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東抗日根據地

1939年10月底，劉少奇（化名胡服）率中共中央中原局機關到達定遠縣藕塘附近的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先後住藕塘西南的山黃庄和大橋附近的灣楊等地，直接領導皖東及至華中地區的抗日戰爭和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工作。1940年4月4日，劉少奇離開定遠去津浦路東。

（一）1938年10月武漢失陷后，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時皖東敵後較為空虛，被日軍趕到大別山區的國民黨桂系軍隊，乘機向皖東委派行署主任和縣、區、鄉長，搶先恢復各級舊政權，同時收編土雜武裝，與我爭奪淮南地區。

面對汪精衛公開降日“反共”，蔣介石打著抗日的旗號“反共”，日軍集中兵力進攻堅持皖東抗日的新四軍的危急情況，新四軍江北部隊受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影響，部隊很少發展，兵力很弱又較分散，同時無抗日根據地和民主政權作依託，不僅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孤立無援，而且處於敵偽頑的夾擊之中，，情況危急。劉少奇一到皖東，積極傳達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批判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強調要獨立自主地發展抗日武裝，建立抗日根據地和民主政權，1939年12月上旬，在定遠縣安子集召開的部隊和地方幹部會議上，劉少奇指出：“要放手發動群眾，壯大武裝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在華中要肅清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造成的影響。幫助五路軍建立根據地的口號是錯誤的。替人家抬轎子，幫人家整頓保甲，結果自己連立足之地也沒有，被人家趕出來”。他尖銳地批語了流寇思想說：“我們連軍閥都有不如，軍閥還有地盤觀念，而我們卻甘居別人的屋檐下，人家想什麼時候趕你走，就什麼時候趕你走。我們要深入敵後，向東發展，直到海邊，建立大片的抗日根據地。”

1939年12月和1940年的1月、2月，劉少奇在瓦屋薛、山黃庄和灣楊村，三次主持召開中原局會議，進一步貫徹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並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向我軍進攻的情況，明確提出了在反“掃蕩”中堅持反磨擦鬥爭的方針。他高瞻遠矚，不僅及時挽救了瀕臨險境地的新四軍江北部隊，而且較好地解決了軍隊和根據地建設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使新四軍江北部隊和淮南抗日根據地不斷發展鞏固。

（二）以藕塘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據地，既是路東根據地門戶，又是華中地區的屏障，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侵華日軍作為攻擊的重點，頻頻派重兵“掃蕩”妄圖予以摧毀。

1939年12月中旬，以長谷壽夫為首的侵華日軍第六師團，糾集2000餘兵力分三路進攻路西根據地。駐全椒縣古河鎮的國民黨李本一部，雖擁有兩倍於敵的兵力，卻如驚弓之鳥，逃之夭夭，致使該鎮700餘間民房被燒，100多名群眾慘遭日軍殺害。12月20日，日軍侵佔路西根據地的前哨陣地周家崗，近逼藕塘，為了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使根據地人民和藕塘中心區免遭敵人破壞，劉少奇同志命令新四軍第四支隊主動出擊敵人，並指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要避敵強鋒，擊其弱翼，精心捕捉戰機，充分利用地形，出敵不意，在運動中給以殲滅性的打擊，以縮小“掃蕩”範圍，縮短“掃蕩”時間，減少人民的損失。我四支隊第七、第九兩個團，在徐海東司令員的親自指揮下，奮起抗敵，戰鬥從12月21日開始，經過三個晝夜的激烈衝殺與爭奪，終於擊退了敵人。此戰共斃、傷、俘敵160餘人，日軍中隊長長毛高千穗被擊斃，並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從此窮凶極惡的敵人，縮回老窩后，半年不敢妄動。為了聯合國民黨共同抗日，我軍在收復古河鎮、周家崗、復興集和大馬廠以後，又主動把古河鎮交還李本一。

周家崗反“掃蕩”，是新四軍第四支隊挺進皖東敵後首次較大的戰鬥，也是劉少奇在皖東直接領導我軍對敵作戰取得的重大勝利，它不僅擴大了我們黨和軍隊的政治影響，打開了皖東的抗戰局面，而且使新四軍支隊在津浦路西站穩了腳跟，為皖東抗日根據地創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39年底到次年春，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華中蔣介石把進攻的重點放在皖東，他“命令”新四軍江北部隊移往江南，又密令國民黨安徽省主席子兼二十一集團總司令李品仙和江蘇省主席兼蘇魯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東西夾擊我江北部隊，妄圖吃掉或趕我軍去長江以南，借日軍之手消滅之。

為了民族大業，劉少奇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提出國共雙方以淮南路為界，分區抗日，彼不向東，我不向西的倡議，駐皖桂頑根本不予理睬，公然向我發起猖狂進攻，我軍被迫還擊。這樣津浦路西首次肥頑戰役——定遠自衛戰，先後在定城、高塘鋪和松樹劉等地展開，經過較量，頑軍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定遠自衛戰役的全勝，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原局堅決貫徹黨中央關於獨立自主地發展抗日武裝等指示的結果，也是對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有力批判。在此之前，部隊只知打仗，不知安家，結果打一處丟一處，不僅部隊沒有發展，而且給養沒有保證。劉少奇嚴厲批評了這種自己捆綁自己手腳的錯誤，響亮地提出“放手發動群眾，放手建立游擊隊”等口號，從1939年底到1940年春，僅三個月時間，新四軍四、五支隊，由原來的7000人，猛增到150000餘人，地方武裝也發展到近萬人。同時建立了比較穩固的以定遠藉塘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據地。

（三）定遠自衛戰役結束后，國民黨定遠縣各級軍、政要員，先後撤離定遠，為我建立各級民主政權掃清了障礙。1940年3月4日下午，我軍解放定城后，劉少奇當即決定成立定遠縣抗日民主政府，並批准選派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統戰科長魏文伯（時名魏新民，任縣長前，經劉少奇提議改名魏文伯）出任縣長。3月4日午夜，劉少奇親自與魏談了話。次日早飯後，劉少奇再次會見魏文伯與黎競平、程式、陳京等並說：“昨天十四團已佔領定城，我們決定成立定遠縣抗日民主政府，派魏文伯去當縣長，你們幾個人也一起去。”他指出：“國家政權是統治的工具，它是為階級服務的，掌握在那個階級手裡，就為那個階級服務。我們有了自己的政權，就可以頒布各種法令，徵集物資，鎮壓反革命等。定遠縣是我們在華中建立的第一個抗日民主政權，今後我們 還要繼續建立，要向同志們宣傳奪取政權的重要性，這是當前的首要任務。民主政權要實行‘三三制’，以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對敵。政權建立后，要立即發動群眾，廣泛建立各種群眾團體，以取得群眾的支持。動員群眾參軍參戰。要建立稅收制度，籌糧備槍，支援軍隊作戰“。

1940年3月6日，魏文伯率黎競平、程式、陳京等趕往定城就職。縣政府利用國民黨舊政權丟下的房舍辦公。經過三天的籌備（主要是刻制縣政府印章和書寫建立新政權的布告），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政治部委任魏文伯為定遠縣長以及魏文伯縣長就職視事兩張布告正式對外張貼。

為了廣泛宣傳抗日民主政權的性質、任務、及各項方針政策，縣民主政府除以縣長的名義向縣城鄉印發了《告全縣同胞書》外，並於3月17日在曲陽小學召開了各區、鄉選派的代表大會，接著又召開駐城和各地士紳代表會。新四軍江北指揮部 政治部主任鄧子恢發表了重要講話，魏文伯就建政問題作了專題報告。上述會議除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投降陰謀，宣傳我們黨的抗日主張和方針政策，宣布各級民主政權均按”三三制“原則組成等外，並決定成立縣參議會及各級工、農、青、婦抗敵協會等群眾組織。

在縣級民主政權建立的同時，區、鄉黨政軍機構也隨之成立，全縣設4個區，49個鄉。黨政軍脫產人員達1000餘人。由於實行了“三三制”原在舊政權供職的人員，願為新政權服務者均繼續留用。“三三制”，大大捉進了各階層人士團結一致的共同抗日，推動了根據地各項工作的開展。

定遠縣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在華中敵後第一次樹立了新民主政權的旗幟”。它對於淮南淮北乃至整個華中地區抗日民主政權的建立，都起到了先導和影響作用。隨著定遠縣政權的建立，來安、嘉山、滁縣、鳳陽、天長、全椒等兄弟縣的抗日民主政權相繼成立，使整個淮南抗日根據地連成一片。

劉少奇作為淮南抗日根據地的創始人和開拓者，既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戰略決策，又在實際鬥爭中加以創造發揮。他根據華中不同於華北存在著敵、頑、我“三角鬥爭”的特點，把政策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融為體，及時而又巧妙地指揮我軍既擊敗了日軍的“打盪”，又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使淮南抗日根據地由小到大，日益鞏固，抗日武裝由少到多，不斷增強，從實踐和理論上為實現黨中央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為創建、發展，鞏固淮南乃至整個華中抗日根據地，寫下了光輝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