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制度

士族指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門閥制度是中國歷史上從兩漢到隋唐最為顯著的選拔官員的系統，其實際影響造成朝廷國家重要的官職往往被少數士族所壟斷，個人的出身背景對於其仕途的影響，遠大於其本身的才能與專長。直到隋唐時期，門閥制度才逐漸被以個人文化水平考試為依據的科舉制度所取代。

東漢世家豪族發展的延續，是士族的淵源；而魏晉統治階級的政策是導致士族形成的直接原因。曹魏九品中正制規定門第為定品的主要條件，使當朝顯貴子弟官運亨通；魏、吳給公卿客戶和西晉官吏可按官品占田蔭客，使顯貴廣占田地、佃客和奴婢。因此，魏晉士族必是當朝顯貴，只有在魏晉獲得政治地位，尤其是在魏晉蟬聯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資格列名士族。如琅邪王氏，王祥仕魏晉，累遷太常、司徒、太尉、太保；潁川庾氏，庾嶷為魏太僕，從子峻為晉司空；陳郡謝氏，謝纘為魏典農中郎將，子衡為晉國子祭酒等。東晉是士族勢力發展的鼎盛時期。東晉政權是司馬睿倚仗琅邪王氏之王導、王敦等的策劃和支持建立起來的，故諺稱“王與（司）馬，共天下”（《晉書·王敦傳》）。其後門閥士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等輪流執政，而形成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之局。這時士族勢力平行甚至超越皇權，皇權政治演化成門閥政治。士族為維護自身利益，故修撰族譜，禁止與非士族的寒門聯姻，拒絕與寒門往來。南朝劉宋時，寒門出身的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有一次去拜訪士族張敷，敷命移座遠客，不與接觸。士族不做事繁務劇的小官，即所謂“濁官”，以標榜門第高貴。東晉以後，士族與寒門的界限基本凝固，只有極少數的寒門能夠上升為士族。而士族在發展中也有分化，如清河崔氏門第高於博陵崔氏，琅邪王氏後裔的門第也有高下之別。南朝士族漸趨沒落。由於皇權壓抑，雖授高官而不給實權；也由於士族日益腐化，士族子弟“上車不落則著作（郎），體中如何則秘書（郎）”，生而富貴，遂不思進取，縱情聲色，窮奢極欲，乃至“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在侯景之亂中，南朝士族死亡殆盡。北魏孝文帝為鞏固統治，制定了嚴格的士族制度，依官位定士族為4個等級，據等級享受政治經濟特權。士族制度在魏晉南朝是習慣上形成的，而北魏始由朝廷以法律形式規定。北魏士族也很快腐化，在河陰之變時遭到沉重打擊。

（1）歷史根源:東漢以來的豪強地主勢力的發展。

（2）政治原因：魏晉政權統治基礎是士族，皇帝依賴於士族的支持；

（3）政治保障: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勢力，維護政治特權的工具，）

（1）自身腐朽：腐朽奢華的生活、與身俱來的特權導致士族缺乏執掌政權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

（2）東晉、南朝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激烈，庶族乘機逐漸典掌機要；

（3）侯景之亂的衝擊。晉朝南渡士族“寢略殆盡”；

（4）隋唐科舉制的實行動搖了士族的政治基礎；

（5）唐末農民起義的打擊。（徹底掃蕩結束士族制度）

在於以譜牒門第為標準，以豪強家族、九品中正制度以及封建莊園經濟為基礎；高門大姓與寒第下層壁壘森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望族”；士族地主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享有特權，其社會地位不因政治升降而受影響，庶族子弟工作事務繁瑣，官職升遷機會較少，難以同士族聯姻往來，“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決定整個魏晉南北朝諸領域官僚門閥的特色。士族制度盛行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歷史現象，隨著南北經濟文化差異縮小、科舉選吏制度打擊、中小地主力量興起和唐末農民起義的衝擊，士族制度最終走向崩潰。

士族制度貫穿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突出的政治特點，也是西晉政治腐敗黑暗的表現，決定了這一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門閥特色，對後世影響深遠。

士族制度的政治、經濟特點，決定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往往特別尖銳，導致南北長期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士族田莊經濟強化了封閉的自然經濟，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士族是地主階級中的腐朽集團，越到後期愈發腐朽，是一群社會寄生蟲。

1．經濟上，士族田莊經濟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佔有大量勞動力，強化了封建依附關係，在魏晉動蕩的政治局勢下，編戶農民依附於世家大族，有較為保障的生產條件，這對封建經濟的發展顯然有利；而東晉南朝時期，南方相對安定，作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來南方立國創業，客觀形勢使得他們成為開發南方經濟的組織者，他們在南方建立的田莊、山墅，畢竟對江南荒丘山澤地區的開發起了推動作用。

2．民族關係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動北方各少數民族封建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3．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優裕，有條件從事文化事業，部分士族蔑視禮法，倡導個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東晉南朝時期在哲學、文學、書法、繪畫、科學上有較多的成就，並且富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