驛站長

《驛站長》中作者以伊凡·披得羅維奇·別爾金為筆名敘述了驛站長薩姆松·維林辛酸悲慘的一生。其情節十分簡單：通過別爾金的三次經過驛站的所見所聞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小人物”故事。“我”第一次在風雪中來到一個偏僻的驛站時，遇到了驛站長和他活潑美麗的女兒杜尼婭，父女倆相依為命的日子，單調但也其樂融融。當“我”第二次在風雪中來到該釋站時，驛站長變得衰老，絮絮叨叨的訴說他的女兒杜妮婭被一個驃騎兵騙走了的經過。而最後“我”經過此地時，驛站長已經死了。

作者站在驛站長的墳前，給了帶路的小男孩幾個錢。那小男孩說，幾年前有一個官家少婦帶著兩個小少爺在這墳前哭了一場，給了帶路的他好多錢。

19世紀30年代，俄國經歷了1812年的衛國戰爭和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革命起義，衛國戰爭激發了俄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十二月黨人革命起義促發了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開展。此時俄國的社會體制極其落後，封建農奴制度嚴重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沙皇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企圖在思想上控制民眾的反叛，比如尼古拉一世提出所謂的“正統國民精神論”，頌揚俄國“東正教、專制制度、民族性”，企圖用宗教來遏制人們的反叛傾向。但西方的啟蒙思想和先進位度還是不可遏制地衝擊著俄國的傳統體制和文化觀念。普希金和19世紀的許多俄國知識分子一樣，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他徘徊在西方先進文化和俄國的宗法制文明之間。他熱愛人民和傳統文化，也深知傳統文化和宗教在民眾中的廣泛影響。但另一方面，他也意識到西方啟蒙文化對人們思想和思維習慣的衝擊。西方文化對於19世紀初期的俄國社會來說就像一把“雙刃劍”，其文化中以人為本的思想、強烈的個體意識激勵著人們追求個人幸福，但對個性和自我的過分追尋卻導致人們私慾的膨脹，引發家庭和倫理的悲劇。在普希金看來，《驛站長》中杜尼亞對愛情的追求是時代的產物。

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俄國社會處於動蕩不安的環境之中，人民生活不安定，因此應時代的特徵，現實主義文學產生了，而普希金的《驛站長》成為此類文學創作的開端。

維林

驛站長是個社會地位低微，下層貧苦的老人，他的生活充滿著屈辱和苦難，他的唯一安慰和幸福就是有一個聰敏、活潑的女兒，他與女兒相依為命。老站長對女兒深深的愛遠比一般的父愛要豐富的多，他的妻子死很早，僅留下這個人見人愛的女兒，又懂事、又伶俐，象她過世的母親，老站長是那麼地依賴自己的女兒。女兒杜尼婭是他孤獨生命中的唯一慰藉，把杜尼婭帶走了就等於帶走了他的一切，帶走了他的生命。

從性格上看，“小人物”維林是一個善良敦厚、待人和藹的老頭，忠於職守而又懦弱、凡事忍讓的小官吏，仁愛慈祥的父親。他為人溫頒，安於命運的安排，他認為“災難躲不了，命中注定的事難改”。這是“小人物”的控制局限。

他在明斯基面前帶著眼淚向對方懇求：“大人，請行行好吧”，當明斯基粗暴地把他推出來后，他只有安於苦難，選擇了放棄。另外，他愛自己的女兒，所以他放棄了要回自己的女兒，他用自己偉大父愛成全了女兒。即使歸還了女兒，結果也只能造成女兒的不幸。女兒愛著明斯基，女兒回來也得不到幸福。當他看到女兒身穿盛裝沉醉於愛情的幸福之中時，他驚呆了，作為一個為女兒著想的父親，他不忍心去破壞自己女兒的幸福。在這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女兒要與上層社會的明斯基相愛就必須捨棄自己的父親，在這種不公平的選擇面前，他成全了女兒的選擇。老站長偉大的父愛正體現了“小人物“身上真實的人性。

故事的結尾是一位漂亮的貴婦坐著六匹馬拉的轎式馬車，帶著三個孩子和一個奶媽，還有一條黑色的哈巴狗來到老站長的墳地上，那位貴太大躺在墳上哭了。杜尼婭並沒有像維林所擔心的那樣被拋棄和流浪街頭，而是一直得到明斯基的寵愛成為一位貴婦人，這個結局是維林原來的擔心顯得多餘，鬱郁而死的悲劇似乎是自己虛構所致，他按照自己的生活邏輯活著，可是生活卻跟他開了一個如此大的玩笑。這是一種“小人物”的邏輯，是“小人物”的生存法則，是“小人物”的必然悲劇。

杜尼婭

文章中的杜尼婭，美麗善良，善解人意，是愛與美的結合體，是主人公維林的幸福和希望。她勤勞能幹，能把家裡的事料理的井井有條，一個十四歲的小姑娘能做到如此地步，著實體現了她的能幹。同時，她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就是聽話，文章中表現在當明斯基自告奮勇順道送她到教堂時，她不是很興奮的立即答應，而是退疑未定的站著等待父親的態度。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她對父親的愛和依靠。當父親答應后，才順從的上了明斯基的馬車。十四歲正值青春期情竇初開的少女沒有反抗的隨著明斯基一直往更遠的地方走了。

明斯基

明斯基是一個驃騎兵軍官，是個上層人。他不僅年輕、身姿挺拔，而且有著貴族青年都有的傲慢和冷漠。當他遇到杜妮婭時，他的傲慢和冷漠就被感情所消融。他狂熱地愛上了杜妮婭，並輕而易舉地從無處伸冤的小人物維林那兒，搶走了他的心愛的女兒，這是現實社會賦予明斯基的特權。但要那個社會承認一個貴族青年對於一個平民少女的愛情，卻也不是易事。

作品主題

在這部作品中，作者拋棄自己的階級限制，普希金站在百姓的立場上，深深地為他們的悲慘命運而打動，這也是作者對以維林為代表的小人物形象的同情和憐憫，是作者人道主義精神的體現。如在“我”在省長的宴會上、受到了下人的冷落，這和驛站長在接待旅客時所受的侮辱一樣，讓作者覺得這是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境地，因此在這部作品中，普希金呼籲人們要對社會最底層的人民有一顆同情之心，希望這個社會能夠變成一個安定和諧，人人平等的社會，在這裡，所有人民都一樣而沒有地位、身份的差別，人格能夠得到充分的肯定，百姓相互之間理解關愛而沒有壓迫。作者是從人性的角度來進行思考的，在維林、杜尼婭，明斯基的悲劇里，他們每個人好像人都有過錯，但是他們每一個人所做的事情又都是他們所理所應當的，也是合乎情理之中的。我們能夠做的，只能是從社會這個大的背景下去分析，這幾個小人物的人生悲劇，不是他們個人所為，而是在這個時代的典型環境里，典型人物所必須做的選擇，那是人性的無奈，也是時代的無奈。年輕漂亮的杜尼婭，她也想念她多年不見的老父親，但是她卻不忍心放棄自己想要得到奢侈生活，而最終她還是沒有用親情改變自己的想法，離他的父親而去，而父親，想要保護女兒，不想讓女兒受到任何傷害，但是他卻只是一個普通人，他也無能為力。

在小說中作者把描寫的重點放在驛站長悲痛的境遇上，同時還讓驛站長的女兒跟著明斯基走後仍然獲得幸福。顯然，作者對小人物的同情是超過他對當時社會罪惡的批判的。與此同時，小說還有另一層意思，這就是對當時迫使站長父女不能重聚的這樣一個不人道的社會進行批評。

藝術特色

《驛站長》的結構是非常嚴整、筒潔、緊湊的。社會性主題自然地通過個人的命運獲得了鮮明的體現，使人感到乾淨利落，一氣呵成。

《驛站長》中，一次次情節的突轉表明：父女之愛，思女之情，難敵貴族老爺的歧視偏見和社會專制力量及特權的擺布。在這樣的社會裡老人小可能有美好幸福的命運，主人公命運的突轉和悲劇性結局，既是社會制度使然，又是俄羅斯底層小人物命運的真實寫照。

作品只用兩大部分“重複”的藝術性議論來構成情節，第一部也是演講式議論，普希金完全站在保護者的立場上替“小人物”鳴不平。第二部分緊接一般性的抽象議論而轉為個別性的具體形象論證，情節很簡單，僅借“我”從三次造訪釋站長維林的三個典型生活橫斷面，概括了維林苦難的一生，深挖了造成“小人物”悲劇的社會根源。作品中寫“我”三次都是帶著不祥的預感訪問驛站的，這不僅是結構上的承上啟下，更重要的是重申作家的立場觀點。第一次訪問，“我”在驛站看到的維林面色紅潤、精神矍礫；他的女兒杜尼婭聰明、伶俐，美貌驚人。這兒是“欲抑故縱”，以短暫的“幸福感”為悲劇效果埋下了伏筆。第二次訪問，維林倒敘的父女生離死別的懾人心魄的故事把情節推向高潮。這次“我”來到釋站，沒有見到杜尼婭，僅三四年時間維林就變成了一個脊背佝僂的衰朽老頭，他聲淚俱下地向“我”泣訴愛女被“浪子”明斯基拐騙走和自己四處尋女的遭遇。維林尋女三進明斯基公館的情節涌到了高潮的頂點。一進，維林在公館門口被明斯基用假言搪塞過去，茫然退到街上，怒而不發；二進，他懷著見女兒一面的“侈望”再次來到公館時，明斯基緊鎖廳門拒不見客，無奈而回；三進，他抱著最後的希望闖進明斯基家中，豈料“女兒相逢不相識”，驚叫一聲昏死在地，明斯基連罵帶推將他趕出門外，他忍氣吞聲回到驛站，從此萬念俱灰，一撅不振。第三次尋訪驛站時，維林已過世，驛站也被撤銷了，“我”在村邊找到了維林那荒涼的土墳。隨著這重複結構的逐次展開，如層層剝筍，步步深入，對比度次次加大，把貴族地主階級對“窮人”的殘酷壓迫和“小人物”逆來順受、馴良忍耐的宗教愚昧揭示得淋漓盡致，好比詩人的“七弦琴”迴環往複地奏出了維林由安樂到孤苦，終致憂鬱而死的悲劇主調，一遍遍扣擊著讀者的心弦，“使作者對貧困不幸者的憐憫之情，深入心曲”，進而不能不激起對野蠻的農奴制和宗教神權的仇恨。

普希金在這部作品里第一次廣泛、真實地反映了19世紀初至30年代俄國社會各階層的生活，描寫了貴族文學不屑一顧的小市民、小官吏，擴大了文學的題材範圍，使其更加面向生活。這是普希金世界觀的進步性和民主傾向的表現。

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1799-1837），俄國詩人。生於莫斯科。俄羅斯近代文學的奠基者和俄羅斯文學語言的創建者。他使俄羅斯文學走上了現實主義的道路，進入了世界文學的先進行列。主要作品有長詩《葉普蓋尼·奧涅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