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武記

中華書局出版的圖書

《聖武記》是中國歷史著作。專題性史書,清魏源(1794~1857)撰,成書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書中談到18世紀西北地區穆斯林的反清起義問題。共14卷,前10卷以紀事本末體記述清王朝建立至道光年間的軍事歷史;后4卷《武功余記》為作者對有關軍事問題的論述。卷4中《乾隆戡定回疆記》、《乾隆綏服西屬國記》、《乾隆新疆後事記》、《道光重定回疆記》、《道光回疆善後記》等篇,

記載清軍平定新疆大小和卓木之亂,綏服哈薩克、布魯特、敖罕、巴達克山等地區,鎮壓烏什、昌吉人民起事,平定張格爾之亂,抗擊浩罕安集延人入侵等一系列歷史事件。

內容簡介


十四卷,清魏源著。《聖武記》分為兩部分。
前十卷用紀事本末體,將清前期歷史分為:《開國龍興記》、《康熙戡定三藩記》、《國朝綏服蒙古記》、《康熙親征準噶爾記》、《雍正兩征厄魯特記》、《乾隆蕩平準部記》、《乾隆戡定回疆記》、《乾隆綏服西屬國記》、《乾隆新疆後事記》、《道光重定回疆記》、《道光回疆善後記》、《國朝綏服西藏記》、《西藏後記》、《乾隆征廓爾喀記》、《國朝俄羅斯盟聘記》、《俄羅斯記》、《國初征撫朝鮮記》、《乾隆征緬甸記》、《乾隆征撫安南記》、《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乾隆湖廣徵苗記》、《道光湖粵平瑤記》、《國初東南靖海記》、《康熙戡定台灣記》、《康熙重定台灣記》、《乾隆三定台灣記》、《嘉慶東南靖海記》、《康熙武昌兵變記》、《嘉慶寧陝兵變記》、《乾隆臨清靖賊記》、《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嘉慶畿輔靖變記》、《嘉慶川湖陝鄉兵記》。
后四卷;用武事余記的方式,論述清朝的兵制兵餉、考證掌故。以及他對城守、水守、坊苗、軍政、軍儲等問題的見解。
除這兩部分外,在有些段落之後還有附錄。這些附錄,有的選摘自他書。如《康熙戡定三藩記》附有許旭撰《閩中紀略》,無名氏的《固山貝干平浙紀略》,與正文相輔,起到補充論述與擴大讀者視野的作用。
《聖武記》作者掌握比較豐富的史料,有正史、實錄、方略、方誌與私人著述,並利用了當時邊疆地理學的成果,所論述史實比較可靠,訂正了前人某些不當之處。如薩爾滸之戰,乾隆十三年、四十九年的《盛京通志》稱兵五百破明兵四十萬。魏源證明其誤,雙方兵力相當,“是以四萬有餘之兵攻四萬之敵”(《開國龍興記二》)。在《國朝俄羅斯盟聘記》內,引用《漢書》、《舊唐書》、《元史》等史料,考證了俄羅斯的方位。當然,《聖武記》一書並非盡善盡美。失誤之處也有。胡思敬寫有《聖武記纂誤》一書,可供參考。
卷7《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記述清政府鎮壓甘肅米喇印、丁國棟起義及蘇四十三起義、石峰堡田五起義等歷史事件。涉及新疆、甘肅等地伊斯蘭教歷史、教派及習俗等內容,具有一定史料價值。
體例
魏源
魏源
《聖武記》的“臣源曰”仿《隋書》“史臣曰”的體例,系統地闡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歷史觀,具有較高的政治見解和史學價值。 《聖武記》記載了薩爾滸戰役中,努爾哈赤採用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策略,取得了勝利。他根據情報得知明軍將領杜松“輕敵欲立首功”,不與南北二路配合,果斷地決定“先敗其中路之軍”的策略,選擇明軍薩爾滸大營為攻擊目標,集中六旗兵力將其擊潰。書中還總結了康熙在嚴重的局勢下沉著指揮的成功經驗:軍紀嚴明,“不寬王貝勒勞師養寇之罪,罰先行於親貴”;發揚漢族和滿族將領的作用,“群策群力,同仇敵愾”;布置嚴密互通聲氣,“其時亂在多方,所在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備應援。”由此,作者議論說:“自古及今,或以殷憂啟聖,或以道謀潰成,廟算不定,而大難克削者,未之前聞。”作者認為,統治者在重大問題上的決策和對戰爭的態度關係到國家的興衰。
修訂
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印,二十四年(1844)、二十六年(1846)兩次修訂。1984年2月,中華書局在北京出版韓錫鐸、孫文良的點校本(全兩冊)。

作品鑒賞


《聖武記》揭露了沙俄的侵華野心。《聖武記》主要將史論與紀事本末體相結合,體現出紀事本末體學術研究的色彩,在改造紀事本末體上作了初步的嘗試。
《聖武記》在編撰上的創新,最主要表現在將史論這種傳統體例,同紀事本末體體裁有機地結合。傳統的紀事本末體裁由於各條目相對獨立,因而讀者很難理清事件和事件之間的關係,領悟作者表達的歷史發展大勢的觀點。史論由於獨特的史例特點,易於彰顯作者對歷史事件的精深思考,有助於了解作者的歷史觀和史書的價值,其功能和作用不容忽視。《聖武記》的史論形式包括:序論、前 10卷篇末“臣源曰”、后四卷《武事余記》史論專篇。紀事本末體重視序論的作用,並且與“經世”思想緊密結合,《聖武記》可謂第一篇有特色的序論。作者交待撰述背景時說:“晚僑江淮,海警沓至,愾然觸其中之所及,乃盡發櫝藏,排比經緯,馳騁往複。”表明作者是在鴉片戰爭后,民族危機嚴重的情況下編撰《聖武記》,作者在愛國主義精神的激發下“盡發櫝藏”,“排比經緯”,“於是我生以後之數大事,及我生以前數十大事,磊磊乎耳目,磅礴乎胸臆”。魏源論述《聖武記》的撰述目的時說:“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於禦侮?斯之謂折中於尊俎。······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場矣,記曰:‘物恥則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渙然大號之曰:‘必然以軍令飭天下人心,皇然以軍事、軍實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 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於廟堂。”作者為反對資本主義的侵略,捍衛祖國的獨立和主權,希望通過歌頌清初的“盛世武功”,激發統治者“禦侮”的決心,使清王朝成為“軍政修”、“官強”、“兵昌”、“令行”、“四夷來王”的強國,以抵制外來民族的侵略。

作者簡介


魏源(1794一1857年)是清代的思想家、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字默深。湖南邵陽金潭鄉人。公元1808年考取秀才。1813年考取拔貢。1823年考中舉人。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魏源進士未中,遂在北京捐了一個內閣中書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