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葉

由於家境貧寒，他五、六歲就參加田間勞動。孩童時的紀葉，肩上過早地挑上了生活的擔子。他渴望學習。紀葉仍為繁榮電影創作、培養電影創作隊伍，兢兢業業地工作著，是位耕耘在電影百花園裡的辛勤園丁。

紀葉，電影劇作家。原名李英，筆名維竹或紀維竹。1923年農曆十一月十四日出生於山西省原平縣（六十年代前名為崞縣）上陽武村的一個下中農家庭。家中有四畝薄田。父親曾當過鄉村教師兼做祖傳中醫。由於家境貧寒，他五、六歲就參加田間勞動。孩童時的紀葉，肩上過早地挑上了生活的擔子。他渴望學習。紀葉仍為繁榮電影創作、培養電影創作隊伍，兢兢業業地工作著，是位耕耘在電影百花園裡的辛勤園丁。

紀葉

紀葉 (Ye Ji)

出生日期: 1923年11月14日

出生地點: 山西省原平縣

國 籍: 中國大陸

家中雖然經濟拮据，父親還是儘力供他上學，但他常因交不起學費被攆、受辱。儘管他聰敏好學，成績優異，可是，當他上到小學四年級時，終因家中生活困難，無力到外地高小求學。爛熟的課本已無法滿足他的求知慾，紀葉便從家中所藏的一些古書中翻揀出《水滸傳》、《三國演義》、《論語》等，愛不釋手。在老師的介紹影響下，他又接觸了蔣光慈、郁達夫的作品。文學藝術的天地，使他陶醉著迷。這對他以後進行文學創作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1937年，十四歲的紀葉，為了謀生，到朔縣一家雜貨鋪當學徒。不久，因“七·七”事變回到家鄉。在風起雲湧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八路軍來到上陽武村開展抗日救亡宣傳運動，點燃了他胸中的愛國主義火焰。紀葉在村子里加入了青少年救國會，並積極參加戲劇、歌詠的演出和辦牆報等活動。他熱愛共產黨、八路軍，渴望參加革命。1938年4月，年僅十五歲的紀葉興高采烈地參加了八路軍，在三五八旅忻崞代游擊支隊（后改為獨立一團）當通訊員，成為一名“紅小鬼”。以後，他又當上宣傳員、連隊文化教員，多次參加戰鬥。部隊里多是老紅軍，首長們喜歡他這個“紅小鬼”，啟發他的思想覺悟，關心他的文化學習。在部隊這個溫暖的革命大家庭里，他迅速成長。1938年10月，紀葉在戰火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徠1939年5月，紀葉被選拔到延安中央軍委警衛營（後為中央警衛團）歷任通訊員、連文書、青年隊隊長。從前線突然來到革命聖地延安，他感到延安的天空格外藍，延河的水格外甜。在高漲的革命熱情和濃郁的學習空氣中，他成為營里的文娛活動骨幹。由於他酷愛文學，1940年10月經部隊推薦，考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部隊藝術幹部訓練班（簡稱部干班）選學文學、戲劇。1941年6月轉入延安部隊藝術學校文學隊深造，併兼任第二屆文學隊隊長。這期間，他開始正式學習文學創作知識和創作理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中外名著，為他以後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42年10月，他被調到部隊文藝社任創作員，開始了創作生涯。他深入部隊生活，積極創作。延安《解放日報》曾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退卻》。1943年4月，他被調到部隊文藝工作團。1943年夏，部隊文藝工作團同延安青年藝術劇院合併，成立“聯政宣傳隊”（即：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隊）仍從事創作。這期間，他參加了延安整風、大生產運動，深入部隊生活，搜集創作素材，寫出了以抗日戰爭、大生產運動為題材的《王德才》、《在指揮部警衛的一夜》、《奪橋》等一批通訊、報告文學和短篇小說，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部隊生活報》、重慶《新華日報》上。作品質樸明快，部隊戰鬥生活氣息濃郁，嶄露了他的創作才能。

1945年紀時被調到主力部隊三五八旅，任政治部宣傳科幹事、宣傳隊教員等職，參加了華北地區的一些主要戰役和保衛延安以及西北戰場上的大多數重要戰役。他經常深入連隊，同指戰員並肩戰鬥，更加了解他們的思想、性格，熟悉他們的生活。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激動著他在戰壕里、行軍中寫出了數十篇戰鬥通訊、報告文學、短篇小說、演唱詞、歌劇、話劇⋯⋯等，如《李太榮歸隊》、《戰鬥英雄高加凱》、《向著解放軍》等。在這些作品中，熔鑄著紀葉強烈的愛和憎。他的創作技巧日臻成熟，成為陝甘寧邊區及西北部隊有影響的作家。

1949年4月，紀葉擔任西北野戰軍第一軍政治部文工團主任，主管全團業務，為培養部隊藝術創作幹部，做了大量工作。他經常在《西北部隊文藝》、《西北文藝》和《青海日報》上發表文藝評論文章。1950年紀葉擔任青海省代表團秘書長參加了西北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同年，因紀葉在文藝創作上的優異成就和培養部隊文藝幹部的卓著成績，他出席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和青海軍區召開的第二屆英雄模範大會，並獲得了模範稱號和勞模獎章。1951年夏，在蘭州召開的西北全軍文藝、體育檢閱大會上，紀葉又被評為一級優秀文藝工作者，獲得了一級文藝工作者獎章。此期間，他還搜集整理了一本《青海民歌選》，195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52年1月，紀葉被調到北京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任編劇，開始進入電影界。早在延安“魯藝”學習時期，他曾讀過一些翻譯的電影文學劇本，引起了他對電影文學的極大興趣。1950年，他在青海省西寧市參加接收、審查舊影片的工作中，又接觸了較多的影片，當時為宣傳我們拍出的新影片和蘇聯的一些好影片，他寫了許多評論文章。

他深深地體會到電影創作的重要。到電影劇本創作所后，他一邊閱讀大量有關電影的書籍，刻苦鑽研文藝理論，學習電影文學創作技巧；一邊從事創作實踐。1956年3月，他被調到長春電影製片廠，歷任編劇、編輯處長、總編輯、副廠長等職務。他創作的以及和別人合作並拍攝成影片的劇本有：《智取華山》（1952年與郭維、東方合作）、《媽媽要我出嫁》（1956年）、《母女教師》（1957年）《並肩前進》（1958年與武兆堤、尹一青合作）、《寶山之歌》（1958年與董克娜合作）、《金玉姬》（1959年與王家乙合作）、《延河戰火》（1976年）等。

智取華山

在電影劇本創作中，紀葉注重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通過藝術手段真實地反映生活，揭示人物性格的內在實質，塑造當代英雄人物。《智取華山》是部深受國內外觀眾歡迎的影片，曾獲得捷克第八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爭取自由鬥爭獎。影片取材於1949年西北解放戰爭中的一個真實事件，通過描寫解放軍偵察參謀劉明基為首的八名偵察員為消滅逃竄據守在華山天險妄圖頑抗的國民黨殘匪，在當地群眾的協助下，打破“華山自古一條路”的傳說，從側翼飛越北峰全殲守敵的故事，表現了解放軍戰士機智勇敢和革命英雄主義。

影片構思巧妙，情節動人，生活氣息濃厚，博得了觀眾的好評。影片所以取得成功，不僅因為紀葉親自參加了西北戰場許多重要戰役，有著雄厚的生活基礎，而且在創作中能竭力尋求人物的行動根據，著意展示人物精神面貌，不是概念化地把事件附加在人物身上。如影片里“常生林帶路”一場戲，常生林母親是熱愛解放軍的，但是，她聽說要兒子給解放軍帶路時，卻猶豫了，內心產生了激烈矛盾：生林是一家的命根子，萬一出事怎麼辦？可是，戰士們捨身相救，冒雨為她家搶修房屋的行為深深地感動了她，她終於決定叫兒子給解放軍帶路。這位母親在人民戰士崇高思想的激勵下，提高了思想覺悟，願為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

影片正是牢牢地從現實生活出發，真實、自然、細膩地表現人物思想感情的波瀾，而不是概念化地拔高人物，因此才收到了動人心弦的藝術效果。在影片《金玉姬》中，編導紀葉和王家乙比較生動地塑造了抗日聯軍一個朝鮮族女隊長金玉姬的英雄形象。對金玉姬同丈夫崔相龍戰爭中的生離死別，金玉姬對漢族小戰士小李子慈母般的愛撫和嚴格、耐心而又富有成效的開導，都做了富有革命人情味和可信性的重筆彩描。影片比較成功地解決了個人幸福和集體幸福；個人仇恨和階級仇恨、民族仇恨之間的關係，使金玉姬這個人物形象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

除了作為一個電影劇作家外，紀葉還象“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春雨那樣，一直擔任電影創作的組織領導工作，默默地潤濕著電影創作這塊土地，為發展電影文學創作，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認為，電影文學應是獨立樣式的文學作品，不僅可以提供拍攝影片，還能供讀者欣賞。因此，他很強調電影文學創作的文學性。1958年，他主持創辦了我國最早的電影文學期刊——《電影文學》，並擔任主編。通過這一刊物為作者提供了電影文學的創作園地，對促進我國電影文學創作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與此同時，他還為培養電影評論隊伍，促進文藝理論的研究工作，花費了很大心血。在擔任長影《電影文學》主編期間，為培養電影文學創作隊伍，他曾多次舉辦“業餘電影作者講習班”，分期集中輔導全國各地的業餘作者。有些作者如今已是我國電影創作的骨幹和深受我國廣大觀眾歡迎的電影劇作家。

紀葉在文藝和電影創作理論上，也頗有建樹：他寫了數十篇關於創作理論方面的文章，發表於《電影藝術》、《電影文學》、《長春》文學月刊等刊物上。他主張電影創作必須從生活出發，真實地反映我國人民的過去和現在，特別是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鬥爭業績，深刻地揭示社會進步表達人民的願望，謳歌高尚的品質、抨擊醜惡的事物，以鼓舞人民創造美好的生活；藝術必須真實，失掉真實便沒有藝術；藝術必須能夠震撼人心，陶冶人的心靈，決非廉價的宣傳品。1958年後，他針對創作中一度出現的只強調政治作用而忽視藝術質量的現象，寫文章、做報告，大聲疾呼要重視藝術技巧，不能用政治概念代替藝術描寫。他認為，“藝術技巧在整個藝術作品中占著很重要的地位，起著重要作用，若不能熟練地運用藝術技巧，沒有掌握足以表現生活、創造藝術形象的高超藝術技巧，便不會有完美的藝術性，思想性也會表現得不深刻。”，“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是我們的藝術批評的方法，但是，藝術標準第二並不在於低一等；批評的標準，不能機械地理解和機械地套用於藝術創作方法。”（《重視技巧、學習技巧、提高技巧！》）“有些人十分幼稚地把藝術作品的思想性理解為政治概念，把一些藝術思想問題，簡單地理解為政治問題，因而，在創作中，不講究藝術技巧，或者說不大用功鑽研藝術技巧。”“有的人在作品中，到處引用領袖人物的語錄或空喊政治口號，認為這樣才是藝術創作的政治掛帥。⋯⋯思想性是通過藝術形象和每個藝術細節的描繪形象具體地表現出來的，決不是用任何政治概念所能代替的。”（《藝術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他的這些對創作理論問題上的意見，對推動藝術創作的健康發展產生了影響。

不幸的是，他的坦率直言，曾被當成右傾文藝思想的典型受到批判，他為此承受了極大的壓力，一些持贊同觀點的同志也受到了株連。但是，他絕不盲從，而是更加刻苦地探索創作理論。他的文章對引導作者提高思想、加強藝術技巧的學習產生了較大影響。在十年動亂中，紀葉遭到百般折磨，被誣陷為“反動學術權威”、“三反分子”、“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他的作品被打成毒草，四十餘篇電影理論文章被抄走散失，他所主編的《電影文學》也被打成“毒草叢生的修正主義陣地”。打擊迫害，使這位久經戰火考驗的影劇作家更加堅強。

粉碎“四人幫”后，在新長征的路上，他又精神煥發地擔負起電影廠劇本創作的組織領導工作。現任長春電影製片廠編劇兼副廠長，《電影文學》、《電影世界》的主編，長春電影製片廠委員會委員、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和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吉林省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吉林分會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吉林分會副主席兼秘書長，長春市文聯副主席等社會職務。此外，他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和國際間的電影文化交流，曾做為中國電影代表團團長參加了1978年在突尼西亞舉行的第七屆迦太基國際電影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