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吉

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女婿，大眾電腦董事長簡明仁，為簡吉三子。

簡吉從台南師範學校（今天的台南大學）講習科畢業之後，擔任教職四年，平日簡吉常常研究列寧及孫中山的著作與學說，因為逐漸左傾。1925年11月由於地方有農作爭議，於是辭教職為此奔走，並且組織鳳山農民組合，1926年，簡吉與趙港、楊逵等創組“台灣農民組合”，為台灣日據時期組織最為完整的農民運動團體。簡吉任台灣農民組合任中央常務委員，1927年與趙港為台灣代表，出席日本農民組合第六回大會，並上京向眾議院遞交抗議書。

1928年6月簡吉與台灣共產黨的謝雪紅、楊克煌等人結識，同年8月台灣農民組合通過支持台灣共產黨的決議。簡吉不久后開設社會科學研究會，以謝雪紅、楊克培為講師，而簡吉本人以蔗農問題、竹林問題、日本退職官員侵佔土地問題之題目，進行群眾教育。1929年2月12日簡吉被捕，判刑4個月；出獄后仍持續抗爭，1931年再度被捕，判刑1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簡吉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新竹桃園水利協會理事，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簡吉與老台共黨員、中共黨員張志忠在嘉義組織“自治聯軍”，並且於1949年10月簡吉出任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1950年簡吉被捕，被判處死刑。

簡吉日據時期在獄中部分日記，後於2004年出版。

簡道夫（簡吉次子）小的時候，時常看見母親陳何用一個鄉村用方布巾，把一本抄寫的經書，和幾本發黃的本子，細心包起來，放在家裡拜拜的神像下方。即使搬家，丟了很多東西，但這一個平凡的布包卻長年帶在身邊。每天念經的時候，母親總會拿出來。但簡道夫從來不知道那一本是什麼書。

簡道夫陪著母親搬過四五次家。自從父親簡吉在20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后，母親絕口不提父親的事。他唯一的記憶，來自更小的時候，父親曾抱過他。而家裡，卻因為父親被通緝，遭到好幾次搜查。簡道夫還記得小時候，曾和母親兄弟站成一排，看著前來搜捕父親的人，在家裡翻箱倒櫃。在高雄鳳山老家，父親有一面牆的書，但統統被搜走了，他可能留下的筆記、日記、信件，大都被搜光了。

一九五零年三月，父親在馬場町被槍決的時候，簡道夫才九歲。槍決的事還是大哥簡敬從《新生報》上看到，告訴了母親，才一起北上，迎回父親的骨灰。多年以後，簡敬回憶起當時，母親帶著他坐火車到台北。沿途上，從台南到台北的十多個鐘頭，母親一語不發，抿著嘴唇，凝視窗外。

沒有人知道，她是不是想起十七歲那一年，剛剛結婚的時候，簡吉穿著西裝，戴著圓框眼鏡，那樣斯文而安靜，一個熱愛貧困孩子的鄉村教師；或者簡吉為被剝削的農民奔走，成為農民組合的領袖，到處演講奔波，坐了十幾年的牢；還是一九四二年，他剛剛出獄，回到台南度過的三、四年平安的家居日子；或者他在二二八之後，因為被通緝，只能半夜偷偷回家，緊緊抱著剛剛出生的稚子簡明仁，彷彿那是最後的擁抱；或者只是他最後從獄中寫來的信：“有人說，儘管每個人走的路是多麼不同，可是要抵達的地方都是墳場。話是這麼說，而實際上我的生命也到了此。”……

母親到馬場町，只見到父親冰冷的屍體。她是那樣從容鎮定，只告訴簡敬要如何祭拜父親。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為了怕影響孩子的未來，她要簡敬不要出聲說話，只由她去簽字具領屍體，再由簡敬幫忙安排火化的事宜。他們在台北停留兩天，辦完後事，才帶著骨灰，回到台南家鄉。

回到家，她只交代了幾句話，便進到她自己的房間里，關起了門。然後，簡敬才聽到她那壓抑的哭聲，慢慢釋放出來，變成無法遏止的哭泣……。幾十年為台灣農民奔走而失去的丈夫，那個屬於革命而不屬於家庭的丈夫，如今終於歸來。幾十年的夫妻情分，幾十年的流離受苦，幾十年思念堅毅，終於決堤……

與世無爭的臉

然而她彷彿不曾再哭過。簡敬還記得母親有過幾次流浪而年紀最小的簡明仁，他出生於二二八之後第二十三天，對父親沒什麼印象，更不記得母親有過愁容。他只記得母親不太說話，不提丈夫的事，那是一張與世無爭的臉。

簡吉和妻子生了五個孩子。前三個是結婚後的幾年，在安定的教師生活里，陸續生下來的（其中有一個因為生了急病而夭折）。後來為農民運動南北奔走，很少在家，就未再懷上孩子。直到一九四二年，簡吉從十年的日本監牢歸來，才又有了簡道夫和簡明仁。

因為丈夫長年在外奔波，無法照顧家庭，後來又為了農民運動而坐十幾年的苦牢，母親為了生存，在日據時期就考取了助產士執照。靠著助產士的收入，勉強扶養孩子。生下簡明仁的時候，正是二二八之後，軍隊大鎮壓的肅殺正在全島展開，台灣陷入大混亂狀態。簡吉是通緝要犯，亡命天涯。在那風聲鶴唳的戰亂時刻，母親無法求助任何人，只能靠著自己的意志力，用助產士的經驗，獨力把孩子生下來。然而，當她為嬰兒紮好臍帶，確定安全無慮，生育最後力量用盡，她竟昏睡了過去。

母親彷彿與世無爭的臉，從不願意談起父親。在白色恐怖的氣氛里，兩位年長的哥哥因為政治犯家屬，父親是匪諜，工作難找，生計困難。背負這樣的陰影，更沒有人敢和他們多交往。父親彷佛永遠消失了。簡道夫和簡明仁帶著這陰影成長，卻難以知道父親的事。

後來母親皈依佛門，覺得接生的工作老是讓她雙手沾著血污，拜佛不虔誠，她也累了，就決定退休，只是安靜吃素念佛，就搬到屏東和簡道夫一起住。簡道夫只見她天天把那小布包打開來，拿出經書，安靜誦念。而那些泛黃的本子，雖然永遠在她的手邊，一起和經書拿進拿出，卻未曾打開過。後來，他曾打開看，字跡是用日文寫就的，一問才知道是父親的日記。但他並不知道是什麼內容。

在二二八的烽火戰亂中出生的簡明仁，是在念完交通大學，赴美國念書的時候，才真正看到父親簡吉的故事。那是關於農民組合、日據時代的反抗運動的記載。但資料非常簡單，他只知道父親為農民奉獻一生，卻還是無法了解那年代父親的真正理想和行動。

後來簡明仁回台灣自己創業，常常回岡山看望母親。一九八〇年，簡明仁事業安定下來，想花更多時間陪一陪母親，決定接母親來台北一起住。但母親走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未帶走那個小布包。後來簡道夫也搬家了，丟了書和雜物，但他想到母親如此重視那個小布包，就留了下來。

又過一段時間之後，有一天簡明仁突然來電問：「母親的那個小布包還在嗎？」

「還在啊。」簡道夫說。

「我想要用。」簡明仁說。

那時，簡明仁已經是大眾電腦的董事長，事業有成之後，他開始認真研究父親，逐漸了解父親、農民組合以及那時候台灣的生命故事。他也曾找了日據時代的社會運動者如酗堤翩A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林書揚、陳明忠等一起聚會，想多了解那時代的歷史。

拿到了那些泛黃的日記，簡明仁請人翻譯出來。然後，他才看見父親手寫的日記里，曾埋藏著多麼壯闊的胸襟，多麼強健的理想，和無法熄滅的人道主義精神。在那日據時代的大鎮壓里，簡吉被逮捕入獄，卻在法庭上全力申辯，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台灣農民。農民也給了他最熱情的支持。

那是青春的台灣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的大逮捕（史稱「二一二事件」），共逮捕了農民上千人，搜查三百多家處農民組合支部、幹部住宅，扣押二千多文件證物。但日本殖民政府竟不知道如何定罪名，最後以「違反出版法規」的名義，起訴十三人。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日，第一次開庭審判時，整個農民組合幹部、其它團體會員和家屬，將台中地方法院擠得水泄不通。檢察官於是下令禁止旁聽。被告簡吉此時上前質詢說：「審判長，這件事還沒有嚴重到禁止旁聽的地步吧？」

此時，旁聽席上的支持群眾大喊起來：「簡吉加油！簡吉加油！……」

八月，簡吉假釋出獄，立即展開重建方針，十一月在台北設立農民組合台北辦事處，並以此作為重建的據點。在第二次公審前，簡吉安排了農組的人事與重建工作。他面對司法審判，沒有任何恐懼。所以當一九二九年簡吉被判刑一年入獄時，他彷彿帶著勝利的微笑。

那些泛黃的日記，就是他的獄中日記。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台灣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在獄中日記彷彿愉快地寫著：「控訴審（相當於高等法院）宣判。審判長面帶微笑宣判。簡吉，監禁一年。楊春松、張行、江賜金、蘇清江，各監禁十月。……」

雖然文字是寫著「審判長面帶微笑」，卻更像是簡吉的微笑。

而那一個遙遠的微笑，彷佛失蹤在歷史的迷霧裡。歷經了日據時期的幾度搜捕，歷經二二八的戰亂，經歷白色恐怖的搜查槍決，那日記，竟奇迹般的隨著簡吉的妻子，安靜的躺在經書的旁邊，小小的農村布包里。直到多年後，才被簡明仁從悄無人知的角落裡發現出來。而簡吉的理想和犧牲，那一段被湮滅的農民革命史，才終於讓迷失的台灣人，看見日據時代的真正歷史。

簡明仁和簡道夫都不知道，母親為什麼會保留著這一本日記。是因為這是父親留下的唯一遺物？或者她有一段深埋內心的記憶？夜夜念著佛經的時候，陪伴在母親旁邊的，是不是日記里，簡吉那永遠的微笑？那一年，簡吉才二十七歲。那是青春的台灣，理想主義的台灣。一個靈魂的微笑，在隱藏了七十五年的歲月之後，終於真正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