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第七大隊

七七事變后，被關押在國民黨監獄的共產黨員袁超獲釋出獄，回到家鄉即墨袁家屯。並及時和中共萊陽特支負責人吳青光接上組織關係，著手在家鄉籌建抗日武裝。他不畏艱難險阻，奔走呼號，聯絡故舊親友和有志之士。

1937年11月，袁超和孫培生、袁世清等在袁超家裡召開了第一次研究成立隊伍的會議，傳達了膠東臨時工委關於成立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的指示，討論了組織武裝起義的具體問題。會議確定袁超任起義隊伍的總指揮，起義聯絡點就設在袁超家。

在組織隊伍發動起義期間，到袁家的人絡繹不絕，吃住都由袁超負責。為了抗日，袁超不惜傾全家的人力、物力、財力，以紓國難。為籌集槍支，他打開族祠的門，邀請本村、本族有槍的人家到祠堂開會，曉以大義，動員他們響應“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力出力”的號召，獻出槍支，抗日救國。對自願獻槍的人表示感謝，對少數不願獻槍的地主，則採取強制手段。1938年2月，經過3個多月的艱苦工作，在袁家屯、下普東、葛埠、樓子疃、唐家屯、洪溝等村莊收集了260多支槍，組織了300多人的隊伍，並開始整訓和編製工作。這支隊伍紀律好、威信高，深受群眾愛戴。當地群眾都親切地稱袁超為“袁司令”。

為組建這支隊伍，袁超和他的親屬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不僅家中錢糧用光，還遭到日、偽和國民黨特務不斷地抄、抓、燒、殺，僅他的兄弟姐妹和侄子就有6人被殺害，被抓和被打致殘的親友、鄰居10餘人。

1938年2月，中共膠東特委和“三軍”總部正式為這支隊伍頒布番號為“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第七大隊”，委任袁超為大隊長兼政委。此後，七大隊逐步擴編為5個中隊。

在即墨地區，國民黨和土匪游雜部隊很多，大小10多個司令。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只會向百姓要糧派捐，抓雞抓鴨，欺壓百姓。日軍來了，即逃之夭夭。七大隊一成立，就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

日軍佔領即墨城后，經常下鄉“掃蕩”。 1938年4月5日（清明節）上午，由青島進犯的日軍進入即墨趙家嶺一帶。七大隊聞訊后，聯絡國民黨游擊隊趙光部，埋伏打援，伏擊日軍。七大隊用一個中隊參加包圍趙家嶺的日軍，一個中隊隨大隊部待命打援。戰鬥從上午8時一直打到中午，激戰了4個小時。這些剛剛拿起槍來的工人、農民，表現得非常勇敢頑強。戰鬥中，七大隊戰士孫玉滋、趙喜友犧牲，孫友傳負重傷。因即墨城日軍出動1個中隊前來增援，七大隊始撤出戰鬥，從趙家嶺撤到移風店。隊伍的情緒和秩序始終良好，沒有一個掉隊的。

趙家嶺一戰，大煞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掩護了群眾轉移，顯示了中國人民不當亡國奴的決心。

中共膠東特委對七大隊的發展非常重視。4月中旬，特委派委員、“三軍”總部代表宋竹庭率牛紹文（瀋陽）、張咨明、劉坦、崔濤、崔子范等12名政工幹部到達七大隊駐地即墨葛埠，前來加強思想政治和軍事訓練工作。牛紹文、張咨明、劉坦、崔濤、崔子范等擔任中隊指導員。他們通過開會、談心、教唱歌曲、上課、發展民先組織，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幹部戰士的政治覺悟，增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部隊素質明顯提高。

趙家嶺戰鬥后，七大隊引起青島日軍的注意，日軍決不會讓一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在其戰略基地的眼皮底下發展，同時即墨地方黨組織長期被破壞，力量薄弱，群眾基礎沒有恢復，周圍尚有幾股國民黨游雜部隊，七大隊孤軍深入，危機四伏，經特委批准，宋竹庭決定七大隊轉移牟平，與“三軍”總部會合。

4月底，七大隊奉命轉移，途中暫駐即墨縣河頭村時，遭到國民黨山東保安獨立第二旅十三區保安副司令韓炳宸部和萊陽鄉校葛子明部的聯合襲擊，由於領導思想麻痹和彈藥缺乏，部隊失去抵抗力，全隊人員被繳械扣押。兩天後，韓炳宸脅迫收編七大隊人員不成，竟扣留袁超等5人為人質，將其餘人員武裝遣散。經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游擊隊司令姜黎川出面營救，兩個多月後，袁超等始獲釋放。獲釋后，袁超重新召集被遣散的隊員（約六七十人），並向“三軍”總部彙報，請求制裁韓炳宸並索回槍支。但因“三軍”總部離此較遠（此時“三軍”總部已移駐黃縣），難以做到。總部指示將重集人員就近依託於國民黨姜黎川部。經黨組織積極工作，姜黎川同意將七大隊人員暫編為第一大隊，在姜部勢力範圍膠縣、即墨、平度三縣的邊界自由活動。

10月，第一大隊人員隨李肇岐率領的起義部隊北上黃縣，編入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支隊（1938年9月，“三軍”改番號為八路軍山東抗日游擊隊第五支隊。同年12月，又改番號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支隊）第六十五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