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佩珠

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1867～1940)1882年，當獲悉法國侵佔北圻時，連夜寫出《平西收北檄文》。1885年，聚集100多名同學組成學生軍響應“勤王運動”。1904年5月成立越南維新會，其宗旨是恢復越南，建立君主立憲國。1905年初赴日本，先後結識梁啟超、孫中山、章太炎等人，受梁啟超、孫中山影響頗深；也與大隈重信、犬養毅、宮崎滔天等人有聯繫。同時，撰寫了《越南亡國史》、《海外血書》、《哀越吊滇》等反法文章。以後多次來往於日本、中國之間，並秘密聯繫國內反法分子，組織青年學生赴日留學，掀起著名的東遊運動。1908年11月間，日本政府下令解散越南留學生組織。潘佩珠和旅日的中國、朝鮮、印度、菲律賓等國革命者成立東亞同盟會。又與中國雲南、廣西留日學生組織桂滇越聯盟會，以相互支援、共同反對帝國主義。1909年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離開日本到廣州。

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1912年2月成立越南光復會並任總理。8月同蘇少樓、鄧警亞等中國人士在廣州成立振華興亞會。同時，派遣光復會會員攜帶武器回國活動。1913年，在廣州被捕入獄，寫下《獄中書》，記述其反法活動。1916年獲釋。1924年潘佩珠在廣州解散光復會，成立越南國民黨。1925年6月在上海被法國特務綁架，押解回國，軟禁在順化御津，著有《潘佩珠年表》等書。

1867年12月(農曆)出生於越南中圻(今中部)乂安省南壇縣一個鄉學教師家庭。父親潘文譜，是一位宿儒。潘佩珠6歲隨父讀書。13歲隨名儒阮喬深造。18歲開始教書生涯。34歲應宜安鄉試，考中解元(第一名)。潘佩珠出生時，法國已侵佔越南南圻（今南部）6省。他父親是一位憂心國事的愛國者，經常在家中同愛國人士議論時事，使潘佩珠從小就受到愛國主義思想的熏陶。

童年時代，他好扮“平西”(反法)愛國遊戲，青年時代，他更富有反抗精神。1882年，當他得悉法國侵佔北圻(今北部)時，便連夜寫出《平西收北檄文》，憤怒聲討侵略者。1885年，他聚集100多名同學，組成“學生軍”，響應“勤王運動”。1886年，他寫出《雙戌錄》熱情歌頌宜安、河靜軍民抵抗侵略者的英雄氣概和愛國精神。1888—1897年，在家鄉教書期間，他常同“勤王”餘黨、綠林豪傑秘密往來；同時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發憤讀書。

10餘年間，他認真研讀過《孫子兵法》、《武侯心書》、《兵家秘訣》等兵書。後來，他更細心研讀過《中東戰紀》、《普法戰紀》、《中國魂》、《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全集》和《新民叢報》等從中國傳入越南的新書報刊，接受了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首領梁啟超的變法維新的理論和政綱。但他不同意梁啟超的“和平革命”思想，自始至終都認為必須武裝“暴動”，“驅逐法賊”。

1900年底，他同鄧蔡珅等擬訂三項活動計劃：聯絡“勤王”餘黨、綠林豪傑，“倡議起兵”，準備“暴動”；在皇族中“扶立盟主”，秘密聯絡“諸路有力者”和“南北諸忠義之士”同時大舉；如有必要，則“出洋求援”。

1903年，他以就讀國子監為名來到京城順化，在官吏和士大夫中尋求革命力量。當時，在職官吏,尤其是士大夫，雖受西方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的影響，發生了新舊兩派之間的激烈鬥爭，但許多人仍保留著傳統的封建舊文化、舊思想的心理狀態。針對這種時弊，他寫出了《琉球血淚新書》，陳述亡國慘狀，提出救亡圖存辦法，呼籲在職官吏和士大夫起來革命。書出后，在社會上層只有阮朝開國之君嘉隆皇帝的後裔畿外侯阮疆柢、南定省督學阮尚賢等少數人表示贊成；但在一般人士中卻發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他結識潘周楨、陳季珨、黃叔抗等許多愛國人士的媒介。不久，他結識了舊“勤王”黨骨幹阮誠，並在皇族中找到了阮疆柢。阮誠有豐富的鬥爭經驗。他同鄧蔡珅成了潘佩珠的左右手，領導核心成員。

1904年5月，潘佩珠與阮疆柢、鄧蔡珅、阮誠等20餘人在阮誠家裡開會，成立革命組織（1906年定名為維新會）。會上推舉阮疆柢為會主，決定：“廣招黨員，厚集黨費”；在“最近時期，籌定各種材料”；出國“求援”，由潘佩珠負責。1905年2月，潘佩珠東渡日本求援。當時，他認為日本自明治維新后，是“黃種新進國”，“往以利害勸之，彼必樂為我助”。於是決定向日本購買武器；舉行武裝起義時，請日本出兵援助。抵日後他與梁啟超會晤，就如何“驅逐法賊，恢復越南”問題同梁討論過多次。在談到請日本出兵援助時，梁說：“此策恐非善，日兵入境決無能驅之使出之理，是欲圖存而益以促其亡也。”梁勸他從宣傳入手，多寫文章，向全世界揭露法國在越南的黑暗統治,以爭取世人的聲援。同時，還勸他號召青年出國留學，培養人材，以振民氣，開民智，積蓄力量。聽了梁的這些意見后，他感到“腦界眼界為之豁然”。

在日本時，潘佩珠先後寫出《越南亡國史》、《勸國民資助遊學文》、《敬告全國父老書》，號召人們確躍參加革命，參加遊學。這些作品在國內廣泛流傳，掀起了越南近代史上有名的“東遊運動”。他參照梁的意見，將留日學生安排在振武學堂和東亞同文書院學習軍事、政治。1907年10月，留日學生成立越南公憲會，由阮疆柢任會長，潘佩珠任總理，專門料理留學生的事務。到1908年6月，留日學生已達200餘人，第一批學生已從振武學堂畢業。

潘佩珠在接受梁啟超幫助的同時，也同中國革命黨人接觸，他拜會了中國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在橫濱致和堂進行了兩次長時間的筆談。孫中山知道他受梁啟超的影響，主張君主立憲，便向他闡明君主立憲的虛偽性和落後性，主張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同時並進，通過民主革命，徹底剷除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政體。他對孫中山十分崇敬，承認民主共和政體是進步的、革命的，但根據越南的國情，還不能立即實行這個制度。

同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后，潘佩珠又同黃興、章炳麟等中國革命黨人交往。在東京的雲南留學生辦起《雲南雜誌》后,聘請他任編委，主持社論欄。於是，他借《雲南雜誌》之便，發表了《海外血書》、《哀越吊滇》等文，對宣傳愛國、仇恨敵人，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了貢獻，受到中國革命黨人的稱讚。

這時，東亞各國特別是中國民主革命運動日益高漲。他認識到東亞各國被壓迫民族有聯合起來反帝的必要與可能。1908年他以越南革命黨人的身份在中國同盟會、日本進步黨以及朝鮮、印度、菲律賓革命黨人之間做工作，促進了反帝同盟組織——東亞同盟會的成立。後來，他又出面同雲南、廣西留日學生聯繫，成立了滇桂越聯盟會。他力圖藉助有組織的國際聯合鬥爭，發動武裝起義，先奪取民族革命的勝利，然後再進行民主革命。

1906年2月，潘佩珠自日本到廣州，在劉永福家裡召開革命組織代表會議，商討開展革命工作問題，決定成立越南維新會，由阮疆柢當會長。維新會的政綱是“驅逐法賊，恢復越南，建立君主立憲國。”這個政綱，反映了地主資本家聯合專政的要求，比潘佩珠原先主張的君主制前進了一步。會後，潘佩珠即回國籌劃武裝起義。首先，他考察了從中國兩廣進軍越南的路線。後來，又到安世繁昌會見黃花探。通過會談，雙方達成如下秘密協議：黃花探加入維新會；維新會從各方面予黃花探以外援。他在北寧會見了中圻和北圻的領導人，了解國內革命情況，並同他們一起討論武裝組織、兵運、民運和宣傳等工作計劃。越南國內革命形勢在發展。1908年2月至5月，在潘周楨、陳季珨、黃叔抗等發動和領導下，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中圻農民反拉夫、反課稅運動。1908年6月，黃花探秘密籌劃河內起義。

法國殖民者看到越南革命運動在日益發展,便大肆鎮壓：逮捕、殺害、流放革命黨人。法國還和日本相勾結，摧毀了越南革命者在日本的所有革命組織，潘佩珠、阮疆柢也被逐出境。在國內，法國殖民者向安世繁昌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同年3月，潘佩珠為支援黃花探，派鄧子敬、鄧午生在日本買到500支步槍和彈藥。可是，當他將這批武器彈藥運到香港，還來不及運回國時，黃花探的隊伍已經瓦解。潘佩珠決定將480支槍及彈藥贈送給孫中山的同盟會。

1910年9月，潘佩珠離開廣州赴暹羅（今泰國）等待時機。1911年10月，中國辛亥革命勝利。潘佩珠聞訊，立即撰寫《聯亞芻言》，指出革命勝利后的中國一定會強大起來，闡明中國、印度、菲律賓等東亞各國被壓迫民族必須聯合起來打倒西方帝國主義的道理。不久，他與章炳麟等中國革命黨人取得聯繫，於1912年2月來到廣州。散居在日本、暹羅、中國和國內的各革命組織代表百餘人也“接踵而來”。

同年3月，潘佩珠在劉永福家裡召開維新會代表大會。他在會上闡明自己的見解，認為辛亥革命勝利后，“局面大變矣”，君主立憲政體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主張奉行民主立憲政體。鄧子敬率先起來表示贊成，阮述等部分南圻代表仍寄希望於君主立憲，表示反對。於是就政體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阮述出身皇族，一貫鼓吹“忠君救國”論調。最後，大會以表決方式，通過了潘佩珠的提案。同時通過決議：取消君主立憲政綱，確立民主立憲政綱；改組越南維新會，成立越南光復會；公推阮疆柢為會長，潘佩珠為總理。光復會的政綱是：“驅逐法賊，恢復越南，建立越南共和國。”這個政綱，反映了正在形成過程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對經濟、政治的要求,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但不徹底，它沒有提出土地問題。

越南光復會成立后，制定了越南國旗，建立了越南光復軍，準備武裝起義。潘佩珠認為，要使起義成功，必須聯合中國革命力量。1912年3月，他由廣州到南京，拜會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並同陸軍總長黃興舉行會談。在談到援越問題時，黃說：這是“我輩不可辭之義務，然此時謀及尚屬太早”。他勸潘先送青年來華留學，“儲備人才，以俟機會”。但潘執意要立即採取暴力手段，藉以掀起革命高潮。他與蘇少樓、鄧警亞等中國革命黨人磋商，於1912年8月在廣州成立援越樞紐組織——振華興亞會，由鄧警亞任會長，潘佩珠任副會長，蘇少樓任總幹事，其宗旨是：“振華以興亞，而第一發放之炮聲，首在越南。”之後，潘佩珠派革命黨人攜帶手榴彈分三路潛回越南，設法處決印度支那全權總督安沛·沙羅及大越奸黃仲夫、阮維翰。1912年11月，阮海臣在南定謀刺沙羅未遂。1913年4月13日，範文壯炸死巡撫阮維翰。4月26日，阮文粹在河內旅館炸死兩名法軍中校，炸傷多人。法國殖民當局以炸彈事件為借口，採取恐怖手段：逮捕成百的革命黨人；殺害範文壯、阮文粹等7位革命志士；缺席宣判潘佩珠、阮疆柢死刑。

1913年7月，沙羅來到廣州，要求廣東都督、雲南軍閥龍濟光逮捕潘佩珠、阮疆柢，並引渡回國，龍濟光秉承沙羅的旨意，於12月24日將潘佩珠逮捕。龍的捕潘，原想以引渡潘為條件換取沙羅答應他假道滇越鐵路運兵回雲南鎮壓反對派，但沙羅不肯接受，交易拖延不決，便一直將潘關在獄中。直到1917年初，龍濟光被護國軍擊潰，亡命海南島，潘佩珠才恢復了自由。

潘佩珠出獄后，決定回國組織武裝起義。1918年8月，他由杭州取道雲南回國。但當他於11月到達昆明時，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他意識到大勢已去，只得循原途回杭州，就任《杭州軍事雜誌》社編輯。

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的五四運動給潘佩珠帶來了新的希望。1920年，他將日文《俄羅斯真相調查記》譯成漢文，帶著譯本到北京，拜會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經蔡元培介紹，他同蘇俄駐華大使館進行接觸，洽商過派越南青年赴蘇留學問題。他對此次接觸，印象甚好，便開始研究社會主義革命理論。1922年他回到杭州后，在《杭州軍事雜誌》上發表了不少號召越南人民起來革命的文章，使長期陷於沉寂和停頓的越南愛國者的革命活動又重新活躍起來。

1924年6月19日，青年革命家范鴻泰在廣州沙面謀刺印度支那全權總督馬蘭，炸死法人4名，傷兩人，惜未炸中馬蘭。

潘佩珠在杭州聞訊，立即趕到廣州，大批越南革命青年在范鴻泰精神的鼓舞下也紛紛抵穗。潘氏看到革命又有了希望，非常高興。於是他一面將這些青年安排在黃埔軍校學習，一面召開越南光復會代表會議,提議取消越南光復會，成立越南國民黨。越南國民黨成立后，他寫下《越南國民黨聲明書》、《范鴻泰傳》、《祭范鴻泰文》三個文件。在《越南國民黨聲明書》中，他要求“民族自決”、“民族平等”、“實行共和立憲”、“組織政黨自由”、“言論、集會、結社、創作、出版自由”。在《范鴻泰傳》中，他要“依靠廣大工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同年12月，阮愛國（即胡志明)由莫斯科來到廣州，多次同潘佩珠討論國內外革命問題，建議他修改國民黨黨章，使它更革命化。他認為，阮愛國的建議更符合新的形勢，所以很快地就接受了，準備在紀念范鴻泰犧牲一周年時，提交在廣州的同志討論。不幸，1925年5月11日，當他離開杭州準備南下廣州路經上海時，被上海法租界的法國密探綁架，押解回國，軟禁在順化，直到1940年10月29日逝世。在軟禁期間，他寫下許多詩文，抒發熱愛祖國的思想感情，激勵人民趕走法國殖民者，光復國土。

潘佩珠是越南近代史上有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在反法鬥爭過程中，由君主立憲主義者逐步轉變為民主共和主義者，晚年對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表示嚮往。在哲學思想方面，他深受孔孟思想和老莊思想的影響，同時接受了和等西方進化論者的思想，他的宇宙觀帶有樸素的和的因素。他認為天地由兩氣凝結而成，氣乃宇宙之源，但認為氣為一種奇妙的精神；他認為“天道五十年一小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千年為一周期”，周而復始，悲極泰來。他反對迷信，批判，指出佛教和耶穌教本質相同，兩者皆以報應之說為主，為使百姓虔信，編造天堂地獄的說教。他認為鬼神是人們想象出來的，說“神哉！神哉！不過在我們心中！”但又不否認有鬼神，說“所謂鬼神乃空間之靈氣”。他推崇儒家，認為儒家學說高於各種宗教，說“大哉孔道”，佛教、耶穌教焉能相比”。不過，他主張信仰自由，提出應團結教徒，抗法救國。他認為人非上帝和上天創造的，是由陰陽二氣和天地精華融合而成的；人類的頭腦所以高於其他動物在於“包含有一種神聖的靈魂”。他竭力提高意識的地位，強調開拓“民智”，認為民智提高，民權才會受到尊重，民智決定國家興亡。他根據精神文化的發展程度來劃分社會發展階段，將越南社會分為動物、野蠻、開化和文明等階段。他既強調時勢造英雄，英雄的事業需要千百萬無名英雄的擁護；又認為非凡出眾的英雄人物是天生的，越南民族解放的領導使命應由士大夫階層肩負。

潘佩珠的著述很多，他的哲學思想可見於《越南國史考》、《重光心史》和《雜記》等著作中。

潘佩珠也是越南著名詩人、作家。他的主要漢文作品有《琉球血淚史》（1903)、《越南亡國史》（1906)、《海外血史》（1906)、《獄中書》（1913)等。

他的越文作品有《巢南文集》（1935)、《國音詩集》等。他的漢文詩現存有40多言，大多慷慨激昂，感情深沉。

1916年在中國寫的悼杜基光等3同志殉國詩：

碧石莽莽海茫茫，一紙書來淚萬行。

頭恨不先朋輩斷，心難並與國家亡。

江山剩我支殘局，風雨隨君涉遠洋。

午夜燈前招影問，百身何計贖三良。

絕命詩

痛哭江山與國民，愚衷無計拯沉淪。

此身未了身先了，羞向泉檯面故人。

1905年赴日本時寫的：

口占辭別各同志

生為男子要希奇，肯許乾坤自轉移？

於百年中須有我，豈千載下竟無誰？

江山死矣生徒贅，聖賢寂然頌亦痴。

願逐長風東海去，千重白浪一齊飛。

潘佩珠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越南民族民主革命激進派的領袖。1905年，潘佩珠東渡日本求援。在日本橫濱，潘佩珠會見了中國改良派領袖梁啟超，就越南革命問題曾進行過多次筆談。梁啟超對越南民族獨立和發展問題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在梁的幫助下，潘在日本出版了《越南亡國史》等書，運回越南，作為國內革命運動的宣傳資料，並發動了聞名國內外的東遊運動。在日本橫濱期間，潘佩珠還會見了中國革命民主派領袖孫中山，並就越南獨立問題和中越兩國革命發展的關係進行兩次長時間的筆談。會談雖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和達成具體成果，但為潘後來在中國的革命活動也提供了很多方便。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潘受孫中山的影響，成立了越南光復會。

19世紀末20世紀初，越南全國已陷落在法國殖民主義者的統治之下，封建集團的統治已衰落，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尚未形成。隨著勤王運動等具有封建主義性質的民族武裝起義接連失敗，民族解放運動領導階層面臨著空前的危機。這時候，分化於封建階級的進步士大夫階層已站出來領導當時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

越南史學家一貫把當時的進步士大夫劃分為兩個派別，即以潘佩珠為代表的主張暴動的激進派和以潘周楨為代表的主張改良的溫和派。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越南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都是由潘佩珠、潘周楨直接或間接參加領導的。

潘佩珠出身於鄉村教師家庭，其父是長期教授儒學的宿儒。他出生時，越南南圻六省已陷落在法國殖民者手中已五年，而他死於1940年，距1945年越南8月革命勝利還有5年時間。因此，他一輩子都生活在國破家亡的環境之中，正如他在《年表》中所說：“予生之年，為中國南圻亡后之五年。呱呱一啼聲，已若警告曰：汝且為亡國人矣。”

潘佩珠是越南維新會（註：維新會於1904年5月上旬在越南中圻廣南省（今屬廣南一峴港省）成立的。當時未定正式名稱，亦未制定正式章程。1906年2月，在中國廣州開會，才正式定名為越南維新會，並制定章程，以“驅除法賊，恢復越南，建立君主立憲國”為政綱。）、東遊運動（Phong trào Du)（註：東遊運動是由潘佩珠發動並領導的振遣越南青年到日本留學的運動。日本由於明治維新的成功以及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得到當時越南等許多亞洲國家的敬佩。越南的進步士大夫曾推尊日本為“黃種老大哥”，對它寄予殷切的希望，希望它能把越南從白種人的壓迫下拯救出來。於是到日本去求學成了一種風氣，潘佩珠就是這種風氣的代表人物。1905年，潘佩珠及其同志出洋到日本，開始了東遊運動。到1908年年底，日本軍閥與法國殖民者勾結起來驅逐越南留學生出境，東遊運動結束。）、越南光復會(Viêt Nam Quang Phuc)(註：1912年6月19日，潘佩珠及其同志在廣東劉永福家開了大會，決議取消維新會，而另組織一新機關以代之，即越南光復會。其章程記述：“驅逐法賊，恢復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國”。)的領袖，曾參加成立東京義塾(Kinh Nghia Thuc)（註：“東京”是河內以前的名稱，“東京義塾”是模仿日本福澤諭吉(Fukuzawa)創立的慶應義塾(Keio-Gijuku)。它不僅僅局限於一個學校範圍里，而已成為一場運動，主張教新的學習方法和內容，反對過去科舉的那套學習方法。教學重實業，廢除鄉飲、排除陋俗，按照新的方法生活如穿短衣、剪髻、不染牙齒，採用國貨等等。除正課之外，學校還組織一些演說，藉以激勵愛國心、團結精神。東京義塾於1907年3月在河內成立，是年11月遭到法國殖民者的鎮壓而被封閉。）。潘的政治思想和革命主張是以暴動的手段來推翻法國殖民者的統治，注重反帝任務。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30年間越南民族革命運動的靈魂，代表著不同於傳統的新的愛國主義精神。雖然潘所領導的運動最終都遭到失敗，但筆者認為，他是領導越南革命走上世界革命軌道的第一人，為胡志明時代的革命運動開啟了先河。

1905年，因國內民族民主革命的改革方案不能實行，潘佩珠決定出洋到日本求援，計劃向日本求援武器和請日本派軍隊到越南幫助打倒法殖民者。一到日本，潘立即到橫濱(Yokohama)去見正旅居日本的梁啟超。其間，潘在橫濱還同中國革命民主派領袖孫中山會見。此後，潘與梁、孫結成了良好的關係。這對潘後來的思想及革命活動起著重要的作用。

據潘佩珠的《潘佩珠年表》及《獄中書》所記，潘1905年東渡日本之前，在國內曾讀過梁啟超的著作並很欽佩梁啟超：“予在國內，曾得讀戊戌政變記、中國魂及新民叢報兩三篇皆為梁啟超所著者，極羨慕其人。”潘在《年表》里只說讀這些著作是“在國內”，而沒有說具體的時間。筆者認為，是在1902年至1904年間（註：《中國魂》是輯錄梁啟超1899年至1901年論著而成，1902年上海廣智書局排印（《中國歷史大詞典》上卷，第450頁）；《新民叢報》於1902年2月8日在日本橫濱創刊（《中國歷史大詞典》下卷，第3065頁）；《戊戌政變記》也是在戊戌政變后不久成書（《中國歷史大詞典》下卷，第699頁）。而潘在《年表》中說，他讀這些著作是在他出洋（1905年）之前，因此潘只能是在1902年至1904年間讀這些著作。）。越中兩國的這兩位著名士大夫之良緣可以說是從此時開始的。

不能確定，到日本之前潘佩珠是否知道梁啟超正在日本。按邏輯分析，潘在國內所讀的梁的著作應該都有標明出版於日本。那麼，潘至少也知道梁正在日本。據《潘佩珠年表》，潘當時不知道梁具體在哪裡：“適上海船中遇留美學生周椿君回國，為予道梁先生住所，則為日本橫濱山下町梁館。予大喜，於一到日本則必先謁見梁”。有趣的是，在香港期間，潘曾知道中國改良派及革命派有尖銳的矛盾；“予晤趙君（註：中國留日學生，名字叫趙光復。），知君為革命黨人，故予將謁梁之事不敢談及。蓋革命與保皇互相冰炭”。另外，這時期，潘曾跟這兩派的機關報有接觸，並跟革命派的《民報》建立了較好的關係。那麼，為什麼潘到日本后第一個想見的是改良派的梁啟超呢？筆者認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潘對梁的欽佩；二是潘東渡日本的目的是跟日本政界聯繫，說服他們向越南援助武器和軍隊，而梁啟超跟日本政界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可以通過他來與日本政界接觸。潘在《獄中書》曾表白：“予聞梁久客日，頗熟日事，擬先謁梁求介紹於日人”。這時，主義問題在潘的思想中還沒形成。

潘佩珠一到日本便“修一書自介紹於梁啟超。書中有句云：落地一聲哭，即已相知，讀書十年眼，遂成通家云云。梁得書大感動，遽請予入。酬應語多曾公（即曾撥虎）譯之。心事之談多用筆話。梁公欲悉其詞，約予次日再會。筆談可三四點鐘，略記其最有深意之詞如下：一，貴國不患無獨立之日，而但患其無獨立之民。二，謀圖光復之計劃有三要件。（1)貴國之實力；（2)兩廣之援助；（3)日本之聲援。貴國內苟無實力，則其下二條皆非貴國之福。公又附註云：貴國實力為民智、民氣與人才，兩廣之援為軍兵餉械，日本聲援為外交上，亞洲強國首先承認獨立之一國。三，時因予談及求援日本之事，公乃雲，此策恐非善，日兵一入境，決無能驅之使出之理，是欲存國而益以促其亡也。四，貴國不患無獨立之機會，而只患無能承認機會之人才。德與法宣戰之時，則為獨立之絕好機會也”。在潘請梁介紹日本政客並表示希望日本政府軍事援助越南時，梁建議：“故援革命黨以倒政府乃萬國政府之所無者。苟有之則兩政府互宣戰之時耳。今法與日尚無宣戰之機會，彼政府安肯以軍械助公等。再思其次，惟民黨陰為援助則或有之。日本現時民黨進步黨最有力，大隈伯、犬養毅其黨魁也。公等欲見此二人，予能為之介。”此後，潘在日本期間，曾得到這兩位日本政要的一些幫助。

經過筆談，潘佩珠向梁啟超陳述越南亡國的慘狀，以及越南人不屈鬥爭精神，使得梁啟超十分感動，曰：“哀哉傷哉！客言信耶？果爾爾者，中國其猶慚諸！有人如此，國其能終亡？”便向潘佩珠建議：“現時只有二策為能貢獻於君者。其一，多以劇烈悲痛之文字，摹寫貴國淪亡之痛狀與法人滅人國種之毒，宣佈於世界，或能喚起世界之輿論，為君策外交之媒介，此一策也。君今能回國，或以文書寄回國內，鼓動多數青年出洋遊學，藉為興民氣、開民智之基礎，又一策也。……予此時腦界眼界為之豁然，深悟從前思想及所徑營皆孟浪荒唐，無足取者。於是首述越南亡國史一書”。同梁會見回去后，潘便撰寫了《越南亡國史》一書（註：該著作於1905年9月在梁啟超的幫助下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成書，並在《清議報》第19期[明治三十年（1898)九月十九日]起連續刊登。先被收集在（越）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2卷；後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6卷專集之十九，誤將此書作為梁啟超著作收入；中國史學會編的《中法戰爭》第7卷也將此書作為梁著收入。）。這是越南第一部革命史書，也是越南第一部國際宣傳資料。

可以說，潘佩珠在日本的初期，梁啟超對潘佩珠思想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在梁的勸說和影響下，潘出洋的目的從求援武器到培養人才，並第一次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在1905年之前，在潘佩珠的思想中出版自己的著作是不可想象的事情。1903年，他曾撰寫了《琉球血淚新書》一書，但這只是流傳在少數人中的手寫文本。因為，在當時的殖民統治之下，公開出版具有抗法性質的文章是不可能的。只有到日本這樣的地方，潘才有機會出版自己的著作。當時，正在日本居住的中國改良派和革命派等人已經發行了很多自己的著作和報刊，因此日本的印刷廠已習慣於處理漢語的技術。潘所撰寫的《越南亡國史》（1905年）等許多著作都是在日本出版的。另外，也是通過梁的介紹，潘才結識了日本政要以及在日的中國雲南籍留學生。這時期潘佩珠的世界觀和國際關係觀產生了很大的變化。而梁啟超在這段時間與潘佩珠的接觸，對潘的印象及感情相當好。第一次見到潘佩珠，梁“望而知為異人也”(P508)。在同潘佩珠跟日本政要交談時，欣賞潘佩珠的漢學才華，梁讚歎地寫道：“此人大可敬”(P418)。

上面所述，在國內期間，潘曾讀過梁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但到了日本之後，潘才大量地閱讀梁的著作。因此，這時期潘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受梁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問題：

危機論

1900年底，梁啟超撰寫了著名的《中國積弱溯源論》一文，在1901年3月至5月的《清議報》上連續刊載。在文章中，梁啟超從傳統文化、國民心理、封建統治等幾個方面探討了中國積弱的根源，介紹了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說、民權觀念，抨擊了封建專制制度。他說：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其善而可全貴者固不少，其誤而當改者亦頗多。”其中“愛國之心薄弱，實為積弱之最大根源”。表現在：“一曰，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差別也”(P15)。即視吾國之外無他國，遂生二弊：一則驕傲而不願與他國交通，二則怯弱而不與他國競爭。“二曰，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也”(P15)。梁指出“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作深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有國家而後有朝廷，國家能變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納國家。”“三曰，不知國家與國民之關係也。”梁說：“國也者，積民而成，國家之主人為誰，即為一國之民是也……君也官也，國民之公奴僕也”。

潘佩珠在日本領導東遊運動時，曾撰寫了《海外血書》一文，於1906年在《雲南雜誌》第4、5、6期連續刊載。潘在文章中也提出了越南亡國的三個原因：“嗚呼！國亡矣，請先陳其所以亡之積弊。其一是向來國君之不知有民；其一是向來國臣之不知有民；其一是向來國民之不知有國”(P414)。雖然這裡潘佩珠所用的“國君、國臣、國民”概念與梁啟超的“國家、朝廷、國民”概念是不相同的，但潘梁所採取的把越南的亡國與中國的積弱根源都歸於不知國家與國民之關係的方法論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潘佩珠在《海外血書》中論述的是越南亡國之原因，而梁啟超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分析的是中國積弱及亡國危機的原因。

進化論

進化論，由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於19世紀創立。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化論對中國哲學思想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還在19世紀70年代，中文讀物就介紹過達爾文的作品。而進化論真正在中國產生影響，是從嚴復開始的。1898年，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出版，達爾文的進化論至此被系統地介紹進中國。進化論被嚴復等人介紹到中國之後，成為一種新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震動了中國的思想界。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都接受了這種新觀點，形成了各自的哲學思想(P165,166)。

梁啟超在甲午戰爭之後逐步形成了較系統的進化思想，他的許多言論無不以進化為出發點，進化論是其維新變法總思路的哲學基礎(P75)。梁啟超曾多次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介紹和分析達爾文進化論的文章。其中，梁啟超於1902年3月10日在《新民叢報》第3號發表的《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傳》一文，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主要介紹達爾文和他的《物種起源》（梁啟超在文中稱之為《中源論》）。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認為：“生物變遷之原因，皆由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公例而來。”達爾文認為，“萬物同競爭，而異類之競爭，不如同類之尤激烈。”“而其爭愈劇，則其所謂最適者愈出焉。”達爾文的適者生存，並非只是指個體的生存，而是不斷進化發展的一個階段。他把從物種研究中得出的結論，引入人類學的研究，提出了人類也是在億萬年時空中遵循優勝劣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理從低等動物漸漸進化而來的。梁啟超在這篇文章的開頭就說：“近四十年來，無論政治界、學術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絕大之變遷，視前此數千年若別有天地者然。競爭也，進化也，務為優強勿為劣弱也；凡此諸論，下自小學校之生徒，上至各國之大政治家，莫不口習之而心營之。其影響所及也，於國與國之關係，而帝國政策出焉，於學與學之關係，而綜合哲學出焉。他日二十世紀之世界，將為此政策、此哲學所磅礴充塞，而人類之進步，將不可思議。”

越南學者及外國學者基本上都一致認為潘佩珠接受達爾文進化論的重要渠道是通過梁啟超的著作。筆者也同意這種觀點，因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新書（註：“新書”是越南近代史的一種社會思潮。它泛指介紹不同於儒家經典中舊知識（舊學）的新知識（新學）的書籍。這些新知識包括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的知識，主要是從西方書籍或日本的譯書翻譯過來的，有時只是翻譯主要的內容，以介紹“泰西文明”的民權、民主思想等。這些“新書”大多數是由中國思想家及翻譯家翻譯成漢語後傳到越南。當時中國思想家所撰寫的著作傳到越南后也被視為“新書”。早在19世紀中葉，“新書”已經傳到越南了，但到20世紀初“新書”才大量傳入越南。當時，東京義塾是越南北圻購買並傳播“新書”的中心。）大量地傳到越南。這時期的新書大部分是中國維新派的著作及譯著，而梁啟超的著作為數最多。梁啟超“筆鋒常帶感情”，很有感染性的文章對越南進步士大夫的影響很大。作為當時社會思潮的先鋒，潘佩珠當然不是旁觀者。潘在《年表》中亦說，他曾讀過梁的《中國魂》、《戊戌政變記》、《新民叢報》等，而梁在這些著作中曾比較多地論述到達爾文的進化論。無疑，潘當時所接受的是梁式的達爾文進化論。

有一點要說明，西方殖民主義者在進行侵略的過程中已利用達爾文進化論中的“優勝劣汰”等思想來為殖民主義作辯護。但越南士大夫同亞洲其他殖民地國家的人民一樣，不把達爾文進化論視為一個定命性的失敗學說。換句話說，他們不承認法國人生於優種，而越南人生於劣種，因此必定被法國人統治之不可抗拒的必由之定命。他們認為，各國家、民族之強弱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結果。弱小國家只要不斷努力學習、改變自己，就一定會強大起來的。對越南人來說，達爾文進化論已成為一個解釋為什麼越南失去國家主權，並警告他們如果仍保持現狀、不改革國家，將會在生存競爭的世界里落伍的理論依據。潘佩珠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

潘佩珠在《海外血書》中指出：“其一曰，法人之處心積慮，必欲盡滅我人種乃止。其二曰，我人若因循觀望，必至我族類盡絕乃止。”“莫如及今之時，中國人甚愚且甚弱，乘其方愚弱而鋤剪之，絕後患之萌芽，保無窮之福利。法人勝算，有過此乎。”並警告國民如果只會袖手旁觀，不站起來作鬥爭，那麼越南將來一定會被滅種的。潘把法國殖民者侵略越南視為強者統治弱者之必然性，這是“生存競爭”規律的結果：“我人種而果盡絕，我不敢怨法人。枕席千萬里風濤，犧牲數百萬槍炮，以購此二十七萬零方里之地，乃容此五十兆飽飽甜眠，至愚至弱之中國人種，蠢蝕而噴之。”但潘不認為這是命定，而呼籲“如我輩於此喘息尚存，舉國同奮，外招雄鄰之聲援，內起文山之英靈。積沙可以成山，銜石亦能填海。法欲絕我，我只不肯絕何。”潘強調民族之存亡取決於國民之“自強”、“自救”意識，這無疑帶有進化論“生存競爭”說的色彩。

在《新越南》（1907年）中，潘佩珠描述一個恢復國家主權之後的“新越南”：“內治之資格由我陶鑄，外交之權利由我抱持，文明事業愈日愈進步，勢力範圍愈日愈擴張……派遣公使於歐美列強，日美德英皆結我越南為優等同盟國，暹羅、印度及南洋諸島國皆奉我越南為主盟。亞洲最大國若支那者，則為我越南之親密兄弟國。仇國之法蘭西，怯然自命，惟願受保護於我越南。”在潘看來，在當今的力量對比，法勝越南敗，而在將來，越南反過來會去保護法國。這是潘佩珠理想中的“新越南”。

另外，在潘佩珠的不少著作中，曾多次使用“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競爭世界”等詞語。這明確地證明潘佩珠受進化論的影響。

根據《年表》，從1908年年初，潘佩珠就不再提到梁啟超了，而其實早自1906年年初潘梁之間的關係就結束了。雖然潘於1909年年初離開日本，而梁於1912年才回中國。那麼為什麼潘佩珠不再跟他曾尊重的梁啟超聯繫呢？眾所周知，潘佩珠到日本之後，不但跟改良派的梁啟超有來往，並且還跟孫中山等中國革命派接觸：“予自到日本后……多與中華同志結合”。另外，到日本后潘不但跟梁啟超、日本政要接觸，而且還跟中國革命黨人接觸。尤其是潘在日本的後半段時間，經常跟中國革命黨人接觸，並且還當《雲南雜誌》的編輯。潘的最終目的是說服他們幫助越南的革命、恢復越南的獨立。再者，潘以前對梁的了解只是通過梁的一些著作，到日本經過實際的接觸后，潘也許才發現兩個人政治主張的不同。潘佩珠是越南激進革命派的領袖，自從參加革命活動到去世時他始終主張採取暴動的革命手段。潘在早年深受勤王運動（註：即由越南文紳發動和領導的支持皇帝救國的運動。1884年6月6日，順化朝廷與法殖民者簽訂最後的賣國文契《巴德諾條約》，承認了法國殖民者在越南的保護權。1885年7月13日，朝廷中以尊室說(Thāt Thuyēt)為首的主戰派以咸宜(Hàm Nghi)帝的名義下勤王檄文，同各地文紳掀起了抗法起義。這次運動持續了12年(1885-1896年)，以香溪起義(nghia Khê，1885-1896年)的失敗而告終。）的影響，繼承勤王運動武裝鬥爭的傳統，因此其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打上該運動某些印記。潘的政治思想雖然複雜多變，但都是出發於愛國主義精神，都是為了救國救民，而基本上是向進步的方向發展的。在國內活動的時候，潘對國家的政體、革命組織的主義等問題的認識是比較模糊的，只設想“恢復越南，設一獨立政府，除此外尚無若何之主義”。1906年到日本之後，潘才確定要“建設君主立憲國”，明確選擇君主主義。1912年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潘又轉向民主主義並主張“建立越南共和民國”。到晚年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潘還嚮往著社會主義學說。但中間他思想也經過一個曲折，1918年，潘突然撰寫了《法越提攜政見書》，其主要內容是：法國和越南因該“提攜”阻止日本人，呼籲法國人停止虐待越南人，而越南人也不該再把法國人視為仇人。這標誌著潘思想的一個後退。後來潘對此事非常後悔，並曾儘力做解釋，說被他組織中的兩個叛徒欺騙。不過這只是一個小插曲，總體上講潘思想仍一直是向進步的方向轉變的。

梁啟超是中國改良派的領袖，一生致力於中國社會的改革。梁啟超政治思想是複雜多變的，且因時而異，前後矛盾。1890年，梁啟超與康有為結識，這是梁啟超一生髮展的重要轉折，使他走上了改良維新的道路。在“百日維新”期間，梁成為廣為人知的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無論辦報或教學，梁都竭力闡述康有為的改良思想和變法理論，並主張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戊戌變法失敗后，梁東渡日本，開始流亡生活。嚴酷的現實已經證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國是走不通的，但梁未醒悟過來。儘管在日本初期，梁一度與革命派接近，曾與孫中山等革命人士往來密切，但他最終仍堅持改良立場，並公開提出“保皇”口號。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論戰展開之後，梁又改變舊說，轉而提倡實行“開明專制”，試圖與“革命”理論相對抗。1898年12月，梁在橫濱創辦《清議報》，鼓吹“斥后保皇”。1902年2月，梁又在橫濱創辦了《新民叢報》，繼續宣傳改良主張，但這時候梁不得不放棄“保皇”口號，而代之以“新民”之說。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梁再一次改變了以前的政治主張，提出了“虛君共和”的口號，意欲使革命派與清廷實行妥協。袁世凱上台以後，梁曾在袁組成的“責任內閣”、“第一流人才內閣”當過司法部次官和司法總長。袁世凱死後，北洋派系的另一個軍閥段祺瑞任國務總理，梁很快成為段的支持者。梁在段的新內閣曾當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的頭銜。段政府被迫辭職后，梁也遞送了辭呈。從此結束了梁的政治生涯，轉而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如果說，在維新時期，梁還是時代的先鋒者，那麼戊戌政變失敗后，他便成為時代的落伍者。儘管梁啟超在不斷變化，但歸根到底他始終不能超出改良主義的藩籬。

因此，筆者認為，潘佩珠在國內期間對世界革命的了解只是通過包括梁啟超著作在內的新書，所以其眼光很有限。剛到日本，潘仍懷著對梁啟超的欽佩之心，敬而見之。不可否認，潘佩珠在日本發動東遊運動初期，得到了梁啟超的不少幫助。但隨著在日本所見所聞的日益增加，對梁的更多了解，特別是跟中國革命黨人接觸后，使潘的眼界擴大了，潘逐漸意識到其思想與梁啟超思想有很大分歧，梁不能再幫潘解決越南革命正面臨的難題了。潘梁的關係因此而結束。

先來看一下潘佩珠在《年表》中描寫其第一次是怎麼跟孫中山見面的：

又一日犬養毅以一書招予至宅，為予介紹於孫逸仙先生。孫，中國革命之大領袖，時方由美洲回日，為組織中國同盟會事，逗留橫濱。犬養毅謂予曰：“貴國獨立，當在革命黨成功之後，彼黨與君同病相憐，君宜見此人，豫為後來地步。”越日予持犬養毅名帖及其介紹辭，詣橫濱致和堂謁孫，時夜八點矣。孫出筆紙與予互談革命事。孫曾讀越南亡國史，知予腦中未脫君主思想則極痛斥君主立憲黨之虛偽，而其結束則欲越南黨人加入中國革命黨，中國革命黨成功之時即舉其全力援助亞洲諸被保護國同時獨立，而首先著手于越南。予所答詞，則亦謂民主共和政體之完全，而其主意則反欲中國革命先援越南，越南獨立時，則請以北越借與革命黨為根據地，可進取兩廣以窺中原。予與孫辯解相持有數點鐘之久。夜十一點，予起辭別，孫約予以次夕再會談。越後日復在致和堂會孫，再申明前夕所談之意。其實予與孫此時兩皆談會，予實未知中國革命黨內客如何，而孫亦未知越南革命黨真相如何，雙方談解，皆隔靴搔癢耳。結果俱不得要領。然其後吾黨窮急時，則藉手於彼黨為多，則亦兩夕會談為之媒介也。

關於潘佩珠與孫中山會見的時間，潘在上面的陳述中沒有說具體的時間，按文章的脈絡是在1905年。而按《孫中山年譜長編》所說，孫中山是於1905年7月19日才從歐洲抵達橫濱，並於10月7日由橫濱赴越南，期間經常往返於橫濱、東京兩地。那麼，筆者認為潘佩珠只能是在這段時間同孫中山會見的。

通過這兩次會面，可以明顯看出潘佩珠與孫中山都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看問題，二者都想優先解決其民族革命問題。孫“欲越南黨人加入中國革命黨，中國革命黨成功之時即舉其全力援助亞洲諸被保護國同時獨立，而首先著手于越南”，而潘“則反欲中國革命先援越南，越南獨立時則請以北越借與革命黨為根據地，可進取兩廣以窺中原”。在談到“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問題時，孫“極痛斥君主立憲黨之虛偽”，潘“亦謂民主共和政體之完全”。但潘當時不主張採用民主共和政體，是因為潘認為越南民智未開，且“因予初出發時，固以君主主義旗幟取信於人，設使局面尚存，則手段未敢更改”。在潘看來，那段時期“君主”還是“民主”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儘力爭取各種條件及幫助越南達到“驅逐法賊、恢復越南”之目的。潘此時跟孫會面也是出於這一目的的。另外，當時孫正忙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事宜，而潘亦忙於東遊運動，因此對各自提出來的建議不大在意，“結果俱不得要領”。那麼，在日本初期，潘思想基本上未受孫思想的影響。潘只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才受孫革命思想的深刻影響。潘孫這兩次會談，據潘“然其後吾黨窮急時，則藉手於彼黨為多，則亦兩夕會談為之媒介也”。

除了1905年的兩次會談外，潘佩珠子1912年還與孫中山會一次面：“壬子年（1912年）二月下旬，上南京謁孫中山……予抵南京時，實為新舊交乘之，政府事務紛如亂麻，孫亦應接不暇，予但晤談得數分鐘”。可以說，潘佩珠與孫中山的關係應結束於1912年。

上面所述，潘在思想上真正受孫的影響是在辛亥革命之後。其主要表現在越南光復會的成立及其章程。越南光復會於1912年6月19日成立，其章程是：“驅逐法賊，恢復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國”。會的組織分為三大部：（1)總務部；（2)評議部；（3)執行部。對比一下孫中山等人所創立的中國同盟會。中國同盟會於1905年8月20日成立，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其機構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在總理之下設有執行、評議、司法三部。據章收的研究，“光復會在組織形式和活動綱領方面與同盟會有點相同。但是如果深入到它的內容方面，則越南的光復會未能達到辛亥革命前的同盟會的水平……還達不到像同盟會所提出‘平均地權’綱領那樣的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水平……同盟會的綱領提出了‘平均地權’的問題，因此已把佔中國人口的80%的農民吸收到革命隊伍里。至於光復會則對於‘農民’的作用還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意識。占越南人口90%以上的農民還沒有被列入維新會時期的十萬‘同人’的行列。因此，二十世紀初葉的越南革命運動缺少了一個極其重要基層組織來作為革命的靠山。”越南光復會的成立無疑體現了潘佩珠受孫中山的影響。越南光復會的成立標誌著潘佩珠思想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使潘徹底擺脫君主立憲思想，而走向民主共和思想。

在越中兩國關係的歷史長河中，兩國人民在各領域的交流是很頻繁而豐富的。動蕩的近代又使兩國的愛國志士走在一起，共同商討救國方針，互相幫助各自國家的革命運動。這是歷史的好榜樣，是非常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