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活反應戰略

由於核壟斷地位的喪失，艾森豪威爾政府奉行的大規模報復戰略對美國造成“癱瘓性影響”。1961年肯尼迪政府上台後制定“靈活反應戰略”，拋棄大規模報復戰略中片面依賴核武器的觀念，規定應當建立多樣化的軍事力量，即在發展核武器和導彈的同時，加強常規兵力，增加在常規戰爭中使用的空軍和海軍力量，擴充陸軍，以便能打各種類型的戰爭，包括常規戰爭、核戰爭、特種戰爭、局部戰爭和世界戰爭，它以常規戰爭作為到處揮舞的“劍”，以核力量為“盾”，打算以足夠的非核部隊同時在歐洲和亞洲分別同蘇聯和中國打兩場大戰，並在其他地方對付規模不大的、稱為“半個戰爭”的緊急情況。這就是所謂的“兩個半戰爭”。為了修改靈活反應戰略，1965年約翰遜政府提出“逐步升級戰略”，它是靈活反應戰略的具體化。美國侵越戰爭的失敗，宣告靈活反應戰略以及逐步升級戰略的破產。

（1）在繼續保持對西歐控制的同時，強調美國與西歐盟國的平等夥伴關係，要求西歐各國擴充常規力量。參加美國握有決定權的多邊核力量計劃。

（2）強調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口號下，通過援助、貿易、旅行、新聞事業、科技與文化交流以及資金與技術的提供，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

（3）對第三世界“恩威並施”，一方面繼續打代理人戰爭或直接出兵，另一方面儘力施展和平的伎倆，例如組織“和平隊”派往發展中國家，提倡“把糧食用與和平”，在非洲搞“攀親戚”活動，在拉美組織“爭取進步聯盟”，以取信於發展中國家。

經過20世紀70年代十年間的追趕，至里根上台時，蘇聯的戰略核力量與戰區核力量獲得全面提升，某些領域甚至超過美國。在全球的爭奪上也出現了蘇攻美守的不利於美國的態勢。“從1975年至1980年，蘇聯每年都在控制一個不同的國家”。里根一上台就提出了“重振經濟”與“重振美國軍事力量”的兩大任務。而重建軍事力量的核心就是以“新靈活反應戰略”取代70年代的“現實威懾戰略”。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稱，肯尼迪政府制定的常規力量與核力量結合起來提高核威懾效果的靈活反應戰略是美國核戰略的基礎，但是由於蘇聯威脅勢力的發展，該戰略也應該發展。溫伯格指出，美國必須擁有足夠強大而靈活的力量，對危及美國全球利益的最嚴重的危險信號做出有效的反應；如果美國有能力向蘇聯表明，他們所發動的任何常規的侵略都將招致無法接受的後果，則侵略將永遠無法發生；如果威懾失敗，美國將選擇最低水平的暴力和避免造成進一步的破壞來結束衝突，並且重新建立威懾力量；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在有意地去打一場有限的核戰爭，或者在此任何情況下美國都打一場核戰爭。里根政府提出了有效核威懾的四項原則：生存性、可信性、明確性、安全性。里根政府的核戰略雖然也稱“靈活反應”，但已與肯尼迪時期的“靈活反應戰略”大相徑庭。惟一保留的“靈活反應”痕迹恐怕僅此一點：把常規力量與核力量結合起來以提高威懾的效果。

“新靈活反應戰略”在堅持核威懾的同時，強調要做好打各種核戰爭的準備。如前所述，里根政府不存在有意地發動一場核戰爭的計劃，但是“新靈活反應戰略”顯然是將核戰略建立與於實戰能力基礎之上。因為實戰能力是有效被攝的基礎，“當我們致力於保持威懾力量的時候，我們也必須考慮和計劃如何對付可能出現的威懾失敗……必須在使用我們的力量和選擇何種辦法做出反應上具有靈活性”；一旦威懾失敗，“以戰鬥來恢復有利條件下的和平”。基於上述原則，里根政府的核戰略從“確保摧毀”向“確保生存”方向轉變，既重視加速發展戰略進攻性武器，也極力通過“戰略防禦倡議”發展導彈防禦力量。美國還提出了一個立足於實戰的核威懾和常規威懾結合在一起的“多層次威懾”的新概念——在威懾力量的構成上，不僅包括核力量，而且包括各種常規力量；在威懾手段的運用上，首先，以前沿部署和快速部署的常規兵力來對付可能的升級；最後，再以強大的報復力量來遏制戰爭的擴大。里根政府改變了美國以往的控制和裁減核軍備談判上急於達成協議的做法，堅持強硬政策。首先，堅持從實力地位出發進行談判，反對無原則的忍讓；其次，將“戰略防禦倡議”計劃視為美國謀求核優勢地位的基礎，在此問題上不做任何退讓；第三，在進攻性戰略核武器和中程核武器方面，謀求達成向下削減的、均衡的和可核查的軍備控制協議。

老布希執政期間，基本沿襲了里根時期的核戰略原則。但是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的核戰略又進入了一個全新的調整期。頗受爭議的“戰略防禦倡議”計劃尚未全面展開，既被束之高閣。但是該計劃的某些戰略理念與技術設計卻被美國隨後的領導人承襲下來，成為“國家導彈防禦計劃”和“戰區導彈防禦計劃”的源頭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