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培新

喬培新，曾用名喬森顯、蘇子仁,1912年8月生於內蒙古達拉特旗。193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工作。次年6月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系。

抗日戰爭時期，曾任中共五原縣委宣傳委員、中共包頭縣委會宣傳委員，五原縣動員委員會書記、五原縣第一區區長兼區動委會書記、包頭縣縣長。1941年經黨組織批准到延安工作，歷任陝甘寧邊區銀行調查科科長、調查處副處長、處長。

建國后，歷任西安市金融處科長、中國人民銀行西北區行副行長、行長。1955年1月任中國農業銀行行長，1955年10月起歷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黨組成員、副行長，中國銀行總經理、董事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1979年7月任中國銀行名譽董事長，1982年5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顧問。1984年任中國金融學會會長。部長級待遇。是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因病於2007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在喬培新病重期間及逝世后，胡錦濤、曾慶紅、賀國強、王剛、李貴鮮和鄭天翔、陳慕華、王丙乾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在“一二·九”學生運動中，在包頭縣地下工作時，在陝甘寧邊區銀行、中國人民銀行里，他都曾留下過奮鬥的足跡。他把自己的一生與銀行事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以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才智，為崇高的革命金融事業奉獻了一生。他就是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喬培新。

1912年出生在內蒙古達拉特旗一個農民大家庭里的喬培新，天資聰穎。家裡的叔父見這孩子在讀書方面很有天分，決定在孫子輩中，挑選他一個人讀書習字，全家人都為了這個孩子努力經營著牧場。喬培新沒有辜負全家人的希望，在高二后，就一舉考上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三所高校。喬培新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清華大學經濟系，也因此，後來轉戰到延安從事了金融工作。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喬培新大學畢業后回到內蒙古，以包頭縣縣長身份秘密開展地下工作。由於特務告密，包頭縣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喬培新不得不離開包頭趕赴延安。1941年春，喬培新騎著馬日夜兼程，經過5天的急行才走出內蒙古大沙漠，來到黨中央的心臟——延安。

在延安，喬培新化名為蘇子仁。這個年僅20多歲的清華大學經濟系的高才生，擔任了陝甘寧邊區銀行的調查研究處處長。當時邊區財政經濟正處在極端困難的時期，喬培新利用在大學期間學到的知識結合邊區實際情況，深入調查，反覆研究，在邊區制定正確的金融政策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5年，陝甘寧邊區經濟、金融界掀起了一場關於“穩定邊幣”的大討論。這場討論以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秘書長、原邊區銀行行長曹菊如為一方，以經濟學家、邊區政府顧問黃松令為另一方。當時，邊區著名的經濟學家，如王思華、丁冬放等都捲入了這場論戰。對這樣高層次權威人士間的論戰進行綜合評論的則是邊區銀行年輕的喬培新。他說：“在基本精神上我認為黃松令同志的主張，是以變動比價爭取對外鬥爭的主動，由各方面賺錢以解決問題。曹菊如同志所代表的主張是以發行增強自己的力量，刺激物價爭取對外鬥爭的主動，主要由貿易方面賺錢來解決問題。如果各強調一面，用了黃的方針不免有些固步自封，用了曹的方針執行過於機械化，也會產生偏向，最好是用曹的方法，在適宜的條件下，也採用黃的辦法。二者宜於取長補短，這中間須以利益和公私兼顧為原則。因此通貨膨脹、靈活限制兌換，利用法幣多賺外面的錢，應當同時並用。”

一個處長敢於對專家權威和頂頭上司公開評論，既反映了邊區思想理論戰線的活躍氣氛，也反映了喬培新理論水平的高度和對革命事業的赤子之心。從此以後，他成為了邊區銀行人們心目中公認的金融理論家。陳雲在當時就經常找喬培新談論邊區金融經濟形勢。喬培新伴隨著陝甘寧邊區銀行一起度過了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成為了組建新中國人民銀行的骨幹力量。

還有一件事情也充分說明了喬培新對金融工作的遠見卓識，開拓進取。

1955年，喬培新來到北京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兼任中國銀行總經理、董事長。

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銀行吸收的外匯資金都存在外國的銀行，一直沒有使用，美元存在美國，英鎊存在英國。我國沒能充分利用這部分資金，反而讓外國政府使用了，喬培新接管外匯業務時就發現了這個問題。於是他潛心研究，找出我國應該合理使用外匯的證據和路徑，在當時社會較為封閉的氣氛下，大力對合理運用外匯儲備進行宣傳。

當時，由於我國跟蘇聯的關係有所變化，新中國主要的貿易對象逐漸由蘇聯等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轉向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對外貿易運輸渠道也從鐵路運輸為主漸變為海洋運輸為主。然而，我國並沒有自己的海洋運輸工具，自己造輪船技術上也很困難。喬培新發現了這個問題，覺得這是一個合理利用外匯幫助中國經濟發展的最佳時機。

1963年，喬培新代表人民銀行，牽頭外貿部、財政部，經研究以後，向國務院提出建議，可以從香港十幾家中資銀行存放在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的外匯存款中撥出一塊貸給交通部，用來租賃或者購買外國的輪船。同時，中國銀行還研究了一些優惠辦法，減輕政府貸款包袱，諸如，讓交通部每年付3%的利息，剩下3%的利息可以從以後的利潤中支付。然而，當時極左思潮嚴重泛濫，很多人批判喬培新是洋奴哲學，人民銀行（西郊民巷）大院牆壁上貼滿了大字報，每個星期還要被拉出去搞大批判。幸好周總理非常支持喬培新的建議，喬培新積極貫徹總理指示，親自組織信貸部門對貸款的手續、管理和具體的辦法進行研究。1972年，中國銀行正式用自己的外匯資金給交通部貸款，並且幫助其建立修船機構。這在當時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事情，因為在此之前，我國銀行是不做固定資產貸款的，更不要說是外匯貸款。

在以後的工作中，喬培新還一直致力於研究國家合理使用外匯促進國家經濟發展，雖然與當時的經濟政策不符，但如今中國高外匯儲備，以及人民幣升值的被動現實證明，喬培新對外匯的理解是有其長遠意義的。

1950年12月，美國非法凍結解放前中國存在外國的美元，不許中國使用。1952年11月，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也不用美元結算，一般以英鎊、瑞士法郎、港幣等作為結算貨幣。1967年11月18日，英國宣布英鎊貶值14.3%，這樣就影響到英聯邦地區和英國殖民地的貨幣跟著貶值，當時我國對外貿易中收取了大量的英鎊，所以英鎊貶值對我國影響很大。

這時，喬培新帶領人民銀行為數不多的幾個人研究了一個方法——對外貿易使用人民幣計價結算，這就是所謂的用人民幣計價，結算時根據即時匯率兌換成外匯。1968年，在廣州交易會上，第一次開始使用這種方式。喬培新親自帶領工作組去廣交會上宣傳人民幣計價結算方式，擴大人民幣的影響。他利用開座談會、作報告、個別交談等多樣化形式，宣傳人民幣計價結算原則辦法及其好處，為廣交會工作人員、企業、外商答疑解惑，還及時收集了他們的反饋意見，改進結算方法，為他們解除疑慮。

截至1976年，利用人民幣計價結算來與我國開展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已經擴大到120個，最多時出口用人民幣計價貿易額占當時出口總額的88%。當時，有很多不同看法，一些人覺得這只是內部賬務處理問題，有些外商認為人民幣沒有含金量不能作為結算貨幣，西方媒體說中國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很多企業不願意在銀行用人民幣開信用證，還有唱高調的鼓吹人民幣征服世界的言論。這時候，喬培新總是執著地、身體力行地執行著這一政策。他認為，只要是真理，都應該堅持。就這樣，每年春、秋兩季的廣交會，他都沒有錯過，帶領工作組辛苦奔走著，使人民幣計價結算工作順利進行，提高了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信譽，也開拓了中國銀行的外匯業務，開展了預存人民幣業務和遠期人民幣交易業務，提高了中國銀行靈活運用外匯貨幣的能力。

可以說，喬培新在中國銀行外匯信貸國際結算業務開拓中是“頂著風浪行進的先驅者”，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據喬培新身邊的人回憶，他沒有什麼其他愛好，非要說他喜歡什麼，那可能就是思考和工作吧。他的秘書張新澤說：“喬行長是一個非常嚴謹的人，退休之後，他還時刻不忘‘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四個現代化，科學技術是關鍵’，到處呼籲增加科技投入，推廣電化教育，壓縮基建規模，反對鋪攤子，搞無效或低效投入，批評高消費尤其是浪費，主張把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切實提高資金效益，強化銀行在國民經濟中的調控力，實行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摒棄通貨膨脹政策和赤字財政政策，防止重複建設、重複引進。”

喬培新的學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鬍曉煉說：“喬行長不止一次跟我說，無論是工作還是研究問題，都需要站在一個高度縱觀。”

喬培新做過兩屆政協委員，退休之後考慮問題就更開闊了，不光是銀行的事情，還將金融融入科學技術，融入教育事業，融入經濟建設，他開始倡導自己的大金融思想。當時，他為了提倡電化教育到處籌資，建立了河套大學；在三峽工程投資建設上，他參加政協組織的考察隊，為工程獻計獻策；在對鄂爾多斯羊絨出口和開採稀土上，他也積極倡導出口成品。

就是這種對工作的熱愛和傾心，對黨和國家高度的責任感，使一位親切不失嚴謹，沉穩中蘊涵細緻的革命老人，勤懇一生為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