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科爾

科爾的著作包括《主幹道上》（On the Grand Trunk Road）、《爭奪蓋蒂石油》（The Taking of Getty Oil）和《幽靈戰爭》（Ghost Wars）。《本·拉登家族》是他的最新作品。

《21世紀》：有人說，郵報是一份恰巧位於首都的地方報紙，你怎麼看？

科：我個人不會那樣說，我認為我們是一份肩負地方、全國和國際三重使命的報紙，發行本身體現了這一特點。我們的報紙在地方、全國乃至國際都有讀者，而在過去一年，我們的網站在為上述使命服務方面正變得越來越重要。當然，華盛頓作為總部所在地，我們也會致力於覆蓋全部本地新聞，使本地讀者能在這裡讀到他們在其他地方讀不到的內容。

《21世紀》：在你看來，正確的報道方式是什麼？比如，現時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加緊對新聞發布的控制，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甚至說要把向記者泄露消息的人投入監獄。在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和公眾知情權之間，媒體應該怎樣進行決斷？

科：首先，我們是一份獨立的報紙，我們會就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獨立地作出自己的判斷。一旦政府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會在報社內部公開進行討論，我們的政策也稱為“有所側重地刊登”，這與憲法確定的媒體獨立性一致，也是這一體系奏效的根本原因。與此同時，我們還會不斷對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的應對方案進行評估。

《21世紀》：不過，怎樣才能界定什麼可以見報，怎樣做才是正確的呢？

科：就事論事，逐一進行個案的分析評估，舉個例子：我們的一個具體原則是：不會在明知某個消息見報后可能危及美國人或其他人生命的情況下仍然堅持發表它，比如：直接泄露軍事計劃或國家安全行動等等；其二，我們不會在明知對方是美國政府情報部門工作人員的情況下公布他的姓名，除非我們確信公布其姓名符合公眾的利益。

如果我們得到指令，我們偶爾也會考慮（根據指令）扣住涉及軍事計劃或國家安全行動的某些細節，假如透露這些細節並不符合公眾利益，而且那樣做可能給這些計劃帶來重大危險。當然，這樣的問題並不經常出現，大概每年只有三四次。需要強調的是，雖然我們會逐一進行個案分析，我們仍會保留自行作出決斷的權力，同時政府應該尊重我們的這一權力。

此外，我們強烈傾向於發布消息，因為這是作為媒體所承擔的職責。

《21世紀》：如果堅持發布消息而惹惱了政府，你會怎麼辦？

科：這樣的事情不會經常發生。因為我們不必依賴政府而生存，我們不靠政府取得紙張、印刷設備、油墨、廣告收入，我們是依法獨立地存在。

《21世紀》：但政府有信息。

科：不錯。一旦他們生氣了，要懲罰我們，他們就會對我們封鎖信息，有時甚至會提供給我們的競爭對手，一心讓我們難堪，等等———不過，長遠而言這一策略的效果好不到哪裡去。我們（作為處於首都的報紙）實在太靠近各類政府信息的源頭，任何一個政府機構的懲罰措施都不可能管用超過一兩個星期（笑）。因此，儘管類似的政府部門的講話、威脅或行動確實成為華盛頓地區日常新聞報道當中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但還算不上嚴重。

《21世紀》：記者與編輯是如何溝通的呢？比方說，洛杉磯記者站的一個負責商業的記者有了一個題目，他應該向誰徵求意見？記者站站長還是商業版塊的編輯？

科：問得好。實際上各個版塊在各個記者站都有自己的記者，假如這些記者有了一個題目，他們會跟商業版塊的編輯商量；反過來，假如我們有了一個題目想讓記者站的記者去做，也會按版塊類別進行劃分，然後由負責的編輯跟相應的記者商量。當地記者直接向具體的版塊編輯彙報。當然所有記者都可以為其他版塊寫稿，但他們都有一個基本版塊需要優先照顧。

商業社會的媒體職責

《21世紀》：這個問題應該算是熱點：為什麼媒體未能執行監管職能，而讓安然醜聞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

科：美國媒體的實踐之一就是自我報道，包括對媒體未能履行職能的現象進行批評。而在郵報，我們對此是相當認真的。我們聘請全職作者負責監控我們、批評我們，每個星期天都會發表有關的專欄文章，批評我們做錯了什麼事情。現在這個作者是邁克爾．蓋特勒，他同時接受讀者對郵報的投訴，讀者可以通過電話或電郵聯絡他，表達對郵報的不滿，或者請他調查其他一些不滿的事情，然後寫成文章。此外，還有另一個保證我們可信度的途徑，那就是，其他很多報紙都在報道郵報的做法，他們會不斷評估我們的行事方式，質問我們所做的各種決定，批評我們的某些決策———當然，這也是新聞工作的一個部分。

《21世紀》：在類似安然此類醜聞中，報紙本來應該擔當監管角色，為什麼這次沒能及時覺察到出了問題？

科：媒體現在確實在非常深入地報道整個失察事件，尤其是未能預見安然醜聞以及企業違規的失職情況。實際上，這並非一個安然的問題，而是整個納斯達克股市泡沫破滅的後果。

我們的現行體系確實有得有失：我們沒有一個政府機構擔當檢察官的角色，專門監控媒體失職的情況，而從整體而言，我們認為，這樣一個政府機構的監督可能會壓制媒體自由，而給社會帶來的好處抵不上害處。不過，同樣存在的情況是：由於媒體的可信度只受到公眾的閱讀行為和批評的監控，這樣的評估就難免有所局限。比如，曾經讚美過安然的記者現在可能會名聲受損，不過損害程度一定比不上失職政府官員將要接受的懲罰。

如果要為媒體辯護，我只會說，整體而言，這樣的失察或監控失敗，都還不是道德問題。如果屬於媒體腐敗現象，比如記者收錢為別人做報道或發表評論，這樣的行為就會受到非常嚴厲的懲罰。

而在安然事件上，我們說的不是媒體犯錯，而是我們沒有做好我們的工作。

《21世紀》：作為一個記者，你會不會在公眾責怪媒體時感到不公平？

科：會的（笑）。不過我仍然認為這是一個好的過程，媒體需要聽到批評的聲音，知道下次應該更加警覺，提出更加深入的問題。現在你會經常聽到大家說：我們可不能再放過下一個安然了。這就好比一支軍隊，你不會說要打最後一仗，而是為下一仗做好準備。

這個案子，實際上這並非安然或泡沫那麼簡單，而是整個國家的樂觀主義高燒，對於網際網路，對於技術革新，等等，這種情緒不僅感染了華爾街的商界人士，也感染了記者。已經變成一種社會現象。

《21世紀》：究竟是誰決定這份報紙是不是主流報紙？誰決定讀者想讀什麼？

科：編輯們通過他們最好的判斷力決定讀者想讀什麼，同時聽取讀者們的意見。我們一直培訓編輯們，促使他們參加討論，發表自己的意見，最後綜合不同的聲音，達成一個決定，從而確定報紙的模樣。我們還會在獨立的基礎上評估我們的工作，對自己提出挑戰，我們沒有一個既定計劃，而是每天進行討論和判斷。

《21世紀》：不過，有一個投資者在背後的事實會不會促使你們努力迎合讀者，希望增加銷量？

科：我們當然會致力盡量擴大讀者群體，同時注意利用我們的獨立判斷，決定什麼事情比較重要，二者缺一不可。事實上，郵報之所以具有影響力，成為讀者的一個主要信息源，也是因為我們認真行使獨立的判斷。我們相信讀者希望我們行使這個判斷，哪怕今天的新聞並不火爆。要知道，我們的文化里已經有很多娛樂來源，有很多五花八門的分散注意力的東西，而嚴肅新聞卻寥寥無幾，我們不想失去正在擔當的這個角色。當然，我們還要注意避免刻意變得深奧或沉悶，避免閉門造車。

《21世紀》：一些小報不惜代價討好讀者，以聳人聽聞的故事引起注意，對這樣的做法，您又怎麼看？

科：慶幸的是，郵報已經不必那樣竭力走極端，我們的所有人家族讓編輯們自主行事，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報紙在美國也沒有幾家。我們不想失去讀者，因為讀者對報紙的前途至關重要，但我們也不想單純為了討好讀者而改變我們的報紙。

《21世紀》：說到讀者與報紙之間的相互作用，你們的專欄作者庫爾茨在另一篇文章里總結了近期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儘管發生了9．11事件，大部分美國人仍然覺得國際新聞不易理解，也不感興趣。是否因為報紙留給國際新聞的空間相對有限？

科：我們一直非常強調國際新聞。反過來，你說的現象也是存在的，美國國內願意撥出資金建立海外記者站的報紙確實屈指可數，而我們的海外記者站則超過20個之多。我們之所以這樣做，主要因為我們在華盛頓的讀者要求看到嚴肅的詳盡的國際新聞。華盛頓作為美國首都，是一國中心，也是國際戰略決策之地，對國際新聞的需求很大，因此我們很有必要投資國際新聞版塊，而我們一貫的辦報方針也決定了郵報必須具有一種真正國際化的內涵。

假如我是中國記者

《21世紀》：談談中國吧，您的記者們對中國的了解有多少呢？比如今天這篇發自麗江的文章，從我們的角度看，這只是一個相對較小的活動，而郵報卻放在這樣顯著的位置。

科：我們的記者發回各種各樣的報道，包括相當嚴肅的報道。而這個故事則屬於美國海外記者的傳統之一，假如他們去到某個地方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會寫下來，當作一種新鮮的經歷介紹給我們的讀者。好比你自己，若是在美國做一次背包旅行，在威斯康辛州遇到一個有趣的音樂節，你大概也會寫一封美國來鴻發給你的報社，告訴你的讀者和朋友們，這就是一個美國音樂節的樣子，他們也很可能喜歡跟隨你的筆觸一起旅行。

至於我們對中國的報道，主要還看北京記者站潘文和潘公凱兩位記者的報道，這篇報道只是一個商業記者的偶然之作。

《21世紀》：是這樣，不過，他們似乎具有挖掘負面新聞的偏好……

科：這聽上去怎麼像一些政府官員的腔調呢？（笑）

《21世紀》：你覺得我們怎樣才能在正面和負面新聞之間取得平衡，避免帶給讀者一個以偏概全的印象呢？

科：我倒不認為他們把自己看作全面報道中國情況的信使。不過，我們確實鼓勵他們報道文化、經濟等其他方面，而不要局限在政府事務。

當然，批評是我們的傳統，我們在自己的國家也是這樣做的，負面報道層出不窮。我相信，報紙若要完成自己的監控職責，就必須作出理智的選擇。一個記者，無論是哪個國家的記者，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設法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問題，提出別人提不出來的問題。

記者的這一使命———當然你未必同意———在更多的時候確實會把記者引向困難叢生的地方，而不是順利發展的國家。

《21世紀》：不過假如只是停留在負面新聞，可能造成一種片面印象，使美國讀者認為中國真是一團糟。您認為保持不偏不倚的平衡點在哪裡？

科：確實可能這樣。在美國，正是讀者要求我們批評政府，監控政府，我們必須這樣做，所以你會看到許多負面報道。至於對其他國家的報道，讀者需要從中了解幾件事：一是檢驗美國外交政策的假設前提是否成立；二是了解其他國家的實際情況及其歷史淵源，這不太容易，比如中東地區，我們政府選擇的盟友可能沒有善待當地人民。我們的政府及其外交官們大概不願曝光這樣的情況。不過，對於媒體，我們的責任就是親自到那些國家去，描述當地的真實情況，讓讀者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通過這些報道，對這裡的決策者產生影響，使他們日後考慮計劃時能夠三思而後行。

《21世紀》：作為一個富有經驗的記者，您對中國記者有什麼建議？

科：說實話，我並不了解中國記者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實質，實在提不出什麼建議，而你們也未必需要我的建議。不過，根據我個人的經驗，我曾在南亞主要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工作過，這兩個國家值得你們研究。為什麼？因為當地雖然看上去貧窮落後，政府貪污腐敗，可是，即便最邊遠最不起眼的村落，你也能看到人們捧著報紙仔細閱讀！而且，無論情況多麼糟糕，一個令人驚嘆的事實在於，他們居然保持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媒體，他們實施監控職能，我相信這也是當地政府得以維持國家運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比如印度，你會發現這樣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縱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殖民主義後遺症、語言差異、種族衝突、教育落後、官員腐化等，卻可以維持50年屹立不倒，為什麼？我認為印度的獨立媒體實在功不可沒，他們有衛星電視，有發達的報紙，難得的是印度憲法確立了一個相當開放的環境，允許人們發表不同意見，媒體也得以蓬勃發展。正是他們確保政府不至於在錯誤的道路走得太遠，也是他們將發展過程當中不可避免的問題曝光，引起公眾關注和公開討論。總之，我相信他們已經成為維持當地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事實上，對於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飛速發展的國家，維持一個相對獨立的媒體很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