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

李放是可當代藝術中心 學術主持之一，

1970年生於四川。1988—1992年就讀於四川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現生活、工作於北京。

2007 渾搭—十二人聯展紐約藝術空間·北京

2007 環鐵國際藝術展 北京環鐵國際藝術城

2007 反向運動展 環鐵老九開放工作室

2007 重啟·索家村國際藝術營展 北京索家村

2007 意·象—李放個人作品展 杭州印象畫廊

2007 長征計劃—延安回顧展 北京長征空間

2006 長征計劃—延安 延安大 學

2005 新意象第一回展 鹿野苑石刻藝術博物館

2004 里裡外外—中國當代藝術展 里昂當代美術館

2003 中日行為藝術交流計劃展 成都美術學院

2003 一日游—行走視覺展示 長江三峽沿途

2002 尋找—實驗藝術展 成都大學

2002 長征—一個行走中的視覺展示 井岡山

2002 存在/羽化—交叉藝術展 何多苓開放工作室

2001 拋物線/另類幸福—當代藝術匯展 羚羊畫廊

2001 當代藝術家精品展 四川省博物館

2000 生命之夜—當代藝術系列展 三一書店

1999 瞬間—二十世紀末的中國藝術 芝加哥大學藝術博物館

1999 九屆美展/四川省美展 四川省美術館

1998 世界華人書畫展 北京中國美術館

1997 第二屆中國靜物油畫展 北京中國美術館

1997 歐洲/當代中國藝術展 阿姆斯特丹國會大廈

1992 亞洲繪畫藝術大展 北京/新加坡

1991 四川省工筆人物畫展 四川省美術館

簡單說，藝術家和作家一樣，都是在詮釋生活中某種幸福或不幸福的狀態、事件和感覺，隨後賦之以形，或 敷之與彩，剩下的便是觀者的釋讀了，有的埋藏很深，很難讀，有的一看就明白，比如保羅·奧特布里奇那張著名的照片《戴著肉類包裝工手套的裸女》，淺層看，或許是鐵指甲和肌膚的對比，但那或許就是自虐快感的經典表現，這種閱讀需要一些理解的條件，但是，比爾·歐文斯的那張照片《我們真的很幸福。我們的孩子很健康。我們吃的很好，我們有個溫馨的家》，那就任何人都可以讀了，只要沒有智障。在現代繪畫里直接詮釋幸福，而十分有趣的便是漢密爾敦的《什麼造就了今天如此不一樣的家庭》，畫面裡面樣樣皆有，健美的男人，豐乳女人，錄音機，保姆，吸塵器，沙發，電視機……跟我們現在司空見慣的全球化生活一樣，但這幸福嗎？――這是種反諷。

若從我喜歡的藝術家來說，我更喜歡含蓄得多的Edward Hopper,他畫面中的窗口和光線是由孤寂疏通連接的，“幸福”變為一種光線，一種氛圍，多數情況是一種正在逼近的危險的“幸福”，事先張揚的“幸福”或“幸福的謀殺”，破案小說的氛圍奇怪地和小鎮環境結合在了一起。他的名作《曬太陽的人們》把對“幸福”的理解力表現到了一種及至。畫面中的五個人，把自己舒適的姿體交給了陽光，風景，甚至交腳躺椅的四條腿腿，空虛孤寂這種不可見的情緒油然變得可見，甚至一種類似“羅馬”的頹敗，傷感的幸福也隨那－片金色的田野飄然而至，難怪有許多美國知識分子特別喜歡他，幾年前，正因為Hopper，我和一個華裔美國精英有過神往。用李放的“憨痴”來解釋Hopper也是可行的，從內在關心的主題上看，強調本土文化性看，他們有相似的領域，只是表現方法一樣，圖象系統不一樣。

李放是從國畫轉到油畫的，參加過各種展覽，作過各種嘗試，但數年如一日慘淡經營的還是他的“憨痴的幸福”這一系列，算起來怕已有五年之久，當代畫壇，數年堅持一種狹窄題材的，恐怕沒幾個，最成功的是張曉剛。

“憨痴的幸福”的創作正好是從世紀初開始的，上個世紀末，中國經歷了一個變數，混亂悲觀，一下就從意識形態的精神亢奮躍入了對物質從未有過的渴慕，作為文化癥狀，那明顯是飢餓的一種反常化表現，飢餓既是一種生理疾病，也是一種精神疾病，跟“痛”的社會特徵一樣，黑貓白貓走兩個極端從來都是中國文化的特徵。物質生活是很容易塑造成形的，就像幸福感作為一種國家意識俯拾即是，一個平民在官場上沒有話語權，但在數字上，他卻有話語權，如此達到的幸福還從未這麼廣泛的平民化過。幸福更多的時候表現為一個數字，就像民間日常生活中最喜歡錶達的“幾位數”，證券公司的人也老在說“我們玩的是數字遊戲”，就像“萬”字在80年代十分有魅力，記得，那時我曾陪英國記者去採訪過本城一個做蚊帳發財的人，他的名字就叫“楊百萬”，上過美國時代新聞周刊，我們去見他時，他的幸福感溢於言表，很像“憨痴幸福”中某個飛翔的角色，如果意識形態當道，他就不會有這樣的境遇，因為在過去，他屬於“有問題的人”，但事過境遷，到了本世紀，我想他恐怕也就風光不再，因為“萬”字又成了弱勢群體的遊戲了，幸福量化的尺度又變了，身體感官也變了，――是不是中國人非得幸福反常化夠了，才能真正地理解幸福，李放的作品，肯定是想幫助人們，甚至不惜“恐嚇”人們，把握好身體的尺度，幸福的尺度，否則，你必將扭曲，成為一種災難。

可能是因為畫國畫的原因，李放在轉向油畫時，做了減法，拋棄了許多轉向者的通病，就是過於豐富的色彩，過於複雜的曲線，而是採用了極少主義的手法。“憨痴的幸福”基本上是用紅色和藍色兩種大色塊敷呈的，這種構成在西畫里可追述到表現主義，但紅色在中國卻具有特別的象徵意義，不啻是革命，而且，更多是一種溫馨，亮麗，也函蓋了身體的一種高度的本能和知覺，畫家更多是在這個層面上選擇色調的，藍色，無疑是憂鬱的代表色，兩者相疊，無疑使繪畫在“憨痴的幸福”這一主題中獲得了相當大的張力。“憨痴的幸福”從開始到最後，唯一的變化，便是早期用藍色渲染背景，用紅色畫肉身，後來，卻相反，肉身全用藍色敷衍，這大概和畫家越來越意識到肉身主體之悲觀有關。這種調整本身也很有趣，代表肉體感官的紅色轉而為具有社會學意味的背景，而憂鬱的氣氛，卻轉而為肉身這一空間。還有一個變化，那就是在過去純粹平面的背景中，畫家給出了地平線和雲彩，而黃色又局部地取代了紅色，形成了新的暗喻關係。因為黃色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貧窮土地的象徵，龍的象徵。藝術家並非社會學的佈道者，但是肉身的幸福滿足，換來土地自然生態的犧牲，這種殺雞取卵，本末倒置的全球化的問題，不能不成為藝術家關心的話題------鐘鳴（中國當代詩人、隨筆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