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苡

楊苡，安徽盱眙（盱眙今屬江蘇淮安）人。曾先後就讀於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譯著長篇小說《呼嘯山莊》《永遠不會落的太陽》《俄羅斯性格》《偉大的時刻》《天真與經驗之歌》。哥哥楊憲益是著名翻譯家。

十七歲給巴金寫信

楊苡與巴金的通信之始要追溯到“一二·九”學生運動。那年，楊苡十六歲。當看著身邊的一批批大中學生投身到救亡運動中去，出身封建家庭的她被牢牢地拴住了，成為這場運動的旁觀者。心中苦悶的她，就給當時最受中學生敬愛的巴金寫信。那時，她剛滿十七歲。巴金很快就給她回了信，不時地鼓勵這個苦悶的小女孩，告訴她未來總是美麗的。1938年7月，楊苡離開天津去昆明讀書。不久，日寇進佔天津租界，母親就把楊苡的存信給“處理”了。這其中包括從1936年到1938年期間，巴金寫給她的十多封信。八年的抗戰讓楊苡的生活顛沛流離，不停變化的生活讓她又丟失了幾封巴金的來信，這讓楊苡痛心不已。

為護巴金信文革挨耳光

1946年下半年，楊苡定居南京，原想著不該再有什麼損失了吧。十年的“文革”浩劫又無情地“卷”去了一批一直保存完好的信件，其中有兩三封巴金所寫的涉及對待文藝上的批判的看法的信箋。這還不算完，1969年一個炎熱夏天的下午，由於楊苡始終未主動交出僅存的巴金寫給她的二十三封信（當時生怕被抄走，便托可靠的朋友秘密保存。）一位紅衛兵在提審她的時候，狠狠地打了她一記耳光，這是她一生中所承受的惟一的耳光。當時，那記重磅級的耳光幾乎要把她打倒，但她還是在踉蹌中站定。突然間，她痛切地感到本不該那麼膽怯地聽任自己的家人，燒毀那麼多珍貴的信件，到末了還是躲不了這場羞辱。1970年，隨著紅衛兵對楊苡的審查再度升級，這二十三封信被迫交給了審查她的專案組。1972年4月，楊苡被“解放”了。這二十三封信又回到了她的身邊。

未來總是美麗的

楊苡說，她與巴金的關係，就是作家與讀者的關係。因為愛好文學得以和巴金相識，並有了書信的來往。幾十年裡，楊苡收藏了幾十封巴老的來信，但遺憾的是最早的一封她已經找不到了。

“那時我17歲，還在天津讀高中，受到如金絲籠般的家庭束縛，感覺到特別窒息與苦悶，於是就給巴老寫信，向他訴說這一切，並向他描述我的夢想。沒幾天巴老回信了，讓我感動的是，巴老對我這個從未見過面的小讀者十分耐心，他說，不要動不動就說離開家，你要懂得向前看，保持樂觀，多讀書，相信未來。未來總是美麗的。”如今這位當年的小姑娘也已經是滿頭白髮，想起久遠的年少時期能夠得到先生的教導十分感慨。楊苡說，先生一生寫了七千多封信，一大半都給了讀者。

愛護翻譯家

巴金自己愛翻譯，也鼓勵別人拿起譯筆來，而對別的翻譯家，他的態度總是格外尊重。作為翻譯家，楊苡清楚地記得巴老在看過她的一些譯稿后，曾很坦率地對她指出：“譯得有點草率”，“本來可以譯得更好一點”。

到現在楊苡還清楚地記得巴金對她說的話：“好好翻譯一本書，海明威的也好，別的也好，不要急，一星期譯幾百、幾千字都行，再長的書也有譯完的時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細心去了解，去傳達原意。”“只有自己熱愛並從事翻譯的人才會對其他翻譯家如此體貼，如此愛護。”

聽巴老的話講真話

現在，楊苡的家中還保存著一隻巴金送給她的瓷盤，上面印著巴金的手跡：“我們每個人都有更多的愛，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時間，比用來維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們必須為別人花費它們，這樣我們的生命才會開花，道德、無私就是人生的花。巴金1994．6”，這是巴老寫給小朋友的話。

楊苡記得，巴老對她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在1997年11月22日，“那天我去華東醫院看望他，臨別的時候，巴金握著我的手十分吃力地說了兩個字‘多寫’，他的手很溫暖。”後來這幾年，她一直用這句話來勉勵自己，“反正我已經聽他的話聽了六十多年了，什麼都聽他的，這句話當然更是要聽了。”

“現在巴老去世了，他解脫了。如果說要紀念他，我認為要記住他說的話——講真話。”

曾先後就讀於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重慶中央大學外文系。

歷任中學教師，南京國立編譯館翻譯委員會翻譯。

1949年後歷任語文教師，原民主德國萊比錫卡爾·馬克思大學東方語文學院講師，南京師院外語系教師。

1936年開始發表作品。譯著長篇小說《呼嘯山莊》《永遠不會落的太陽》《俄羅斯性格》《偉大的時刻》《天真與經驗之歌》，其中《呼嘯山莊》這個譯名是由她首創的，在她之前也就是梁實秋先生的譯本翻譯為《咆哮山莊》；著有兒童文學《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

2021年5月29日，參與拍攝的紀錄電影《九零后》上映。

哥哥楊憲益是著名翻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