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亞·伍爾芙

1882年1月25日伍爾芙出生於英國倫敦，肯辛頓，海德公園門（Hyde Park Gate）22號，原名艾德琳·弗吉尼亞·斯蒂芬（Adeline Virginia Stephen）。父親萊斯利·斯蒂芬爵士（Leslie Stephen）是維多利亞時代出身於劍橋的一位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學者和傳記家。父母親在結婚前都曾有過一次婚姻，父母結婚後又生下四個孩子。伍爾芙在家接受教育。幼年時全家避暑所在的康沃郡的Talland House，在伍爾芙的幻想和作品中起了重要作用。

1895年5月母親Julia去世，伍爾芙第一次精神崩潰。1897年伍爾芙開始記日記。1904年2月，父親Leslie去世。5月，伍爾芙第二次精神崩潰，並試圖跳窗自殺。12月14日，弗吉尼亞在《衛報》上第一次發表作品——一篇未署名的書評。后出版了第一批散文，並開始經常性地為《時代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寫書評，同時在一間在職成人夜校Morley College任教。

從1906年起，弗吉尼亞的兄弟在劍橋結識的朋友們不斷來家聚會，逐漸形成了一個文藝和學術的中心，也就是著名的布盧姆斯伯里集團，這裡面包括了當時文化界的大批精英，包括其核心成員有：作家倫納德·伍爾芙（弗吉尼亞的丈夫），藝術批評家克萊夫·貝爾（范妮莎的丈夫），傳記作家利頓·斯特雷奇，文學批評家德斯蒙德·麥卡錫，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畫家鄧肯·格蘭特，藝術批評家羅傑·弗萊，作家福斯特等。除此之外，哲學家羅素、詩人T·S·艾略特、喬伊斯、小說家亨利·詹姆斯和奧爾都斯·赫胥黎也與布盧姆斯伯里團體過從甚密。這些“歐洲的金腦”多半是劍橋大學的優秀學子。弗吉尼亞·伍爾芙能與這樣一批知識精英切磋文學和藝術，無疑是十分幸運的。這個團體不僅給予她友誼、智慧和信心，還將自由平等的精神灌輸到她的心靈深處。她的文學創作由此別開生面，更加註重精神含量。

布盧姆斯伯里團體的成員曾經以大膽的舉動，挑戰現存的社會秩序和國家機器。 1910年2月10日，弗吉尼亞·伍爾芙假扮阿比西尼亞的門達克斯王子，她弟弟亞德里安假扮她的翻譯，賀拉斯·科爾假扮英國外交部官員，鄧肯·格蘭特等人假扮成弗吉尼亞的隨從，前往韋默斯訪問英國海軍的“無畏號戰艦”，得到了熱情盛禮的接待。整個騙局設計得天衣無縫，完全將艦隊司令威廉·梅伊蒙在鼓裡。這個天大的玩笑後來經報紙披露出來，國防力量的虛有其表和官僚體制的空具其殼遂引起朝野震驚，英國軍界和外交界頓時陷入了極度的尷尬。伍爾芙確實是個好演員，許多傳記作家對她的這場“王子秀”津津樂道，因為那簡直就像一個神話。布羅姆斯伯里團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自然解散，到1920年，大部分成員才又聚集起來，另組為“記憶俱樂部”，以絕對的坦誠為原則回憶各自的人生經歷，伍爾芙對兩位同母異父哥哥禽獸之行的揭露和控訴即始於此時。

1907年伍爾芙搬到菲茨羅伊廣場（Fitzroy Square）29號，開始著手寫第一部小說《遠航》（初名《Melymbrosia》）。1909年，與利頓·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有過短暫的訂婚。開始為婦女的選舉權努力。1912年8月10日 與作家、費邊社員、社會政治評論家倫納德·伍爾芙結婚。1913年第一部小說《遠航》完成。4月《遠航》被出版社接受，但該書的出版由於伍爾芙的病情和一戰的爆發而耽擱。1913年7月伍爾芙一次大型的精神病發作，持續了9個月。

1914年春天開始她漸漸地康復，11月時健康狀況良好。1915年伍爾芙一生中最嚴重的一次精神病發作，持續9個月。其中有六周的時間她試圖開始寫婚後的第一批日記。好在患病期間，她的丈夫對她體貼入微，使她深受感動，“要不是為了他的緣故，我早開槍自殺了。” 3月，她的《遠航》出版（《The Voyage Out》）。1917年伍爾芙夫婦買下一架二手的印刷機，在家中的地下室建立了霍加斯（Hogarth）出版社。（該出版社後來出版了包括艾略特、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弗洛依德在內的作家作品，並且出版了伍爾芙的所有作品。）霍加斯第一部出版物《Two stories》出版，收入小說《牆上的斑點》及倫納德所寫的小說《Three Jews》。

1921年3月霍加斯出版短篇小說集《星期一或星期二》——收入《牆上的斑點》與《邱園記事》（後來的作品都由霍加斯出版）。1922年10月，出版實驗性小說《雅各的房間》。1925年5月出版小說《達洛維夫人》。1927年5月小說《到燈塔去》出版。1928年4月《到燈塔去》獲得法國1927-28年度的費米娜獎（Prix Femina）。1931年10月 《海浪》出版。1931年開始創作《歲月》（初名《The Pargiters》）。

1932年10月《普通讀者》第二系列出版，1933年10月《愛犬富萊西》出版，拒絕曼徹斯特大學的榮譽學位。1935年1月親友們在姐姐文尼莎畫室中上演弗吉尼亞的劇本《淡水》。1937年3月完成並出版小說《歲月》。1938年6月出版長篇散文《三個基尼金幣》。拒絕利物浦大學的榮譽學位。1940年7月《羅傑·弗賴伊傳》（《Roger Fry: A Bibliography》）出版。1940年，弗吉尼亞夫婦在倫敦的住宅被德國飛機轟炸。夫婦倆商量好，如果英國戰敗，兩人即相攜自盡，免受法西斯統治之辱。

1941年2月完成《幕間》寫作。1941年3月28日，預感另一次精神崩潰即將開始，伍爾芙擔心自己永遠不會再好轉，在留下兩封分別給丈夫和姐姐溫妮莎的簡訊后，1941年3月28日，她用石頭填滿口袋，投入了位於羅德麥爾（Rodmell）她家附近的歐塞河（River Ouse） 。終年59歲。

弗吉尼亞去世后倫納德一直整理出版著她的遺著。 1941年，遺作《幕間》出版。

伍爾芙一生勤奮，著述豐富，除小說創作外，還有大量的散文、日記等，供後人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收集得已經十分完全。伍爾芙認為寫作要摒棄紛繁的物質表象，在對自然與生命本質的探求中定格人類“存在的”“有意味的”“瞬間”，通過人物的瞬間感悟揭開生活的面紗，觸探生命的哲理。

伍爾芙的文學創作注重人物的精神世界。她在《論現代小說》一文中指出“心靈接納了成千上萬個印象——瑣屑的、奇異的、倏忽即逝的，用鋒利的鋼刀深深地銘刻在心頭的印象”，而作家的任務就是將這些印象記錄下來，從而描繪出“這種變化多端、不可名狀、難以界定、解說的內在精神”，來揭示內心活動的本質。伍爾芙的這種創作理念也決定了海洋這一意象，在《到燈塔去》中正是人物在不同階段對現實生活的內心感受和情感反映。

她的意識流小說創作開始於小說《雅各的房間》。她比較推崇哈代、康拉德等作家，認為他們的作品更加接近於人的內心世界。哈代的作品是自然主義和宿命論的混合。她最推崇的作家當然是詹姆斯·喬伊斯。伍爾芙把喬伊斯的創作稱為“精神主義”，事實上，伍爾芙的創作，就是在喬伊斯的影響下完成的。她在小說中嘗試意識流的寫作方法，試圖去描繪在人們心底里的潛意識。有人在一篇評論里講到她將英語“朝著光明的方向推進了一小步”。她在文學上的成就和創造性至今仍然產生很大的影響。伍爾芙在寫作中逐步確立並完善了意識流小說創作技巧，使之成為意識流小說理論的集大成者，也使其本人成為當之無愧的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家之一。在散文方面，伍爾芙以其“誰也模仿不了的英國式的優美灑脫、學識淵博”，而被譽為“英國散文大家中的最後一人”、“英國傳統散文的大師”以及“新散文的首創者。”

伍爾芙的創作也從詩歌、音樂、繪畫中得到很多啟示。詩歌和音樂的意象運用充滿了她的創作，印象派繪畫對她的影響表現在她致力於捕捉瞬間印象，也使她的感覺更加細膩靈敏。在《夜行》、《夜幕下的蘇塞克斯》、《倫敦街頭歷險記》等文中，她更是色調鮮明地描繪了大自然留給她的印象與感受。在《倫敦街頭歷險記》中，作者的如椽之筆像一隻碩大的攝像機鏡頭，無所不知、無孔不入地給人們展示了一幅幅行雲流水般的畫面：從倫敦街頭一扇窗戶里的一個沏茶女人到靴子店裡買鞋的矮子，從頂樓的金箔匠轉過街角碰到的猶太人，從小市民家裡的小地毯到陽台上高談闊論的首相，從舊書店到月光下奔跑的貓，直至最後飄落到一家小文具店遇到吵架的店主老夫婦。時間、地點、人物的變換如天馬行空、鳥飛無痕。主題似乎越扯越遠，直到最後僅有若有若無的文思把整篇文章貫穿在一起。看著那一幅幅由文字塗抹出來的明艷畫面，不由人不想到稱她為“印象派文學家”確是非常合乎實際的。

伍爾芙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是英國文壇的前衛開拓者之一，現代主義文學與女性主義潮流的先鋒，即使她本人並不喜歡某些現代主義作者。她大大地革新了英語語言。她在小說中嘗試意識流的寫作方法，試圖去描繪在人們心底里的潛意識。她和當時的詹姆斯·喬伊斯，還有法國的普魯斯特等創作意識流文學作品的作家一起，把意識流文學推向世界，極大地影響了世界範圍內傳統的寫作手法，他們的出現成為了傳統文學和現代文學的一個分水嶺。愛德華·摩根·福斯特稱她將英語“朝著光明的方向推進了一小步”。她在文學上的成就和創新性至今仍然產生影響。

弗吉尼亞不幸的生活經歷，使她如含羞草一般敏感，又如玻璃般的易碎，她是優雅的，又是神經質的，一生都在優雅和瘋癲之間遊走。有人這樣描述弗吉尼亞，準確地把握住她的精神氣質：“她的記憶有著隱秘的兩面——一面澄明，一面黑暗；一面寒冷，一面溫熱；一面是創造，一面是毀滅；一面鋪灑著天堂之光，一面燃燒著地獄之火。”

對於伍爾芙的女性主義，英國作家多麗絲·萊辛認為：真實的弗吉尼亞，像其他女性作家一樣，追求真理。但是追求真理的女作家當時並不被人理解，而筆記中對詹姆士·斯特雷奇及其劍橋朋友的描寫，便是例證。萊辛認為，弗吉尼亞的尖刻，也是她面對敵視女性的社會的一種反應，“後人似乎不得不使弗吉尼亞變得溫柔、可敬、平和、優雅，於是便看不到那粗魯、苛刻、聲音刺耳的部分，而這些也許是創作的源泉。弗吉尼亞最終以文質彬彬的女文人告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我認為我們當中誰也沒有想到扮演伍爾芙的會是一個年輕漂亮時髦的姑娘，不苟言笑，永久的蹙眉，顯示證明她有許多艱深的思想，正在深思……天哪！這個女人不生病的時候享受生活；喜歡聚會，朋友，野餐，遠足，短途遊覽。”

在女權運動方面，英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17世紀，艾斯泰爾（Mary Astell）就有了系統而又激進的女權思想，18世紀的著名女權主義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寫出了《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一書，成為後世女權運動的經典。

女性主義是伍爾芙思想的核心，她批評《簡·愛》這類故事“總是當家庭教師，總是墮入情網”。“夏洛蒂·勃朗特沒有塑造人物的力度和寬闊的視野。她不想關注人生的普遍問題，甚至沒有察覺到這些問題的存在。她的全部動力，就在於她要自我申訴：我愛，我恨，我在受苦。”伍爾芙認為托爾斯泰是最偉大的，但是“當我們真心誠意地拜倒在他面前時，他一定會滿腹狐疑地避開”。她說男評論家對難看的女作家的感受：喬治·愛略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那難看的馬臉、難看的長鼻子、難看的小眼睛，總是從她的書後浮現出來，使男批評家們感到不快。她認為獨立女性應該有閑暇時間，有一筆由她自己支配的錢，和一個屬於她自己的房間。她認為沒有男人，女人便陷入一片黑暗，“她們只會互相輕視，互相猜疑，互相忌妒”。“但現在情況有所改善，不敢斷定‘一個女人讀了另一個女人書之後，除了嫉妒肯定不會再有其他感想了’。”

然而，伍爾芙的女性主義詩學思想中，她雖然強調獨特的女性意識，宣揚女性獨特的價值，要求女性“成為自己”，但她並沒有試圖去營造一種純粹的，封閉的根植於所謂女性本質的女性主義詩學理論，相反，它呈現出開放的趨勢。在強調女性要“成為自己”的時候，伍爾芙選擇的道路不是要斬斷女性與曾經而且一直在壓迫、歧視她的社會現實的聯繫，不是要與導致女性喪失主體意識的男性斷絕關係，不像艾思泰爾那樣主張建立婦女自己的社區，過一種擺脫男人的生活。也不像後世法國女性主義詩學那樣，僅僅從語言學、心理學等理論層面建構女性主體。她要建立的女性主體是向社會現實、向歷史開放的，當然也是向男性開放的，是緊緊與社會現實、與男性聯繫在一起的。

如果將伍爾芙的女性主義詩學思想與後世的女性主義詩學理論對照來看，還可以看到瀰漫在她的思想中的經驗氣息。她提出的所有問題都來自於她的女性經驗。伍爾芙之前的女權主義，主要是一種性別政治學。當伍爾芙將女性主義思想引入詩學領域的時候，她沒有任何理論傳統可以借鑒，尤其是女性詩學傳統。她自己也深深感受到了這一點，並一直致力於建構這種傳統。但在沒有建立起來之前，她只能夠獨自面對自己作為女性的生活經驗，作直接的，從零開始的思考。她的女性主義詩學思想中提出的一系列問題，都反映了她這種經驗的洞察力，如女性的基本寫作條件，詩學傳統，還有女性價值，雙性同體以及女性之間友誼等問題，都直接萌生於她的女性經驗，來自於她作為一個女性的直接生活感受。

伍爾芙把藝術看得高於一切。不過，她每完成一部作品常會出現病兆。她一生也確實因患精神病瘋癲多次。但她的讀書心得卻是理性的，坦率的，自由的，敏銳的，生猛的，毫不客氣的。在《伍爾芙讀書心得》里，她顛覆了常規思維。她說，作為一個讀者，獨立性是最重要的品質。如果把那些衣冠楚楚的權威學者請進圖書館，讓他們告訴我們該讀什麼書，那就等於在摧毀自由精神。她解釋說，滑鐵盧戰役是在哪一天打起來的，這種事當然會有肯定的回答，但是要說《哈姆雷特》是不是比《李爾王》更好，那就誰也說不準了。她說，為了得到自由精神，當然也得對自己有所限制。我們不能愚昧而徒勞地浪費精力——為了給一盆玫瑰澆水，結果把半個院子全澆濕。我們必須培養把控對象的能力。她的意思翻譯成糙話就是：一個人在書里，就像一個人在床上，是不需要別人教的，比照權威真是太滑稽了。她這樣評價傳記：“一個傍晚，整幢屋子的每個房間都亮著燈，紳士在用餐，姑娘準備參加晚會，老太婆在打毛線。這裡正上演人生戲劇的某一個片段——傳記和回憶為我們照亮許多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