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啟龍

1925年冬在當地小學教書時，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參與組織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

1926年，大革命時期曾任中共湖南瀏陽永和區委書記、縣委工運委員。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參與組織工農武裝，參加湘贛邊秋收起義，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一師三團中共支部組織委員。后因患病返回瀏陽。

1928年春任瀏陽縣游擊隊黨代表，后兼任中共瀏陽縣委書記。同年10月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二縱隊黨代表、中共湘鄂贛特委委員、湘鄂贛邊區軍事委員會主任、中共湘東特委書記兼湘東革命委員會主席、中共湖南省委委員、湘鄂贛蘇區辦事處組織部部長。

1931年秋任中共湘贛省委常委兼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執委會副主席、黨團書記，省軍事部部長。

1932年1月任湘贛軍區總指揮，參加領導湘贛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

1934年8月起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員會總務處處長、革命委員會秘書長。隨紅六軍團西征，后參加創建和保衛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1935年10月起任紅二方面軍六軍團供給部部長。

1936年到陝北後任紅六軍團黨委常委兼軍團統戰部部長。

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底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任黨總支部書記、校管理委員會委員。

1938年調馬列學院學習，任黨總支部書記。

1941年夏任中共中央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

1943年夏任中央黨校第四部主任。

1943年9月起任隴東抗日軍政大學第七分校政治委員。

1944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黨校第四部主任。1945年4月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任由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警備第一旅組成的八路軍南下第二支隊政治委員，和司令員文年生率部到河南。

抗日戰爭勝利后赴東北，1946年1月起任中共吉遼省委、中共吉林省委副書記、書記，吉東(東滿)軍區、吉林軍區副政委、政委。

1947年5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合江省委副書記、書記，合江軍區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

1949年5月任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黑龍江省財委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0年3月任中共遼東省委書記兼遼東軍區政治委員，后兼軍區司令員，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東北人民政府委員，遼東省財經委員會主任。

1952年8月至1958年2月任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1958年9月至1965年1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62年到山東、安徽等地做甄別工作。

1965年9月任江蘇省南京市副市長。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長期被關押。

1977年12月至1979年7月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被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任職至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

1984年3月起享受中央國家機關正部長級待遇。

1956年9月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1959年4月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60年1月起任國務院業餘教育委員會委員。1978年3月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張啟龍始終堅信我們的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堅信真理一定能夠戰勝謬誤。他一生襟懷坦蕩，開朗豁達，一直保持著革命樂觀主義情緒，忠心耿耿、任勞任怨地為黨為人民工作。幾十年來，張啟龍同志經受住了成功和失敗，順利和挫折的各種考驗，不愧為我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張啟龍同志黨性很強，堅持原則，為人忠厚，公道正派。60多年來，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有過重要的貢獻。但是，在錯誤路線影響下，屢次遭到不公正的對待。1933年，遭到王明錯誤路線的無情打擊，曾被開除過黨籍，並撤銷湘贛蘇維埃副主席職務，罰做勞役，被迫與妻子李貞（開國女將軍、少將）離婚。王震同志主持正義，堅決反對這種錯誤做法。1936年，二方面軍黨務委員會恢復了啟龍同志的黨籍。60年代初，為編寫“瀏陽縣革命史”，張啟龍同志被扣上為彭德懷翻案等帽子，受到過錯誤批判和降職處理。十年動亂期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張啟龍同志進行了嚴重的迫害和打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張啟龍同志蒙受的不白之冤，全部昭雪。艱難困苦的鬥爭環境和坎坷多舛的經歷，磨礪了這位老革命家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