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陽

故事通過和子的第一人稱敘述和弟弟直治的日記與遺書的形式展開。主要講的是與丈夫離婚六年的和子在伊豆山中的別墅和母親同住，母親又患上了肺結核。應徵服役的弟弟下落不明，終於弟弟複員歸來，但他生活放蕩不羈還沾染上毒品。和子戀上了已婚的不良作家上原，並夢想生下上原的孩子。最後母親病亡，弟弟直治留下遺書自殺，和子表示即使會被遺棄也要生下並撫養上原的私生子，實現道德革命。

小說《斜陽》發表於社會混亂、價值迷離的日本戰後年代。當時的日本由於戰敗導致一切陷入混亂，不僅僅是人們的物質生活方面，各種社會思潮也是相互泛濫，人們多年所被宣揚和培養的價值觀念變得分崩離析，在一片混亂中喪失了原有的精神支柱和信仰，同時又對戰後新舊勢力交錯的現實局面感到非常迷惘、不安和無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小說《斜陽》誕生了。這跟小說中所描寫的社會形態有著相同的背景。當在戰爭時期還在鼓噪吹捧著聖戰和軍國主義的人在戰爭失敗后馬上改頭換面宣揚起了民主和政治，可這隻不過是滑稽可笑的表層改變罷了。在這一直信奉的真理一夜之間被掀下了神壇，支撐自己的信條瞬間崩塌，新的價值又在混亂的現實之中，國民也跟著迷茫無奈地順應著社會的思潮變化。

母親

母親舉止優雅，形象唯美，堪稱為日本最後一位貴族，她是太宰治心目中貴族的完美形象。在丈夫去世，家境落沒之時，對自己的命運毫無怨言，並與孩子搬到了伊豆的田舍開始鄉村生活。但即使是這樣一個與世無爭的人物，最後也患病而逝。母親的死，象徵著貴族時代的結束。母親對自己命運的落沒毫無反抗，她不僅是落沒貴族的代表，同時也是精神貴族的代表。在斜陽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真正的貴族大概只有媽媽了吧。她是名副其實的，讓我等之輩望塵莫及。”可見母親形象之完美無瑕，其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母親舉止高雅，衷於自我，遠離世俗，沒有裝腔作勢，虛偽麻木等世俗的影子。然而即使這樣一位貴婦，最後也不免患病離世。母親的死，即意味著貴族時代的結束。

和子

和子是落沒貴族的革命者，她的思想與個性都和眾人截然不同。和子雖身為貴族，可婚後卻由於丈夫的猜忌而離婚，最後又由於家道的落沒不得不搬到伊豆的鄉下與母親相依為命。殘酷的生活以及母親的離世終於喚醒了和子對生活的反抗意識。“沒有愛情就不能結婚”，這顯示了和子的愛情觀：懷上情人的小孩，則說明她與傳統背道而馳。和子曾在小說中多次說道“我有可以去的地方”，則顯示出了和子的反抗意識。如果說《斜陽》中母親是“美的消亡”的詮釋，那麼和子則是“新生和希望”的詮釋。

直治

直治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出身於高於平民的高貴家庭，但是眼前的現實卻不再容許貴族的繼續存在，彷彿自己應屬於的貴族年代已一去不返。在這種現實下，直治認為真正能稱得上貴族的人只有自己的母親，其他的無非都只是“虛偽、瘋狗、吹牛家和在雲上撒尿的人”。然而對於唯一的真正貴族的母親，自己又是決然模仿不來的，那樣只會讓自己更加滑稽可笑。於是不情願中把眼光投向了與自己身份有別的普通庶民，通過各種“模仿”的不良企圖建立與民眾交往溝通的橋樑。可是結果呢，融人不了大眾，又回復不到貴族的身份，開始意識到自己只是個“連請客都請不起”的沒有生活能力的“草”，但是民眾則是堅毅難摧的，富於生命力的“草”；自己企圖親近的人民大眾給予他的也只是“充滿了惡意的旁聽席而已”。最終直治在這種心理矛盾中，走上了自殺的道路。這樣悲慘的結局也正如作者本人一樣，用死來進行反抗，徹底地貫徹太宰治寫作風格當中的“下降指向”。

上原

上原與其說是直治的老師，倒不如說他們之間是狐朋狗友的關係，對於這個人物借用小說里的原話來說就是“名副其實的不良”。從小說的描寫中可以看出他沒有家庭責任感，並且從酒館的人的對白中也可以看出人們對他的評價很惡劣。在現實生活中與女人有著諸多糾葛，這和作者太宰治自身很像。雖說直治和上原兩人經常混跡於一起，可是卻相互看不起，直治認為上原是粗暴放蕩的酒徒，喜歡玩樂的投機商；而作為民眾的上原也非常討厭直治渾身的貴族氣。上原在另一主人公和子認為“人生幸福的飽和點”到來的時候，卻充滿了絕望的思想，連嘆“生命、藝術、人類的黃昏”。這個人物是太宰治塑造的戰後年代普通大眾的一個縮影，作者本人也如同上原一般在混亂的戰後日本社會中隨波逐流，看透一切，過著沒有希望的頹廢生活。

《斜陽》是一部成長小說，敘述主人公在情愛中如何努力了解世界。

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和子在家族沒落後開始了尋求自身定位之旅。與藤村所處的明治時代的內驅變革有所不同，太宰是二戰後“無賴派”的文學代表。戰爭的殘酷和暴虐是對人類文明和傳統道德的挑戰，給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嚴重的傷害，也為其成長提供了特殊的環境。因此，與丑松相比，和子由模仿到開拓的轉變過程更為激烈迅速。由於差點引發火災，和子遭受了平民的辱罵，不得不低聲下氣地去挨家挨戶道歉。在受到沉重打擊的同時，她深刻意識到自己的處境，萌發了脫離貴族血統、改變自身命運的願望。產生這種意識之後，她變得不願和母親在一起，因為母親的逆來順受與固守成規註定通往悲劇。和子不甘衰落至死的命運，才會在潛意識中反叛代表貴族與傳統的母親，渴望打破身份消解的宿命。

弟弟直治留下的遺書使和子頓悟，堅定了自己內心的選擇——為了愛與道德革命而活。不同於死去的母親和直治，和子把握了自己的生存意義，並通過對以直治、上原為代表的“過渡期道德的犧牲者”的救贖達成了精神境界的升華。她在打破舊道德桎梏、懷了有婦之夫上原的孩子之後便不再拘泥於虛幻的愛戀，而是選擇離開情人獨立生活。和子對上原坦陳：“我一開頭就沒有指望過您的人格和責任……我為自己能滿不在乎地無視舊道德而獲得一個好孩子感到滿足。”和子認為自己的道德革命在勇敢接受私生子時已經勝利，貫徹了自己反抗世俗的信念。她將孩子取名為直治，決心帶他一起迎接未來新的戰鬥，這不僅象徵著反俗信念的延續，也蘊含著對弟弟以及當時所有得不到內心解放的人的救贖，從而實現一種曲折的自我肯定，是成長曆程中一次質的飛躍。

小說重點描寫了和子的心理成熟過程。作為貴族世家的日本女性，和子自小接受的是名門教育，但也嚴格地束縛了她個性的解放。在種種舊道德規範中長大成人的和子，當她發現了真理，即“人應當為愛與革命而活”時，也曾因孤立無援而導致內心的劇烈掙扎，然而她最終決定尊重自己的意願，以自然道德去拷問社會道德。宣稱自己是“為了弄不明白的愛戀，為了由此造成的悲哀而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里的人。”和子震撼心靈的決心令人驚覺：拒絕向現實社會妥協的代價竟是“下地獄”。

二戰後的日本由於傳統價值體系的崩潰，人們處於精神空虛狀態。佔領日本的盟軍推出的民主改革方案“過於性急，加上經濟尚未復甦，人們一方面陶醉在民主、解放的氣氛當中，另一方面卻失去了生活的目的”。脫離了經濟基礎的改革導致功利主義成風，缺乏真正的民主，形成了愚昧和進步相互衝突的局面。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和子沒有生活保證和可以認同的目標群體，弟弟直治的自殺也讓她目睹了理想幻滅的下場。因此，和子決心像太陽那樣活下去，表達的不過是“無論如何也要從容不迫地生活下去”的內心絕唱。難能可貴的是，和子沒有選擇逃避和隱匿的生存方式，而是決定做心靈上的自由人，頑強地活下去，以自我犧牲的信念來走完這條對現實社會進行叛逆和抗爭的艱辛道路。

用文字勾畫出鮮明的人物形象是太宰文學得以深深打動讀者的特色之一。在代表作《斜陽》中，女主人公和子與她曾經夢寐以求的理想對象小說家上原多年後再次見面，鮮明清晰的描寫給讀者留下了不小的震撼和難以磨滅的印象。

“頭髮一如既往地蓬鬆，但是紅褐的顏色和明顯的稀疏卻讓人不勝唏噓。臉泛黃而浮腫，眼眶發紅腫脹，門牙脫落，嘴唇隨著咀嚼不停蠕動。感覺好像一頭衰老的猴子弓縮著背坐在房間的角落。”簡單的幾筆描畫，僅僅兩個細微的動作便勾勒出了飽滿的人物形象，也許和子在一瞬間感受到的失望和幻滅也在不知不覺間帶給讀者心靈上的衝擊，而其他作家也許要花費不少筆墨才能達到如此完滿的效果。

用最纖細的觸角感受外部世界，再以最精確的文字表達出來，是太宰文學的又一特色。小說中“蛇”作為象徵手法的載體曾多次登場。例如在某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和子忙完了廚房的事情後來到院子里，結果發現了一條“細小的、優雅的蛇”。和子的目光被蛇緊緊吸引，追隨蛇的一舉一動，當蛇垂下腦袋蜷縮起身體時，甚至覺得它“無比憂鬱”。在這裡，太宰治巧妙地通過女主人公感性地捕捉事物的形態來表達自己的意圖。可見太宰治擁有女性般纖細敏感的心，每時每刻都用靈魂來感知現實和人生，並將觸發出的微妙多姿的反應用精確的文字記錄下來。《斜陽》中蛇除了這次出場外，還出現在和子父親臨終時，以及母親垂危時的夢境里。有關蛇的事件均是通過和子之口講述，但擁有這份感受性的很明顯是作者太宰治。

《斜陽》這部小說出現在日本戰敗后初期。當時社會思想發生很大的變亂，一些沒落貴族既留戀他們原來的生活，又不得不看到他們那個圈子的虛偽和不合理現象，甚而感到內疚，對如何適應新的情況則感到悲觀、空虛、頹喪。《斜陽》通過和子和直治的思想和行動，反映了沒落貴族以及沒落階級的這種情況，因此在日本一時引起轟動，出現了“斜陽族”這一名稱，在社會上流行，開了“××族”“××族”的先例。

太宰治（だざい おさむ，1909年6月19日—1948年6月13日），本名津島修治（つしま しゅうじ），日本小說家，日本戰後無賴派文學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說《逆行》《斜陽》和《人間失格》等。

太宰治從學生時代起已希望成為作家，21歲時和銀座咖啡館女侍投海自殺未遂。1935年《晚年》一書中作品《逆行》列為第一屆芥川獎的候選作品。結婚後，寫出了《富岳百景》及《斜陽》等作品，成為當代流行作家。1948年6月13日深夜與崇拜他的女讀者山崎富榮跳玉川上水自殺，時年39歲，留下了《人間失格》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