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格里菲斯

大衛·格里菲斯，出生在美國肯塔基州的鄉下的一個破落家庭，父親雅各布·格里菲斯（Jacob Griffith）是南北戰爭時期南方軍隊的上校。格里菲斯從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浪漫的英雄傳說，父親的言傳身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種族觀。父親所灌輸的感情偏見，由於格里菲斯熱愛維多利亞風格的詩篇，更得到了助長。他自幼熟讀勃朗寧、金斯利、丁尼生和胡德的作品。這令格里菲斯一直保持著浪漫的觀念和詩意情懷，有人評價格里菲斯的一些作品充斥著矯揉造作、甜言蜜語的情調和喋喋不休說教的特點，也就是說，他在創作中太容易動感情了。

17歲的格里菲斯在《路易士維爾信使報》擔任記者，並開始業餘寫作劇本，在朋友的勸告下，加入巡迴劇團。他在演戲的同時沒有停止創作劇本和詩歌，但這些小作品很難得到發表。

格里菲斯的理想是成為一名劇作家。1897年，格里菲斯取藝名勞倫斯·格里菲斯進入劇場從事表演和寫作，但結果並不理想。

於是在1908年，格里菲斯很不情願地加入了愛迪生公司。雖然申請的是編劇，但是埃德溫·S·波特（Edwin S. Porter）只給了他在影片 Rescued from an Eagle's Nest的一個表演角色。出演了自己的第一個電影角色后，格里菲斯為了養家糊口，馬上又作為電影演員加盟Biograph公司。但是當時Biograph的生意並不景氣，已經欠銀行二十萬美元，平均每個影片只能賣出不到二十個拷貝，而它的導演又生病。於是Biograph主動要求格里菲斯當導演，並允諾如果不成功還可以回去當演員。

格里菲斯拍攝第一部影片是《多莉歷險記》（ The adventures of Dollie，1908年7月14日上映）。在Biograph的五年多時間裡，格里菲斯製作了幾百部影片，直到《貝斯利亞女王》（ Judith of Bethulia，1914）。

這個階段，又通常稱為格里菲斯的學藝階段（apprenticeship），從時間上又可以1911年為界分為兩個小階段。在此以前，格里菲斯在兩次合同上堅持用自己的藝名“勞倫斯”，在第三次合同上，格里菲斯主動把Biograph給他的合同上的名字由勞倫斯改回了David Wark（D.W.），說明他已經改變了自己對電影的觀念，承認電影是一門藝術，並願意將自己的名字和這個行業聯繫在一起。

初次開始導演，Biograph給格里菲斯搭配了1896年就加盟公司的資深攝影Billy Bitzer來幫助他拍攝，從此兩人開始了長達幾十年的合作，是影史上第一對完美的導演/攝影搭檔。在Bitzer的幫助下，一開始對電影導演一無所知，乃至每個場景布置都要Bitzer代做的格里菲斯在加盟Biograph的第二年就拍攝了近150部影片，Biograph也因為他成為炙手可熱的電影公司，以至於公司不得不在發行的影片里不時加入AB的防盜標誌，以防止其它公司偷梁換柱。在Biograph時期，格里菲斯表現出對電影敘事的無以倫比的天賦。他不但學習一切電影技術需要的知識，還廣泛吸納新技巧，併發揚光大。他和攝影師Billy Bitzer一起，共同研究和發展出了一整套電影敘事的基本語法，為後來電影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格里菲斯首先把他喜愛的狄更斯小說的敘事手法拿進電影，創造出後來被稱為格里菲斯的最後一分鐘營救（Griffith's last minute rescue）的平行剪輯手法。他在影片 The Fatal Hour（1908）里第一次採用了平行剪輯的手法，在高潮段落營造緊張感（當時的業內報紙稱此技術為alternate scenes，也叫switch-back或者cut-back）。此後格里菲斯很快將平行剪輯的技巧發展到普通的敘事，而不僅僅是最後高潮的段落。他也讓不止兩條線索平行進行。到1909年的 A Corner in Wheat，故事取材於Frank Norris的兩部小說，故事也同時在三個地點平行進行，鄉下麥田窮苦農民的生活，麵包店的生意，和股票經紀人的辦公室，而且三個故事線里的人物和情節完全沒有交疊。通過對窮人和富人的平行剪輯，不僅能看到後來格里菲斯名作《黨同伐異》的影子，也能看到對蒙太奇技術的啟發。格里菲斯後來對這種剪輯手法運用的越來越純熟，到1912年，據 The Moving Piture World雜誌做的統計，在格里菲斯的影片 The Sands of Dee里竟然有多達68個鏡頭，而同時期其它單本影片的鏡頭數一般只有它的一半甚至更少（一般一部單本電影的長度是10到16分鐘）。比如同時期在美國大熱的義大利影片 Queen Elizabeth，53分鐘卻只有23個鏡頭，可見格里菲斯的敘事技巧已經遠遠超越了同時代全世界的電影人。

格里菲斯也在景別上大膽前進。當時的影片，還習慣於演員頂天立地撐滿整個銀幕，而觀眾已經開始發現格里菲斯的影片里演員的腳常常在畫面之外了，Biograph以為這是格里菲斯的疏忽，卻不知道這是格里菲斯有意為之，好在觀眾沒有意見，也就讓格里菲斯繼續他的開拓。格里菲斯在影片中開始實驗不同的景別，到1910年的 Unchanging Sea，格里菲斯將大全景加入到自己的鏡頭語言里，經典電影敘事的全景－中景－近景/特寫的鏡頭語言已經都被格里菲斯找到。格里菲斯在景別上的進一步貢獻是在同一場景中根據劇情使用不同的景別和機位。這一做法徹底打破了舞台化的時空觀念，將一個場景空間拆分開來，表現出不同層次的細節，是電影敘事的一個重大突破。相比之下到1913年，著名導演Edwin S. Porter導演的 Prisoner of Zenda里還是保持人物全身入鏡的一種景別，完全沒有任何進步。

另外格里菲斯也非常喜愛使用景深鏡頭，他的畫面里在縱深方向的細節特別豐富，格里菲斯不怕讓演員從遠處走向乃至走過攝影機，也不吝惜讓演員慢慢遠離攝影機。在影片 The Redman's View里，被迫遷徙的Kiowa部落的印第安人先在一個全景里拉成一條線，再折向並從一側走過攝影機，最後在主角Silver Eagle和他父親走到中全景的位置上時停下，表現Eagle的父親病重倒下，在一個鏡頭裡完成了多個景別的變化。格里菲斯對景別的追求也自然的讓他對攝影機的運動進行了大膽的發展。在此之前，攝影機的運動只限於左右和上下的搖鏡。在1910年以後，格里菲斯開始實驗其它的攝影機運動，比如更大的搖鏡，把攝影機放到汽車上。在 The Lonedale Operator（1911）里，格里菲斯和Bitzer把攝影機放到運動的火車上，讓他的最後一分鐘營救看上去更加驚險刺激，壓迫觀眾的神經。在1914年的Cabiria移動出現之前，格里菲斯在攝影機運動上一直保持世界領先水平。

此外格里菲斯也對布光的可能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早在1908年的影片《The Drunkard's Reformation》里，格里菲斯就大膽採用了火光作為光源。在1909年的影片《Pippa Passes》里，格里菲斯模擬了日光在一天中的變化。1916年格里菲斯說回顧自己在Biograph的日子，他非常喜歡這部影片。雖然格里菲斯以後很少用這種布光，但是這種布光顯然被其他電影人借鑒，比如Cecil De Mille的攝影師Alan Wyckoff就稱這種布光是“Rembrandt式布光”，並且在De Mille的影片中大量使用，如1915年的《The Cheat》。

格里菲斯和Bitzer還有很多其它的貢獻。比如淡入淡出，圈入圈出，“iris shot”。Bitzer對於圈出的手法非常自豪，因為通過圈出將畫面中心集中在一小塊焦點區域來引導畫面切換，既沒有過於唐突的跳躍，也不會讓心急的觀眾發出噓聲。

由於格里菲斯的影片中已經採用大量的中景甚至更近的鏡頭，他敏銳地意識到鏡頭的變化讓電影表演不同於舞台表演，特寫的出現讓演員不需要做出誇張的動作，從而獲得最接近真實生活的表演。格里菲斯的這種電影表演的觀念讓他旗下聚集了一批年輕的演員，除了瑪麗·碧克馥和萊昂納爾·巴里摩爾是成名舞台演員，其他很多演員，比如梅·馬什、麗蓮·吉許、多蘿西·吉許、布蘭徹·斯薇特等後來的明星以前都沒有表演經驗。從一定程度上說，格里菲斯是影史上第一個懂得指導演員表演的導演，比起其它電影公司，他不吝嗇時間進行排練，他影片的成功讓他能拿出別人四倍的工資留住演員。這些人在後來格里菲斯離開Biograph時也一起跟格里菲斯離開了。

除了演員，大量電影工業的有生力量也從格里菲斯的團隊里最終走進電影圈，比如Mark Sennett在Biograph負責喜劇拍攝就為他後來創立Keystone打下了基礎。其它各時期從格里菲斯電影學校畢業的導演就包括埃里克·馮·斯特勞亨（格里菲斯影片里著名的Hun形象）、Sidney Franklin、拉烏爾·沃爾什（在《一個國家的誕生》里扮演Wilkes）、Allan Dwan（為《黨同伐異》里巴比倫一段設計了著名的推拉鏡頭）、Tod Browning、Joseph Henabery（在《一個國家的誕生》里扮演林肯）、Donald Crisp、Paul Powell等。

格里菲斯在Biograph時期也在影片題材上廣泛取材，他拍攝的內容廣泛，除了最後一分鐘營救賴以成名的追逐片，也有喜劇，正劇等等。1912年的 The Musketeers of Pig Valley被視作“幫伙片”的鼻祖。格里菲斯也開始大膽觸及社會問題，認為嚴肅的社會題材能夠提升電影的藝術地位。1909年，他拍攝了 The Redman's View，通過兩個印第安人在部落因為白人勢力擴展被迫遷徙時的愛情來反映社會問題（格里菲斯一生影片里有四十多部片子有關於印第安人的戲）。同年他還拍攝了反應貧富差距的 A Corner in Wheat，以傳統清教徒的價值觀念對現代社會的經濟貧富差距問題進行了置疑。到後期格里菲斯拍攝的《貝斯利亞女王》已經有了史詩級的戰爭場面。在取材上格里菲斯開始傾向於使用現成的小說。另外格里菲斯說，早期影片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法國人Charles le Bargy拍攝的《吉斯大公遇刺記》（ L'Assassinat du duc Guise，1908），這也是在美國最賣座的法國電影，這讓格里菲斯對華麗的歷史題材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11年後格里菲斯對電影藝術的全方面的追求讓他不願局限於單本劇的長度，他開始向時間更長，劇情更複雜的劇情長片發展。由於多本影片在美國逐漸興盛，Biograph公司答應格里菲斯拍攝兩本的電影。1912年格里菲斯在加州拍攝了三部兩本的電影，但是上映時卻因遇到義大利大片 Queen Elizabeth和 Quo vadis?等影片的衝擊而默默無聞。從電影技術本身這些歐洲的film d'art影片遠遠比不上格里菲斯的影片的技術水平，但是大製作大場面帶來的大片效應卻讓它們成為了公眾的焦點， Quo vadis?近五萬美元的投資為製作者帶回了20倍的票房，義大利片場不得不24小時輪班倒的洗印拷貝才能趕上發行的需要。這些無疑對格里菲斯產生了影響。1913年他拍攝《貝斯利亞女王》的素材足夠一部長片，但是Biograph最後卻只讓格里菲斯剪出了一個四本的影片。由於影片花了三萬六千美元，超過預算一倍，Biograph的負責人決定將格里菲斯升職成不參與具體拍攝的製作總監。而同時為了迎合長片走紅的需求，Biograph和劇院製作人Klaw和Erlanger簽下協議，翻拍他們的舞台作品。

這一做法激怒了格里菲斯，於是1913年10月格里菲斯離開Biograph，以獨立製片人/導演身份加盟Reliance-Majestic，年薪5200美元。Relian-Majestic的老闆Aitken允諾，除了常規作品，格里菲斯一年可以拍攝兩部自己的獨立製作。而此後Biograph公司則每況愈下，在1915年宣告破產，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因為Biograph公司從來不宣傳自己的演員和導演，所有影片除了名字沒有其它信息，所以雖然人人知道Biograph的電影好看，卻很少有人知道格里菲斯。於是格里菲斯離開Biograph后，在 New York Dramatic Mirror周刊上發表廣告，列出自己執導的150部影片，公開宣布他就是讓Biograph成功的製片人。他在廣告里列舉了對電影藝術的創新：近景和特寫畫面、大全景、狄更斯式平行剪輯、懸念保持、圈出、自然的表演。雖然這些手法很難說是格里菲斯首創，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些電影語言在格里菲斯手裡得到了相當系統化的使用，奠定了經典電影敘事的基本語法。他的影片在電影界得到了廣泛的讚許，成為普遍模仿和學習的對象，影響深遠，這些都令格里菲斯無愧於電影之父的地位。

《一個國家的誕生》

《一個國家的誕生》和《黨同伐異》是美國電影早期的兩個無法逾越的高峰，各個方面都遠遠超過了同期的其他電影。它們預示著格里菲斯達到了個人生涯的頂峰，也展示了電影技術上的最佳手法，為電影開始爭取作為藝術的地位，並斷然指出：電影是美國社會最強大的社會力量之一。

這兩部影片的誕生絕非偶然，都是導演五年緊張工作的結果。早在Biograph公司時期，格里菲斯就醞釀著這兩部作品。在離開Biograph公司后，格里菲斯為新公司製作了四部影片，都不是他所喜愛的。隨後，格里菲斯得到了《同族人》（即後來的《一個國家的誕生》）的拍攝權，發現這正是他一直追求的故事。格里菲斯開始大規模投入拍攝這部電影，他不僅全盤負責創作，連所有雜務都包了下來。

格里菲斯在進行這項電影有史以來最龐大的項目的時候，沒有使用“電影劇本”，沒有事先寫好分鏡頭腳本，他在頭腦中將素材拼湊、提煉、規劃起來。具體拍攝中，他的直觀能力和即興發揮起了關鍵作用。

1915年2月，這部巨片完成，影片耗資50萬，一共有十二本，成為美國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電影長片。在此之前，雖然義大利的電影長片 The Last Days of Pompeii和 Cabiria在全世界走紅，但美國電影業還是看好短片。格里菲斯無疑受到了這些史詩長片的影響，比如《一個國家的誕生》和《黨同伐異》的史詩題材，大場面的調度。《一個國家的誕生》是美國第一部電影票價格單張高達2美元的電影，賣座率極高。1915年3月3日在紐約Liberty Theatre首輪院線上映，連映620場，自此情節劇（Melodrama）和史詩大片成為好萊塢商業體系中最賺錢的電影類型。

影片回顧了南北戰爭，對南方遭到破壞，三K黨為恢復南方榮譽、懲治黑人的努力作了謳歌，最後奠定南方的合法地位，從而誕生了一個新的國家。因為影片十分激烈地宣揚黑人的低劣，所以引起了社會爭議，甚至有七個州禁止該片在州內上映。格里菲斯在1916年為此自費印發了一本名為《美國言論自由的興衰》（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 Speech in America）的小冊子為自己辯護，一方面提出所有電檢的根源就在於黨同伐異，為他的下一部影片做了宣傳。

爭議喚起了全國上下對電影社會功能的認識。不過更重要的是，人們意識到了這部影片高超的藝術造詣和豐富的想象力。格里菲斯被認為真正掌握了電影這門工具，他能夠妥妥帖帖地安排每個鏡頭，從而產生最強烈的效果。格里菲斯將由梅里愛創立、並由波特發揚的剪輯原理推進到新的高度，後來所有人都從此受益。文化界於是瘋狂讚美影片的成就，並自然而然地將格里菲斯捧上第一電影大師的寶座。

《黨同伐異》

之後的《黨同伐異》遇到了更大的財政困難，據稱耗資達190萬美元，長達13本，格里菲斯認為“影片是抗議專制和各種形式的不公正”，主題實在過於龐大，需要精確的耐心和非凡的藝術能力。《黨同伐異》更主要的特色在於內部的組織結構。影片的想法來自於《一個國家的誕生》封鏡后的一個新劇 The Mother and the Law。格里菲斯在研究劇本后發覺作為《一個國家的誕生》后的下一部作品，這個故事太反高潮了，於是他又從歷史的不同時期上選擇了三個故事並成一部。格里菲斯這次比《一個國家的誕生》走得更遠，他將影片擴大為四個故事同時進行的複雜形式，在敘事過程中從一個故事剪輯到另一個故事，并行不悖。一個鏡頭在尚未完畢之前就剪斷進入下一個；攝影機移動和表情同時進行增強效果；圈入圈出和遮片拍攝用來強調有意義的細節或有說服力的過場；西部的大特寫鏡頭和極遠的遠景可以產生緊張和壯闊的效果。可以說，每個變化，每個鏡頭，都按照本身的意義和對全局的需要加以控制和慎重挑選。格里菲斯把全部的積蓄投入到《黨同伐異》的拍攝中來。他在洛杉磯日落大道附近搭建了宏偉的布景，四層樓高的巴比倫城牆上面可以並排疾馳兩輛由四匹馬拉著的古代戰車。城牆內的宮殿縱深達1600米，四周的尖塔高達70米。影片召集的演員陣容更是極為龐大，僅波斯軍隊出征一場，就動用了1.6萬名群眾演員。為了保證這支龐大的隊伍的運輸、後勤和調度指揮，工作人員甚至在製片廠里架設起了電話線和臨時鐵道。

1916年9月5日，《黨同伐異》公映，評價卻不如前一部《一個國家的誕生》，很多人看不懂新穎的剪輯風格，把故事情節都弄混了，於是批評格里菲斯離經叛道，多年後普多夫金也批評“（影片）太冗長沉悶，使人疲勞，因而把它的傑出效果抵消了大部分。”此外，由於影片發行時候美國國內狂熱的好戰精神在滋長（美國最終於次年四月對德宣戰），人們覺得《黨同伐異》鼓吹的和平傾向與戰鬥氣質格格不入，反對這部影片的情緒開始高漲，後來在不少城市被查禁。所以最終，在經濟上，《黨同伐異》給格里菲斯帶來巨大損失。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到《黨同伐異》對世界電影發展帶來的意義，著名導演奧遜·威爾斯就說：“這一失敗同時也是電影史上最大的成功。”而丹麥導演卡爾·T·德萊葉在他早期的影片 Leaves from Satan's Book（1921年）中也將自古到今的四個故事串起來講，顯然是在借鑒《黨同伐異》。

《黨同伐異》的經濟失敗標誌著格里菲斯的事業開始走下坡路。尤其是到上世紀20年代以後，新的電影人取代了他的地位。

一般認為，格里菲斯的沒落有多種原因，包括他自己已經失去對電影的興趣，他的新作品越來越和當時的觀眾脫節，而他的名利心也損害了作為電影藝術家的完整性。所以一直存在批評認為格里菲斯曾經擁有的謙虛、敢於探索的精神被嘩眾取寵和矯揉造作取代了。其次，社會道德觀念的日新月異也和格里菲斯保守傳統的十九世紀正統思想格格不入，他的根深蒂固的成見在後期影片中暴露無遺，受到嘲笑和批評。

《殘花淚》

1919年，格里菲斯和好萊塢其他幾位著名人物，包括查理·卓別林、瑪麗·碧克馥和道格拉斯·范朋克一起創立聯美電影公司（United Artist）。格里菲斯為聯美拍攝的《殘花淚》（ Broken Blossoms or The Yellow Man and the Girl，1919）被認為是他最後的傑作。

許多媒體盛讚該影片的藝術成就。格里菲斯自此以後，再沒能得到這麼高的評價。以後的幾年，他的影片依然花錢很多，但都是用過時的題材拍出公式化的東西，顯示出創作力的衰退。

《林肯總統》

《林肯總統》（ Abraham Lincoln，1930年）是格里菲斯第一部有聲片，也是他倒數第二部作品，此片獲得一部分影評人的讚譽，但觀眾反應冷淡。聯美和格里菲斯終止了合同，他製作了獨立製片The Struggle（1931年），更是徹底的失敗。

1931年，格里菲斯完全退出了電影界。晚年的格里菲斯始終和貧困鬥爭，他幾乎被電影工業、同儕和公眾徹底遺忘。

1936年，格里菲斯回到了奧斯卡頒獎禮上，獲得了一份特別榮譽，並為貝蒂·戴維斯和維克多·麥克拉格倫頒獎。此後偶爾也有電影人突然想起了格里菲斯，找他諮詢求教，往往毫無結果。

1948年7月24日，格里菲斯在好萊塢Temple醫院因腦出血而去世。

《一個國家的誕生》

《黨同伐異》

《殘花淚》

《林肯總統》

卓別林評價格里菲斯說：“他是我們所有人的老師。”

麗蓮·吉許說：“格里菲斯是電影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