動也引起了反動當局的恐懼和仇恨,對他開始了監視。於是他氣憤地退了學,於1926年回到安徽霍丘老家暫居。
為了傳播進步思想,增長人們的知識,王青士在霍丘城裡開了一家門面不大的“開明書屋”。這在一個縣城來說還是一件新鮮事,很能啟發這個比較閉塞的山村小縣的土戶鄉民。因此,這個書店就顯得頗為興旺景氣。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白色恐怖籠罩著中華大地。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已經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王冶秋,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此時,王青士的同窗好友李何林也是共產黨員,也回到了霍丘。這一來,“開明書屋”和王青士的家,自然成了他們聚會的地方,書店的任務也就更加明確了。1927年底,王青士正式向王冶秋、李何林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得到了他們的贊同,並經他的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王青士經常跟同志們秘密集會,學習革命道理,研究黨的各項工作。
黨的八七會議后,各地黨組織都在醞釀發動武裝起義和組織暴動。1927年冬天,陝北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人魏野疇來到了皖北阜陽,建立了中共黨組織,並與霍丘、葉集黨組織接上了組織關係。
根據中共皖北特委的指示,霍丘黨組織改為霍丘縣委,並決定進一步發展黨組織,擴大黨在群眾中的影響,為暴動做好準備工作。此時,王青士已深受群眾的擁護和愛戴,社交面也比較廣,奔走四方進行聯絡活動,在不長的時間內就發展了十餘名黨員,使霍丘縣黨的力量很快地發展壯大起來。
為了宣傳、鼓動農民暴動,中共霍丘縣委從李何林任校長的縣立高等小學借來了一部油印機。到了晚上,王青士帶領幾個黨、團員悄悄地到一座寺院,在一尊佛像背後,點起小油燈,為暴動油印了大批傳單。這時,正在準備暴動的各縣黨組織,突然接到阜陽暴動慘遭鎮壓的消息,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皖北。但霍丘縣委仍決定單獨舉行一次以散發革命傳單、張貼革命標語為鬥爭手段的“文字暴動”,以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縣委決定:如果“文字暴動’失敗就保存有生力量,迅速撤退,轉移革命力量,等待有利時機再戰。
在準備“文字暴動”時,王青士把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叛變革命以來,反動報紙公布的各地暴動消息作了統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全國就發動了大小暴動160餘次。他用這些活生生的材料教育黨團員,樹立對敵鬥爭的信心和決心。1928年7月27日,一夜之間,霍丘縣境內,橫跨200餘里的大小集鎮和鄉村,都撒遍了“打倒土豪劣紳”的傳單;大街小巷的牆上,到處貼滿了“蘇維埃政權萬歲”的標語。這次“文字暴動”把霍丘縣城和農村都轟動了,農民們拍手稱快,地主豪紳如坐針氈。“文字暴動”那天,正是新任國民黨縣長就職的第二天。這個縣長沒有想到“赤黨分子”用這種傳單和標語來給他一個“下馬威”,這使他大大惱火。第二天,敵縣長派了警備隊隊長孫庚山帶領大批軍警、民團,到處搜捕昨夜的“鬧事者”。他們從分析印刷傳單的油印機,找到了線索,首先襲擊縣立高等小學和開明書屋。李何林已隱蔽起來。王青士把藏匿在書店夾壁中的全縣黨、團員名冊焚為灰燼。當王青士趕到家中和親人告別時,孫庚山帶領警備隊闖進了前門,他立即從後院翻牆逃到一個佃戶家裡。
隨著暴動的失利,王青士、王冶秋、李烈飛等人已處在危急的困境中,最後只得去上海暫避風險。他們在上海苦尋了三個月也沒有接上組織關係,再次來到北平。此時,設在北平景山東街內西老衚衕的“未名社”,是魯迅先生主辦的七個出版社之一,是全國著名進步出版社。“未名社”包括魯迅共有六人。當時魯迅和曹靖華都在上海,其他四位是李霽野、台靜農、韋素園和韋叢蕪,恰巧都是安徽霍丘人,而李何林和李霽野又是安徽第三師範學校的老同學。靠著同鄉、同學的關係,王青士和李何林兩人就以“店伙”的身份參加了“未名社”的工作。
王青士是閑不住的“店伙”,稍有閑暇時,就到處打聽尋找組織。終於在1928年11月由婁凝光根據北京大學黨組織的指示,與王青士接頭。他找到了黨組織,后編入中共北大支部。王青士和李何林在“未名社”做校對、印刷方面的工作。因為王青士喜歡美術,不久他又為出版社的門市部畫廣告。王青士畫的廣告立意新穎,別具一格。他曾為曹靖華翻譯的蘇聯作家愛倫堡的名作《煙袋》畫廣告。他的廣告得到了出版社負責人的讚賞,就又交給他設計書籍封面的任務,現在我們能見到的有《第四十一》、《蠢貨》、《建塔者》等幾部封面設計作品。在“未名社”工作期間,王青士還擔任了北平沙灘地區的共青團的領導工作。黨和團的地下工作者,常常來這裡找他接頭聯繫工作,當時地下工作者趙赤萍、王林、王水劍等人都是“未名社”的常客。“未名社”成了名符其實的“地下聯絡站”。
1930年3月,全國左翼作家聯盟在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在上海成立。王青士接受上級指示,參與了北方“左聯”和“社聯”的工作。他在團結左翼文化工作者,宣傳黨的政策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反對國民黨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和文化“圍剿”等方面,也作出了許多貢獻。
1930年春夏之際,中共山西太原市委特派順直省委年輕的交通員高克亭,去天津順直省委機關所在地執行一項“特別任務”。當高克亭準備返回太原時,順直省委告訴他,黨中央決定在山西成立特委,由王青士任特委書記,要王青士、高克亭一起前往太原。王青士來到太原后,被安排在新民街李子和家居住。根據太原黨的情況,王青士深入基層,親自到各支部去進行教育工作。坐落在太原北門外四五華里的太原兵工廠,是山西工人最多的聚焦點。王青士親自到這裡開展工運工作。他在恢復和整頓山西黨組織的工作方面,是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的。
1930年,山東省委書記張金德、李克平等人不幸先後被捕,省委工作再次處於癱瘓狀態。11月底,王青士同張含輝、吳亞魯等一起來到山東,受命重建山東省委工作。12月初,王青士來到青島(當時省委所在地),聽取了中共青島市委書記韓良慧、羅石冰等關於山東、青島的情況彙報,根據上級指示組成山東臨時省委。王青士任省委組織部長,分管青島工作。
山東臨時省委組建后,王青士即於12月8日動身,去濰縣、益都、壽光、廣繞等縣,在這些地區黨組織的配合下,整頓和恢復了各縣縣委和地方支部的工作,並向他們傳達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決議精神,宣傳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的光輝思想和“深入土地革命,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
12月25日,王青士回到青島,繼續領導黨組織肅清李立三“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雖然王青士在山西工作期間,是李立三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和受害者,但是他能根據自己所犯錯誤的教訓,主動帶頭糾正,肅清影響。由於王青士的現身說法,使山東和青島的黨組織認識到盲動主義給革命帶來的危害,避免了新的損失。
1931年1月初,王青士離開青島去上海,以汪秋實的名字代表山東省黨組織參加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王青士堅決反對王明及其追隨者的錯誤路線,並在1月7日的會上,同反對王明的同志一起憤而退場,以示對錯誤路線的抗議。
在會議期間,王青士除了積極參加會議,同王明一夥作鬥爭外,還擠出時間,以“山東省臨委組織部長汪秋實”的名義,向黨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大綱。他在報告中說:“對於群眾鬥爭抓得不緊,布置不切實,空喊口號,政治口號與日常生活聯繫不好,往往斷送了鬥爭,或成了群眾的尾巴。應當抓住群眾目前的迫切要求,以發動廣大群眾的鬥爭,擴大群眾組織及群眾武裝的建立”,來促進革命形勢的發展。
1931年1月17日,對王明一夥不滿的同志,在上海三馬路東方旅社和天津路中山旅社兩處秘密舉行會議。會議由江蘇省省委委員何孟雄、作家李求實(即李偉森)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林育南等主持。參加會議的有“全總”、“海總”、上海、江蘇、山東及浙江黨組織的代表,王青士、羅石冰代表山東出席會議。此外還邀請了作家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等。
會議正在進行中,帝國主義租界工部局巡捕包圍了會場,將所有與會的同志全部逮捕。19日上午九時,上海特區法院第二分院開庭審判。法官匆匆忙忙宣讀了被告人姓名和“罪狀”后,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就把全體案犯引渡到龍華去。儘管大家不服判決,但仍被法警們強行押上囚車,解往龍華。
在審訊中,王青士和全體被捕者受盡酷刑,沒有一個人吐露出半點口供。
正在黨組織全力以赴進行營救的時刻,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接到南京方面拍來的第三次電報,傳達蔣介石的手諭,著令上海方面將這一案件全部“案犯”立即處決。
2月7日夜,看守長點過被押的24個人的名字后,又對照每個人的照片,叫大家蓋手印。這時,柔石大喊:“同志,這是執行書!我們不能蓋!”
同志們聽到柔石的呼聲后,立即象火山爆發似的發出一片怒吼:
“堅決不能蓋!”
“為什麼不敢公開審判!”
“什麼法庭,你們是一群豬?!”
“打倒國民黨反動派!”
審訊室里一片大亂,王青士等人和敵人撕打著,最後被用一條鏈子鎖上。同志們踏著大雪覆蓋的荒地,高喊著口號,掙扎著和敵人搏鬥。當大家在微弱的燈光下看到敵人已掘好的土坑,知道最後的時刻來到了。他們被敵人排成兩行,高唱著國際歌,面對敵人在黑暗中的黑洞洞槍口,迎接著最後的鬥爭。這時,敵人的機槍響了,在“共產黨萬歲”、“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呼喊聲中,王青士同其他23位同志一起壯烈的倒在殷紅的血泊之中。時年僅2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