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鄭州會議
第一次鄭州會議
第一次鄭州會議的背景
北戴河會議關於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於9月10日公布后，全國迅速掀起了大規模的大鍊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為了確保鋼鐵生產任務的完成，中央提出了其他部門“停車讓路”，“讓鋼鐵元帥升帳”的要求。在“以鋼為綱”的口號下，一個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大鍊鋼鐵運動，在全國迅速開展起來。不但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也沖亂了整個國民經濟。由於全民大鍊鋼鐵，這一年的積累從1957年的24．9%猛增到33．9%。煤、電、運輸、基建項目投資一年內增加了一倍。國家職工由2451萬人增加到4532萬人。結果不僅造成了工業內部的比例失調。忽視質量、拚設備等嚴重問題，而且給農業帶來了極大影響。在大鍊鋼鐵中，各地組織“大兵團作戰”，全國參加大鍊鋼鐵的人數一增再增，最高達到過9000萬人。在農業秋收大忙季節，農業第一線的強勞力被抽去大鍊鋼鐵，使得這一年的農業豐產卻沒有能夠豐收。
在大鍊鋼鐵的同時，以“一大二公”為指導思想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也一哄而起。至9月底，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有12個省、市、區100%的農戶加入了人民公社，10個省、區有85%以上的農戶加入了人民公社，4個省、區即將基本實現公社化，只有雲南省稍晚一點，10月底實現。到10月底，全國原有的74萬多個農業社，合併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農戶有1．2億戶，佔總農戶的99%以上。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由於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搞了“窮過渡”，颳起了“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浮誇風、幹部特殊化風也發展起來，給農村中的生產和生活造成很大的損失。
1958年10月下旬，毛澤東和黨中央其他一些領導同志在視察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農村時，就開始發現在人民公社所有制、分配等方面存在許多混亂現象，特別是“共產風”、供給制混淆了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和共產主義分配原則的區別，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界限和差別，已經嚴重地傷害了農民的積極性，對生產起了破壞作用。毛澤東為了解決公社化后所發生的生產、分配、福利、生活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糾正在辦公社過程中所發生的“左”的錯誤，在鄭州召開了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
這次會議是在毛澤東倡導下召開的。毛澤東在會上領讀了斯大林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並作了多次講話。
一、明確提出要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兩個界限。
這次會議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廣泛地討論了人民公社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毛澤東針對普遍存在混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情況，在會上的講話和讀書談話中，在肯定人民公社是實行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的同時，反對了急於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和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他明確指出，必須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不能混淆。他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他說，將來達到了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也不等於就是實行共產主義。毛澤東指出，有些人總想三五年搞成共產主義，認為可以立即宣布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進入共產主義，誰不贊成就說誰右傾。這是錯誤的。兩個過渡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都有一個發展過程，兩個過渡只能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進行，不可能在生產力還沒有充分發展的條件下，立即完成這個過程。這正如我們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個體所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一樣，也只能逐步完成上述兩個過渡。
二、批駁了在現階段就廢除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商品交換，實行商品調撥的錯誤主張。
毛澤東指出，現在，在有些人看來，人民公社經濟主要是自然經濟，他們認為人民公社只有自給自足，才是有名譽的，如果進行商品生產，就是不名譽。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他指出，人民公社應該按照滿足社會需要的原則，有計劃地從兩方面發展生產，既要大力發展直接滿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給自足性生產，又要儘可能廣泛地發展為國家，為其他公社需要的商品性生產。通過商品交換，既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又可以換回等價物資，滿足公社生產和社員生活上日益增長的需要。
毛澤東針對陳伯達等人要求現階段就廢除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商品交換，實行商品調撥的錯誤觀點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廢除商品是違背經濟規律的，我們不能避開一切有積極意義的諸如商品、價值法則等經濟範疇，而必須使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中國是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的國家，商品生產不是要消滅的問題，而是要大大發展的問題。為了團結幾億農民必須發展商品交換。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之勢，一提商品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嚮往共產主義，傾向不要商業了，我們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表現得更“左”，主張現在就消滅商品生產，實行商品調撥。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客觀規律的。如果這樣做，實質上就是剝奪農民。
為了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更多地了解馬、恩、列、斯對於商品和價值法則等經濟理論問題的觀點，以糾正一些錯誤認識，毛澤東在會議期間(11月9日)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建議他們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是《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他說，“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確的(我以為這是主要的)；哪些說得不正確，或者不大正確，或者模糊影響，作者對所要說的問題，在某些點上，自己並不甚清楚。”他強調指出，“要聯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同志，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是如此。他們在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現在需要讀書和辯論，以其對一切同志有益。”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帶領與會同志，認真地閱讀和討論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領導和部分地方領導參加的會議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開始糾正了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
第二次會議的主題是解決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糾正“共產風”問題。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規定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人民公社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隊（這裡的隊有些地方是生產大隊，相當於原高級社的規模）為基礎的體制；在公社內部承認隊與隊、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實行按勞分配、等價交換的原則等。會議起草了《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
這次會議還針對當時全民大辦鋼鐵、大興水利、深翻耕地等連續苦戰需要休整的實際情況，規定了要實行勞逸結合，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
第一次鄭州會議，是在完全肯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前提下討論和認識問題的。所以，仍未擺脫對我國經濟發展形勢不切實際的估計，還繼續提出了一些高指標。這次會議對人民公社內部的“共產風”也還沒有認識到。因此這次會議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第一次鄭州會議及會議以後，使大家認識到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間，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應該有一條界限，不能混淆。這就基本上解決了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思想。會議提出的一些重要方針、政策，對於保證我國農業生產的穩定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這次會議，是我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一些“左”傾錯誤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