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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
中國內地作家
浩然，男，（1932.3.25—2008.2.20），本名梁金廣，中共黨員，中國著名作家。祖籍河北寶坻。
1946年參加革命工作，當過8年村、區、縣基層幹部。1954年調到《河北日報》當記者。1959年10月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60年到山東昌樂縣城關公社東村下放勞動，后擔任該村第一任黨支部書記。1961年調任《紅旗》雜誌編輯。1964年到北京市文聯從事專業創作。歷任中國文化傳播發展促進會會長，中國大眾文學學會會長，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全委，北京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1973年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1975年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1977年起連續當選為北京市第七、八、九、十和十一屆人大代表。代表作《艷陽天》《樂土》《活泉》等。
1998年推選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首批享受國務院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政府特殊津貼。2008年2月20日因冠心病引起心臟衰竭在北京辭世，享年76歲。
大事件
1932-03-25
出生
1932年3月25日出生於河北唐山趙各庄。
1954
因發表作品被報社選拔為該報社記者
1954年，他的反映農村新生活的兩篇小說習作發表於《河北日報》文藝副刊上，由此他被選拔到該報社任記者。
1956
發表短篇小說《喜鵲登枝》引關注
1956年，短篇小說《喜鵲登枝》發表於由老舍主編的《北京文藝》上，從而引起了首都文學界的關注。
1960
擔任昌樂縣東村書記，帶領民眾渡過難關
1960年，以俄文報《友好報》記者的身份，下放到昌樂縣東村勞動鍛煉，度過了他生命中難忘的8個月。在那裡，他創建了東村歷史上第一個黨支部，並擔任支部書記，帶領全村400名幹部群眾生產自救，渡過難關，與那裡的父老相親們結下了生死相依的血肉關係。
1972
出版作品《金光大道》名聲大振
1972年，出版了作品《金光大道》后，名聲大振，成為了那個年代里唯一出名的作家。在那樣一個文化凋零的年代中，只有《艷陽天》《金光大道》等長篇小說，當年也只有浩然的這些小說可在新華書店裡出售。
1990
創作《東村的鄉親們》
1990年，寫了《東村的鄉親們》，收入他由青島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紀實文學集《婚姻小路上的愛情坎坷》，后又編入《浩然全集》第18卷。
1998
成為首批享受獲得國務院津貼的學者
1998年推選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首批享受國務院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政府特殊津貼。
2008-02-20
因病去世
2008年2月20日因冠心病引起心臟衰竭在北京辭世，享年76歲。
浩然家人照
浩然個人
1999年，長征出版社出版了由昌樂縣政協編輯的《浩然與昌樂》一書（這本書我還沒有，很遺憾）。
2000年出版的浩然口述自傳《我的人生》中，有一章記述的就是他在昌樂的難忘歲月。
1950年10月20日，《河北青年報》刊出了他的一篇千把字的題為《姐姐進步了》的短文，使他進一步堅定了立志文學創作的信念。
1954徠年，他的反映農村新生活的兩篇小說習作發表於《河北日報》文藝副刊上，由此他被選拔到該報社任記者。
1956年，短篇小說《喜鵲登枝》發表於由老舍主編的《北京文藝》上，從而引起了首都文學界的關注。
1959年，在然浩相繼出版了《喜鵲登枝》《蘋果要熟了》等三部表現農村新人新事、充滿濃郁泥土氣息的短篇小說集后，鑒於他在文學界和廣大讀者中的影響，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和秘書長的郭小川主動介紹浩然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
1964年底，被調到北京市文聯成為一名專業作家。“文革”前夕，他創作出版了《新春曲》等10個短篇小說集、4部兒童文學集和散文集《北京街頭》，並推出了他的代表作《艷陽天》。
1979年12月2日於月壇書房
1972年，出版了作品《金光大道》后，名聲大振，成為了那個年代里唯一出名的作家。在那樣一個文化凋零的年代中，只有《艷陽天》《金光大道》等長篇小說，當年也只有浩然的這些小說可在新華書店裡出售。
浩然作品
1956年9月調北京俄文《友好報》當記者。
1960年，以俄文報《友好報》記者的身份，下放到昌樂縣東村勞動鍛煉，度過了他生命中難忘的8個月。在那裡，他創建了東村歷史上第一個黨支部，並擔任支部書記，帶領全村400名幹部群眾生產自救，渡過難關，與那裡的父老相親們結下了生死相依的血肉關係。
1961年調任《紅旗》雜誌編輯。
197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委員。
1979年參加全國第四次文代會。
1986年冬天為了深入農村生活，曾到河北省燕山腳下一個小鎮任副鎮長。
1997年5月在北京市作家協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浩然當選為北京作協主席，2003年9月後任北京作協名譽主席。
1996年10月22日，浩然去西安邊療養邊寫作，11月4日，突發腦昏迷症，昏迷三天兩夜不醒，醫院發出病危通知書。經搶救又脫離危險。11月10日，三河市委書記派宣傳部長和文聯秘書長以及文化局長等前往西安看望浩然。11月23日，浩然病癒出院，從西安返回北京。
長篇小說
| 《艷陽天》 | 《金光大道》 | 《蒼生》 | 《樂土》 |
| 《活泉》 | 《圓夢》 | 《春歌集》 |
艷陽天
《艷陽天》一問世即引起了強烈反響，浩然也隨之家喻戶曉。他收到全國各地熱心讀者的來信共1萬多封。1973年，長春電影製片廠又將其改編拍成了電影，更使這部作品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艷陽天》是浩然最好的作品，也是最能顯示浩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創作風格和藝術成就的代表作。它通過京郊東山塢農業生產合作社麥收前後發生的一系列矛盾和衝突，使人物形象活靈活現，生動傳神，顯示出了鮮明的藝術特色。
《艷陽天》出版后，浩然將所得稿費1萬元全部交了黨費。新加坡一個財團要出200萬元買下他作品的所有版權，被他斷然拒絕。他說：“將來如果有人要改編我的作品，還得到國外去購買版權，那叫什麼事！”某飲料廠，以100萬元的酬金請他給某飲料做電視廣告，他也婉言謝絕了。浩然說：“我為人的標準是，不要有野心，不要有貪心，不要有害人之心。要熱誠待人，厚道而正直。”
有人說浩然是中國作品發行量最大的作家。浩然對此坦言：“寫農民、給農民寫是我自覺自願挑起的擔子，我要把這副擔子挑到走不動、爬不動、再也拿不起筆時為止。”由於他把對農民的深厚感情都寫進了作品里，他的作品也因此被學者們稱為“中國農村近半個世紀的形象畫卷”。
《春歌集》 陳玉先 繪畫
1、同行評價
“浩然絕對不是一個逢迎權勢的人，而是一個作風嚴謹、勤奮自律、道德水準高尚的作家。”著名作家祁淑英曾在1999年發表的文章《“浩然”正氣笑傲文壇———尋覓浩然足跡》里這樣寫道。祁淑英聽到浩然去世的噩耗，眼裡湧出了淚花，她與浩然同年進河北團校學習，成為校友，後來又先後到《河北日報》工作，成為同事，跟浩然有著深厚的情誼。她向記者講述了浩然生前讓她佩服和感動的點點滴滴。
立志要成為文學家
1951年，祁淑英與浩然同時到河北團校學習，當年學校還沒有餐廳，他們一起排隊打完飯後，就蹲在地上吃飯，一邊吃一邊聊理想，因為聊得很投機，所以後來兩人的話題很快就一致起來———要做一個文學家。畢業后，浩然和祁淑英先後來到《河北日報》工作，在成為同事之後，便有了更多的共同話題，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浩然調入北京工作后，創作出了《艷陽天》。20年以後的1973年，祁淑英去薊縣採訪，在縣招待所的飯桌上遇到了浩然，當時正值浩然在薊縣體驗生活，於是多年未見的老朋友又暢談起來。祁淑英說，當年她還跟浩然講，他已經實現了自己的理想———文學家，而自己還依然是一名記者。“不管怎麼樣，浩然他始終都是平易近人、忠厚的，他從來都沒發過脾氣。”祁淑英回憶說，“按現在的話講，當年的他已經是大紅大紫，是大腕了，但他永遠都沒架子，看上去很慈祥，甚至跟女孩子講話都會先臉紅。”
“小學生”在大學講課
德國一位漢學家曾評價《艷陽天》是“描寫中國農民生活的一個絕唱。”當年《艷陽天》的出版也在中國文壇引起了震動，有評論家說，“浩然總是那樣不厭其煩地深入農村，那樣不厭其煩地寫農民、歌頌農民。”但正是寫出這樣一部作品的浩然，僅僅是一個只讀過三年小學的人。祁淑英這樣評價浩然，他雖然只讀過三年小學，但最後卻能去北京的大學講課，而且特別受歡迎。據祁淑英說，浩然輟學以後還是放不下讀書，當年被村裡納布鞋的大嬸用來夾鞋樣子的書冊就是他最好的讀本，還有就是聽說誰家有了藏書，就跑過去借來讀，把本村的書讀完了，就去鄰村借，就這樣，他把《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水滸傳》《封神榜》等等東拼西湊地就讀完了。
保持本色不挑吃穿
浩然照片
2、各方反應
梁紅野：父親教會我做人
由於多年抱病在床，梁家子女對父親的離去早已有了心理準備。“知道這一天早晚要來，但是沒有想到說來就來，一想到這一別從此就是永遠，我的心就痛。”浩然女兒梁春水傷心地說。
在外人眼裡，作為著名作家的兒子，是多麼風光的事。浩然長子梁紅野卻不這麼認為：“在我眼裡他永遠是父親，而不是什麼戴著光環的作家。”梁紅野說，他從小就看父親的作品，尤其喜歡《艷陽天》，少年時代曾經反覆看，“越看越有味道，它讓我從中懂得了許多做人的道理。”身為作家，浩然並沒有要求子女將來和他一樣從事創作，“父親很開明，尊重我們的選擇。他常對我們說，不要老想著要大福大貴，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就是他對子女最大的期望。”
梁紅野說，父親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教會他當好長子，“小時候我很兇，總是和弟弟妹妹們鬧彆扭。有一天，父親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作為大哥，你有責任和愛心照顧好你的弟弟妹妹，他們是你的親人。當時我不明白他說的話，後來的某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們兄妹至今都相處得很和睦。”
梁曉聲：他葆有作家的良知
浩然工作照
據梁曉聲介紹，他與浩然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次飯局上見過一面，“當時我和他挨著坐，只在吃飯間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但透過話語，我能感覺到他是一個厚道的人，樸實而誠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梁曉聲看來，浩然在“文革”期間創作的包括《西沙兒女》在內的作品，的確與政治靠得很近，“但在那個時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時代所裹挾，這一點我能理解他。”梁曉聲認為，當年被時代高高拋起的浩然，仍然保持著作為作家的良知，他並沒有像有些得勢人那樣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來，這是難能可貴的。
肖復興：錯誤或貢獻是農民式的
肖復興第一次與浩然見面是20年前的事。“當時我和他應邀到天津給青年作家改稿，我們住在天津第一招待所的同一層樓上，晚上沒有事我們就一塊聊天，那段時間我們過得很開心。”肖復興說，當年聽浩然的名字如雷貫耳，沒想他如此謙和、平易近人。
浩然作品
肖復興和浩然相處最大的感受是，他非常坦誠，“我們在聊天時不自覺地就聊到他在‘文革’期間發生的那些事。關於創作，關於自己對時事的想法，我能感覺到他當時的內心是矛盾的、彷徨的、掙扎的。一方面他在對過去所做的事進行反思，一方面他要面對未來，如何振作起來東山再起，介入新時期的文學事業。”肖復興說。
肖復興還說：“他是個農民，他的一切錯誤或貢獻都是農民式的。”肖復興認為，儘管浩然的創作受當時政治觀念很大的影響，但他的創作始終心懷農民，關心民生疾苦。
雷達得知浩然去世后頗為感慨。“他也是我關注已久的作家，早年我曾對他的創作寫過專門的論文。”在雷達看來，浩然是當代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艷陽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學史研究價值和認識價值，“雖然帶有為當時政治服務和階級鬥爭色彩，有扭麴生活的成分，但由於作者對中國農民的熟悉、人民意識，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還是有血肉的，頗為人稱道。縱觀他的創作，可見他是個有良知、有人民意識的作家。”雷達說。
浩然生活照
與此同時，鑒於浩然作品帶有的為當時政治服務傾向，雷達認為浩然是“十七年文學”最後一個歌手，“包括《金光大道》在內的所有作品，給浩然的創作貼上了鮮明的標籤，與當時的政治意識靠得太近，這對於一個真正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來說，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但浩然似乎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些，他是真誠的，也是不無固執的。”雷達說，“文革”后浩然也做了很大努力，創作了像《蒼生》等在內的一些頗有影響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