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亡

一段痛苦的回憶，一個悲劇性的開始……1989年，年僅6歲的馬丁·布里斯托爾（蔡斯·佩哈切克飾）在賓夕法尼亞州的東部礦區麥諾斯維爾的自家花園盪鞦韆的時候，被格拉漢姆·薩特（布雷特·里克比飾）給綁架了，他是一個患有精神疾病且行蹤隱匿的中年男人，他將小馬丁囚禁在了他那座廢棄的養豬場里，逼迫著他目睹甚至參與自己所實施的每一項擁有著無法言明的恐懼的可怕罪行。

幾乎完全是通過一種隨機的偶然或意外去選擇犧牲品，在這種人跡罕至的鄉村地帶，受到殘害的人的驚聲尖叫雖然傳的很遠，可是卻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以及警覺。在整整5年的時間裡，馬丁一直處在一種下落不明的狀態中，直到17歲的艾莉森·米勒（亞歷珊德拉·達達里奧飾）來到這裡和她的叔叔喬納森（邁克爾·比恩飾）一起生活，在她熟悉和了解這個全新的環境的時候，也發現了一些驚人的蛛絲馬跡，讓她意識到位於小路盡頭的那座農舍並不像它表現出來的那麼平靜……艾莉森的好奇心和想要一探究竟的興趣，不僅擾亂了一張由邪惡和絕望交織而成的網，而且一旦裂開了一個口子，就再也不可能重新封閉起來了。

參考

重新定義恐怖電影

《喪亡》由斯蒂瓦·邁納（Stevan Mena）自編自導，講述的是一個殺戮成性的殘暴傳奇，不管是從風格還是故事的結構體繫上看，都有可能成就未來的恐怖電影業的一塊重要的奠基石，讓人忍不住嘆服於邁納和他的電影視角的大膽與純粹，似乎專門是為了制定心理驚悚片需要依據的全新的黃金標準的，以一種值得評估的意圖和觀點，勇敢地闖進了一個全新的恐怖維度里……邁納似乎是一個特別懂得自己想要什麼的電影人，最重要的是，他還明白應該通過一個什麼樣的手段來實現他的想象與願望，尤其是如何去使用少之又少的資金或預算，邁納在這方面簡直具備的是與生俱來的天賦。

差不多從11歲開始，斯蒂瓦·邁納就已經與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在自家的後花園拍了很多種類繁多的“作品”，邁納回憶道：“我家住在長島，現在想想，我拍的那些東西真的是又幼稚又粗糙，可無疑卻代表著我未來的電影事業的啟蒙……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想到自己會專註於恐怖類型的領域呢，所以拍的東西很雜，什麼類別的都有，而且我的很多朋友也都深受我的吸引與影響，相繼加入到了我的行列，其實我們最開始的時候完全是為了興趣以及給自己找點事做，不過這樣也有效地避免了我們小小年齡就混跡於街頭、然後學壞的可能性——後來，大家一個個都離開了，只除了我，我開始對電影製作越來越著迷，不管是任何方面，任何內容，我都想去嘗試一下。”

雖然斯蒂瓦·邁納好像用盡了一生的時間在拍電影，可是他卻從沒有進過正規的電影學院進修或學習，差不多都是自己琢磨出來的，邁納說：“從小到大我都是這樣，對於那種結構性的常規學習，一直是缺乏耐心的，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去什麼電影學校……我覺得自己可能在這方面有點兒障礙，我不願意聽任何人和我講應該如何去製作一部電影，我是通過實踐來學習的，有的時候我更喜歡去關注同行業的其他電影人是怎麼工作的，然後通過錯誤來取得進步。”

2004年，斯蒂瓦·邁納自編自導了他的第一部電影長片《怨恨》（Malevolence），收穫的不單單是大量的讚譽與好評，同時也有一些負面的爭議和論調，不過在瓦納看來，任何形式的評論，不管是好的還是糟糕的，都是他的電影生涯必經的階段，所以他會欣然地全部接受的，邁納承認道：“我非常喜歡閱讀自己作品的影評，什麼樣的都可以，也許需要面對的是不一樣的心態，可我卻一直熱衷於此。我想對於任何一個拍電影的人來說，沒有人敢保證這一輩子都不會得到批評，因為我們本來置身的就是一個對與錯不能一概而論的行業當中，所以不管是讚揚還是指責，我都愛看，至少我知道有人用心地看了我的作品——至於我最不願意看到，甚至是憎恨的，就是那種漠不關心的冷淡……有的時候，一篇影評就像是一部影片，既有開頭，又有中間和結尾，我最喜歡研究的部分，就是‘大家為什麼喜歡它’或‘大家為什麼討厭它’，這也代表著一種學習和成長的過程——在我看來，藝術就意味著要創造出一種反應或回饋，我不會在裡面夾雜任何私人的情感，只要有人肯看我的電影，我就心滿意足了，這也是我進入這個行業的最初的企盼。”

斯蒂瓦·邁納在他的處女作《怨恨》中展現出來的是一種非常明確的上世紀80年代、以殘忍取勝的恐怖電影的風格，包括帶著面罩的連環殺人犯、位於鄉村地帶的老房子，以及在這裡上演的全部恐怖至極的虐殺，邁納無疑是在向那類他最喜歡的電影作品表達自己真誠的敬意，他解釋道：“包括這部《喪亡》在內，我是有意將它們嚴格地安置在了一個殺人狂的電影框架里……我這麼做不是為了效仿那些初來乍到的電影新人，更不是想要走上一條捷徑，而是要提醒大家，我們為什麼曾經如此地喜歡這些影片——不過我只是做出了結構與格式上的某種效忠，我希望可以重新捕捉到那種已經遺失了很久的感覺，包括驚嚇、緊張壓迫的氣氛和懸疑的色彩，而不只是單純的殺戮、性和等待被殺死的必然性而已。”

《怨恨》與《喪亡》這兩部電影作品帶有承前啟後的關聯性，事實上，斯蒂瓦·邁納也有著一個“三部曲”的願望與野心，不過這不是為了追趕潮流，而是根據他創作的小說的內容決定的，邁納說：“包括第三集影片在內，劇本基本上已經完成，就等著開拍了……其實這個‘三部曲’改編自我寫的一本小說，《怨恨》是中間的部分，《喪亡》則來自於開始，現在自然到了該結局的時候了，我們已經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通過實踐去積累電影經驗

除了這兩部影片之外，斯蒂瓦·邁納還在中間製作了一部《野蠻大屠殺：一部喜劇》（Brutal Massacre: A Comedy），電影經驗也算是相當地豐富，並且積累了一大堆可行的手段，邁納表示：“我想說的是，在這個過程中，給我留下最為深刻的印象的一部分，就是一定要挑選一些真心愛電影並願意為之付出的工作夥伴和搭檔，努力地避免去雇傭一些唯利是圖的職員，因為他們不僅不能幫助到我們，還有可能拖我們的後腿……我所學到的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教訓，就是在正式開拍之前，徹徹底底地確定劇本的方方面面，不要做不必要的修改和反覆，畢竟我們的預算實在是太有限了，沒有浪費的餘地。還有一個忠告，那就是永遠不要提前付薪水給任何不認識的陌生人，不管他們宣稱自己會做什麼、能夠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記住，眼見為實，否則你的錢很可能會被人騙光。”

由於《怨恨》和《喪亡》都是那種過度嚴肅的恐怖電影類型，所以斯蒂瓦·邁納才會選擇在這兩部影片之間製作一部脫離常規的恐怖喜劇《野蠻大屠殺：一部喜劇》，藉以給自己的創作思路做一番調劑，邁納說：“我們為這部影片聚集的是一個異常令人驚嘆的演員陣容，在拍攝的過程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種快樂。其中給我留下了無法忘懷的深刻印象的自然是大衛·諾頓（David Naughton）了，他是一個會嚴肅地對待自己的角色的演員，在他的帶動下，基本上沒有人敢出現任何懈怠的情緒，大家都鉚著勁向著同一個目標和方向努力，那種感覺真好，我以前從沒有笑得這麼厲害過。”

在斯蒂瓦·邁納的視覺想象力中，他希望儘可能地為一部電影作品維持住最根本的真實度，尤其是針對恐怖領域而言，只有逼真了，觀眾才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種驚懼的氛圍，所以不管是《怨恨》還是《喪亡》，你都不會從中看到通常會出現的裝腔作勢的對白或語言。除此之外，每一個出現的人物都異常地飽滿和真實，即使是那些註定會成為受害人的角色，也都因為他們與生俱來的立體感而得到了觀眾的關心，為他們的命運擔憂害怕，邁納形容道：“其實從我寫劇本的時候開始，就已經決定了電影會以這樣的風格進行下去，基本上而言，光看文字的話，你會覺得我是一個‘話嘮’，不過等進入了剪輯室，其中的大部分都會被我無情地剪掉，所以這基本上是一個有意識的行為和決定。而且我還了解到，文字方面的‘多話’我還能忍受，可是到了拍成電影的時候，就完全行不通了——在我看來，講述一個故事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斷地變換場景，讓內容儘可能地充實，而不是用對話來充門面。尤其是在拍攝這部《喪亡》時，我覺得所有的一切也更加地得心應手了，有的時候，這裡面最難把握的其實是一種精確度，我們需要的是巧妙的平衡……我從《紐約大逃亡》（Escape from New York）的DVD的幕後花絮片斷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尤其是剪輯方面的學問，因為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影片。約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在裡面挑選出了很多極具代表性的剪輯內容進行講解，他作為一個電影人所表現出來的目的非常地明確，我們需要保留的不是全部精彩的部分，而是如何讓一部影片成為一個完整的整體。即使是在製作《喪亡》的時候，我仍然在努力地探尋著屬於我自己的平衡，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儘可能地賦予影片中的角色一種真實的色彩，你越是關心他們，就越想知道他們隨後會發生一些什麼，尤其是以不好的結局或悲劇收尾的時候，肯定能夠最大程度地觸動你的心弦。”

雖然斯蒂瓦·邁納是那種喜歡嚴格按照自己的劇本去執行拍攝工作的電影人，可是他也允許演員們自己去選擇什麼才是對他們最為適合的表演方式，邁納說：“我的劇本的創作周期並不是一概而論的，要根據故事的類型而定，有的會花上好幾年，有的則幾個月甚至幾星期就能搞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只要到了正式開拍的時候，我拿出的都是最後的定稿……就我個人而言，我不反對在拍攝的過程中做大範圍的修改，不過我自己從沒有這麼做過，包括應該在什麼地方體現出一種意味深長的微妙之處，有的時候甚至連姿勢都是事先敲定好的。不過，如果有演員想根據自身的情況做一些簡單的變動的話，我也是非常地歡迎的。其實對於我來說，《喪亡》讓我覺得最為艱難的部分，就是如何處理與小演員蔡斯·佩哈切克（Chase Pechacek）有關的場景和內容，畢竟我們正在拍攝的是一部恐怖電影，如何分清這裡面的利害關係也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事情——首先我們需要做的是盡最大努力地保護他，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再去實現我們所追求的電影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