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區位學

區位（生態）一詞譯自英文ecology,它源於希臘語詞oikos，意指家庭或住所。19世紀後期，動植物學家開始使用ecology一詞，以描述生物如何在環境中生活，由此產生了生物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生物生態學，簡稱生態學。20世紀20～30年代，社會學家借用該詞，用以說明社區的區域位置，創立了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人文區位學。

主要有古典區位學派和現代區位學派，後者又分為社會文化區位學派和新正統區位學派。

又稱芝加哥學派。主要代表有帕克、伯吉斯和美國社會學家R.D.麥肯齊等。帕克在《人類社區：都市與人文區位學》(1952)一書中提出，人文區位學是研究人類組成的生命或低於社會層次的科學。麥肯齊則認為人文區位學是研究人類在其環境的選擇力、分配力和調節力的影響作用下，在空間和時間所形成的聯繫的科學。古典區位學派強調，人文區位學研究的主體是人，人與動植物不同，人有創造文化並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的能力。因此，人文區位學不僅要研究不同群體之間的生物關係，還要研究文化和有目的的人類行為所造成的區位狀況。

古典區位學派強調以社區作為分析和研究的單位，認為社區是一種生態區位秩序。早期古典區位學家認為，社區是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人類在社區中生活存在著一種共生關係。人們要生存就要依賴於他人，與他人發生各種各樣的關係。後期古典區位學家在作進一步的研究中發現，人類在社區中生活既處於相互依存的狀態中，也處於彼此競爭的狀態中。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修正了共生關係的性質。

古典區位學派把區位學的觀點運用於都市的分析，認為都市是一種生態區位秩序，支配都市組織的基本過程是競爭和共生。在都市環境中，為了生存而彼此依賴的個體或群體同時在為匱乏的資源進行競爭，競爭關係的性質因時因地而異。都市區位的形成過程表現為：①濃縮。指既定區域內安置的同類人口和機構在數量方面增長的趨勢。各種區位單位濃縮的程度由密度來衡量。所謂密度是同類單位在某一特定地區的數量，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等。②離散。指既定區域內同類人口和機構在數量方面下降的趨勢，也由密度來衡量。③集中。指有相同職能的機構在都市中樞地帶產生和發展的趨勢。④分散。指人口或機構離開都市中樞位置的現象。⑤隔離。指人口和機構分別併入與自己同質的地區，這些地區彼此分離。⑥侵入。指一個群體進入另一個群體居住區域的運動過程。⑦接替。指進入另一居住區域的群體取代原有群體之後對這一地區實施的幼統治。都市區位的形成過程反映了都市的競爭和共生的複雜關係。伯吉斯在探討都市生態秩序時，還創立了都市發展和空間組織方式的模型即同心圈理論（見都市空間結構理論）。

古典區位學派在研究方面的不足是：一是沒有考慮作為人類行為原因的社會變數和次社會變數；二是有將人類生活的社會方面和次社會方面分割開來的傾向；三是這一學派強調地緣性，但地緣性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區位學原則。現代區位學家對此提出了許多批評，並改進了研究方法，避免了只用一種方法研究都市結構和土地利用問題的傾向。現代都市的變化和技術的革新對古典區位學的性質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併產生了現代區位學的流派。

主要指社會文化區位學派和新正統區位學派。社會文化區位學派是現代區位學的主要理論流派。與古典區位學派的不同點在於，它強調文化在人類行為中的重要作用。認為文化是一種習得性行為，既可與土地和稀有資源的合理利用息息相關，也可與此毫無關係。美國社會文化區位學家W.法爾里經過對實例的區域位置分析后斷言，除了次社會的自然變數外，文化變數也是區位學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C.喬納森通過對紐約挪威人社區地域流動的分析，也得出與法爾里一致的結論。這說明美國都市中人們的區位行為受到多種變數的影響。

新正統區位學派是現代區位學的另一個主要理論流派，代表人物有美國的A.H.霍利、J.奎因、O.D.鄧肯等。新正統區位學派試圖將社會生活的社會因素和次社會因素結合起來分析，強調自然經濟變數對都市土地利用模式的決定作用。奎因認為，人類區位學應該專門研究勞動分工問題及其對空間分佈的影響。區位學家應該把他們的研究限制在人類群體及其與環境的相互關係上。霍利則認為，區位學是研究人們如何在不斷變化中維持自我、控制環境的科學，不能把它限制在狹窄的範圍內。他試圖避免古典區位學派將社會性和次社會性截然分開的傾向，把社會文化定義為人類群體努力適應環境的方式，文化適應性應成為區位學研究的合理課題。鄧肯等人利用芝加哥都市地區的職業差別、隔離、低價租房的集中與都市中心的距離等統計指數，考察了帕克關於社會地位有明顯差異的人們一般在空間上互相分離的假設。指出社會現象、職業區別和自然空間存在著一定的關係，並非截然分離，提出了區位複合體的範疇。區位複合體由4個變數組成，即人口、組織、環境和技術，簡稱POET變數。一個區位系統中的各種因素都可分別歸納到這 4個變數之中，從而能夠以簡單的形式描述各個變數之間的關係。鄧肯認為，社會性質不能與自然空間相脫離，區位系統中某一部分發生變動，必然會影響、作用到其他部分。整個區位系統結構是建立在社會體系內部各要素的相互關係基礎之上的。區位系統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體系，它不斷進行自我調整，每一次變化之後新的調整便接踵而至。但是，大多數區位系統在調整之後的一段時間內，能保持相對的穩定。

人文區位學有4個基本特徵:①強調環境的重要；②認為人口是研究問題的出發點；③將一個人口單元──社區視為完整的或自給自足的整體；④認為社區區域位置的各個部分的相互關係經常處於不平衡

—平衡的變動狀態中。

人文區位學的原則是:①相互依存的原則，即共生和共食原則。各個體由相輔相成的區別而共生，又由相輔相成的相似點而共食。一個人口群體往往是由共食和共生兩種關係形成的複合體。共生的聯合趨向於促進生產效率和創造性，共食聯合則趨向於保護或保守行為。②關鍵功能的原則。對於每一個包含不同功能的關係系統而言，只能通過一種或少數幾種功能與環境發生關係。這一種或少數幾種功能被稱為關鍵功能。關鍵功能不是凝固不變的，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③區別化的原則。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有著不同的生產率，由此決定了關鍵功能分化的程度和人口單元規模的大小；同時，一種文化系統所能供養的人口多少也受生產率的制約；生產率水平是一個生產體系的發展規模和它所能供養的人口數量的決定因素。④優勢的原則。社區在各個時期形成性質各異的各種部類聯合體，如家庭、商業機構、工業和職業協會、宗教團體、工廠聯合會等。部類聯合的作用主要是維護一個社區的統治功能集團的優勢地位。

20世紀30年代以來，人文區位學在理論觀點上不斷修改，研究方法也有新的發展。這些方法主要表現在定量技術、社會區域分析，以及模型與模擬等方面。

指依靠計數和度量的方法。定量分析理論是30年代社會學向客觀性和合理性發展的產物。現代區位學家依靠計算和統計的方法來搜集、分析資料，已經能夠進行高度複雜的都市區位資料分析，在統計的數字指標基礎上創立新的都市類型學和都市設計的數學模型。

它是數字計算機對人文區位學產生重大影響的結果。社會區域分析是由美國的E.謝夫基和W.貝爾在20世紀40～50年代創立的一種都市區位研究方法。他們通過複雜的因素分析，找到了構成社會區域類型的3項指標。這3項指標是：①社會等級指標。通過對職業和教育的分析獲得。②都市化指標。來自婦女與兒童的比例和獨家住宅的比例。③隔離指標。來自對人口構成、種族群體隔離的測量。社會區域分析雖然受到許多批評，但這一方法已在人文區位學的大量研究實踐中得以成功地運用，並對都市結構的性質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見解。

模型一詞在社會科學中通常指關於規定或說明某一事物基本性質的概括性陳述。當模型被用於人文區位學時，模型的製作一般涉及到現代統計學、數學方程式、曲線圖、圖表和地圖等。K.施維里安劃分了兩類區位學模型，即區域特徵區位模型和群體特徵區位模型。前者有古典模型（同心圈、扇形和多核心）、因素模型（社會區域分析）和密度型，後者有居住隔離模型和群體位置模型。模擬和模型有許多共同之處，二者都試圖對社會狀況和社會條件中最重要的因素加以概括。在模擬中，關鍵的變數被用來理解條件變化帶來的影響。在模型中，關鍵變數則被用來描述實際存在的現象。模擬方法為區位學家探索區位分佈中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的規律，預測都市區位結構的未來演變等提供了重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