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蘭多

奧蘭多原是一位貴族英俊少年，受伊麗莎白女王寵信進宮，在詹姆斯王統治期間失寵，隱居鄉間大宅，醉心文學。后成為政績卓著的土耳其特使，在君士坦丁堡發生叛亂當晚，與一舞女共度一夜，沉睡數日，醒來后竟變成女性之身——儘管容貌沒有絲毫改變。她遂脫離官職，混跡于吉普賽人之中，返回英國后躋身上流社會，與蒲伯、艾迪生等文豪結識，隨後嫁給一位船長，懷孕生子。人到中年，她的詩作獲獎，文學理念與寫作技巧日臻成熟，精神也趨向完滿。從十六世紀伊麗莎白時代到一九二八年，奧蘭多的人生歷時了四百年。

法國女性主義評論盛行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注重語言哲學的研究，認為無窮的可能性藏匿在“虛無”“缺席”“邊緣”“外圍”與“被壓抑”中。在菲勒斯中心社會中，男與女是二元對立的，男性代表正麵價值，女性則被排除於中心之外，是用於證明男性價值的他者。男性為了保持父權制的統治體系，竭力維護二元對立，強調其中一方優於另一方。解構主義女性主義者們徹底批判了父權制二元對立思維、菲勒斯中心主義和理性中心主義，試圖粉碎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習慣。

奧蘭多奇異的人生軌跡凸顯了性別二元對立的局限性。小說的第一句話已經體現了解構主義女性主義者的文風。敘述者用含糊、戲謔的口吻寫道：“他，這自然就表明了他的性別，雖說，其時的風氣對此有所掩飾，正朝樑上懸下的一顆摩爾人的頭顱劈刺過去。”少年奧蘭多正在進行的是文藝復興時代男性年輕貴族的典型進攻行為，然而，“雖說”引出的下一句話又似乎給他的男性氣質投下幾分質疑，預示了整篇小說的模糊特質。小說在許多性別身份問題上採取了解構的策略，對傳統的性別歸類法進行了嘲弄。同一個人身上往往存在著男女兩種特點，性別差異不再明顯，甚至變得可疑。男性奧蘭多是一個多愁善感、富於幻想、熱衷文學，帶有詩人氣質的人，成為女性后，男女兩性特點的混合更為明顯，她坦率大度，喜歡冒險，厭惡家務，勇敢活躍，然而又沒有男性的權力欲，善解人意，富於憐憫，容易落淚。

首先，從文化角度來說，性別離不開社會文化的塑造。人們總是下意識地把自己固定在二元性別中的一方面，按照成規約束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里斯蒂娃認為，文本作為一種意旨實踐，並不是要主體控制語言，而是使主體處於其權力網路之中。主體無法固定化，不單是分裂的，還是一個發展中的主體既指過程，發展，又指試驗。主體總是在發展的過程中，並且總是在其存在的語境中經受檢驗。流動的主體拒絕任何固定性別模式和身份。奧蘭多正是一個不斷變化發展中的主體，其社會性別隨著語境的交替而變化。與愛人謝爾相遇后，她慶幸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女人而流淚，還懷孕生子；但著男裝時，她便成為“某爵士”，與人決鬥，當船長，甚至被傳聞與某女士私奔。在回英國的船上，她發現兩性都有著域外視野缺陷，頭腦中的兩性特質輪番交鋒，最後，在特定的語境下——極具男子氣概的船長的殷勤陪伴，返鄉的心潮澎湃，她女性的一面暫時佔了上風。奧蘭多的女性身份，在隨後的社交活動如貴族聚會、晚餐及聽取男性的求婚這一系列行為中逐步確立。主體在適應環境，同時也在接受環境檢驗，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不適宜當下環境的因素被壓抑和覆蓋了。這一切充分體現了語境對主體的塑造作用。

強調文化並不意味著完全抹煞自然的因素。女性主義者一直爭論身體是自然的還是文化的，試圖得到一個二選一式的答案。儘管她們的出發點是積極的，但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清只能重新陷入陳舊的父權制社會二元對立思維方式，而事實上世界不可能如此理想化地分為相反的兩極。說話的主體遊離於意識和潛意識的動機之間，既有自然特性，又有文化烙印，因此，對於意義的構建，意識與無意識，頭腦與身體，文化與自然，都是必不可少的組成因素。

伍爾芙認為，雙性同體是女性藝術創作的最佳心理狀態。每個人都受兩種力量制約，一種是男性的，一種是女性的，男性頭腦中女性的一面應該發揮作用，女性也應該與頭腦中男性的一面交流，兩種力量和諧共處才是正常和理想的狀態。“任何寫作者，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別都是致命的..必須成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伍爾芙意識到了性別本質論的局限性，挑戰了以男性價值為中心的單一價值標準，但她對女性的理解依舊是傳統二元分類中男性的對立面，而解構主義女性主義者則進一步將“女性”看成了虛構的範疇。

弗吉尼亞·伍爾芙在創作《奧蘭多》時在日記中寫下：“我差不多正用一種嘲諷的風格清晰明了地寫作《奧蘭多》，……但是必須小心地處理真實與異想的平衡。”因為如此，所以才需要奧蘭多慢慢找到生活的節拍，走向雙性同體的最好的狀態。我們無從猜度，弗吉尼亞設定奧蘭多的女性意識是從後天加以完善還是來自於天性。但是他身上的這種性別同合，男人的意識和女人的意識一定是在奧蘭多的大腦中掙扎地融合和鬥爭過，時而此弱彼強，時而此強彼弱。但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收穫的過程，按照神話傳說，不管是男女是被一劍劈開，還是男性腹腔中的一塊肋骨，他們終於在奧蘭多身上找到了彼此，合二為一。也只有如此，男性與女性終於可以停止了壓迫、誤解、偏見和鬥爭。

小說中奧蘭多的成功，是弗吉尼亞推崇的“雙性同體”理論的體現。《奧蘭多》的特殊性在於通過人物性別變換中的體驗來體現著這樣的思想。主人公作為同一主體而經歷性別變化，從而體驗了男女兩種不同的性別意識，也可以這麼說，主人公先從男性意識出發體驗女性意識，後來又從女性意識出發體驗男性意識。除此之外，《奧蘭多》中相當多的情節和性別融合思想還與她的文學以及美學認識緊密聯繫著。弗吉尼亞數次強調單一的性別意識是阻礙藝術升華的大敵，正是因為男性或者女性都分別由過多的男性意識或女性意識佔據著，沒有辦法完整地全面地揭示心靈感知，所以才阻礙了藝術進入更高的一種境界。

標題

《奧蘭多》的後現代主義特徵之一就是文類的模糊性。它究竟屬於傳記還是小說？這個問題自作品出版之後，就一直是評論家爭論的話題。就伍爾夫本人來說，她曾提到自己“只是因為好玩才稱之為傳記”。因此當書商將 《奧蘭多》作為傳記銷售時，伍爾夫曾擔心這會影響該書的銷量，而覺得“為一時的好玩付出的代價太大”。儘管如此，伍爾夫也沒有把《奧蘭多》看作是一部小說。她在1928年的日記中談到 《奧蘭多》時這樣寫道：“不管怎樣，這次總算擺脫了寫‘小說’的嫌疑，希望以後不會再受到此類指責。”看來在《奧蘭多》的文類歸屬問題上，如果伍爾夫不是在故意混淆視聽，那麼，就連她自己也很難、或者不願意對這部作品的文類進行明確的界定。

伍爾夫在日記中曾經提到，她構思 《奧蘭多》時打算“在這部作品中有機地融入虛構成分”，言下之意就是她最初的打算是以事實為基礎的。她在作品中採用了大量的史實以及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作為素材，並在作品的標題、體例和敘事角度等方面給讀者一種“紀實”的假象。伍爾夫用 《一部傳記》作為副標題，在作品中讓敘述者從傳記作家的視角講述奧蘭多的生平。這種特殊的視角使敘述者和讀者之間建立了一種契約，即作品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伍爾夫一本正經地在作品前面加上“序言”部分，乍看之下頗像是學術研究論文前的致謝詞，感謝家人和朋友對她的幫助，並說明笛福、斯特恩、艾米莉·勃朗特等前輩作家對她的影響。書中還有腳註、附有八幅插圖，書後還附上了只有學術著述中才有的索引，像模像樣地編纂了近百條條目。這些手法都使《奧蘭多》看起來像一部真正的傳記，給讀者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以為這是一部以紀實和嚴謹的研究為依據的作品，似乎擁有了“真實性中最堅硬、最結實的一種，是只有在大英博物館才能找到的真實性，是經過研究的戰車重重碾過、使所有謬誤的煙塵銷聲匿跡之後的真實性”。

敘述

敘述者在敘述過程中還一再強調“事實”的重要性，比如“我們的任務很簡單，就是敘述已知的事實”，“我們只須陳述簡單的事實”等等。傳統的傳記寫作和那些“書寫真實”的現實主義作家，如笛福、斯威夫特、特羅普等人一樣，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個“比例適中的世界”，作者在寫作時都小心翼翼，一環套一環，惟恐讀者起疑心。可是伍爾夫卻借著傳記的名義在 《奧蘭多》中蓄意歪曲、並玩笑般地打破了這個比例，隨心所欲地創造出一個跨越性別、跨越時空的人物。作為傳主的奧蘭多不是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人物，這一點就足以推翻伍爾夫用種種手段建構起來的“真實”幻象，體例、格式上的相似僅僅是一種形似和戲仿而已。通過這種模糊文類屬性、將“真實”與“虛構”有機結合和並置的手法，伍爾夫對傳統的傳記創作手法進行反思，並對傳記所崇尚的真實進行了解構。通過寫實性敘事和自我反思性敘事這兩重聲音的交叉和並置，伍爾夫揭示了傳記敘事的內在矛盾，使讀者既認識到作品中的很多材料基於史實，又同時意識到作品的虛構性和敘事性質，既對傳統的傳記創作有所了解，又對其局限性進行思考。這種手法給讀者帶來了富有張力的閱讀體驗，而這種自我反思性以及對寫作活動本身的關注也使 《奧蘭多》帶有後現代主義元小說的特點。

寫實

作品也一反伍爾夫以往鍾情的意識流手法，而對外部細節的寫實非常注意，並且在對奧蘭多這個人物的刻畫上十分注重可信性。如果撇開性別和時間因素，奧蘭多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傳統小說人物，在生活中遭遇種種挫折，但最終克服這些挫折，實現自我。這種典型的現實主義人物刻畫手段也給讀者製造了一種“真實”的幻象，而這種幻象是傳統的傳記寫作和現實主義小說創作手法之間的一個共同點。

《奧蘭多》以詼諧諷刺的筆調，貫徹了伍爾芙的女性主義觀點，備受後世女性主義評論家的關注。通過《奧蘭多》的創作，伍爾芙得以從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自我蔑視中解放出來，並在男性話語霸權的壓制下確立了女性作家的信心。她同時還認識到了單一性別牢籠的局限，這也促使她尋求男女兩性的共同解放。

可以說，《奧蘭多》體現了伍爾夫在小說創作上的超前意識，其創作理念在幾十年後蓬勃發展的後現代主義小說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比如，《奧蘭多》在文類上模糊了小說和傳記之間的界限，在傳記寫作中融入伍爾夫一貫的實驗手法，為傳記寫作帶來了變革。這種將傳記和小說創作融為一體的手法在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1945－）1981年出版的 《開普勒》（Kepler）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而《奧蘭多》中那個詼諧、超脫、帶有偏見、又不斷自我反思的敘述聲音則是對19 世紀小說中那些無處不在、無所不知的敘述者的戲仿，這一手法數十年後在約翰·福爾斯（John Fowls，1926－2005）的 《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69）中得到了敘述者的呼應。

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英國女作家，被譽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她是倫敦文學界的核心人物，同時也是布盧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成員之一。最知名的小說包括《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雅各的房間》（Jakob's R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