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魯翹

王魯翹，國民黨軍統王牌殺手，1936年奉戴笠派遣，率人潛赴廣西梧州將反蔣人士王亞樵暗殺，由此在軍統局內聲名大噪。

1938年12月18日，國民政府副總裁汪精衛借口赴成都中央軍校主持典禮，乘坐事先準備好的飛機飛往昆明，接觸雲南省主席龍雲，希望龍雲與他共同發動政變，龍雲未立即表態，汪精衛隨即出走越南河內。12月29日，汪精衛響應日本首相近衛聲明，發表“艷電”，宣稱願與日“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公開投日。

蔣介石對此十分震怒，決定處置汪精衛。從2月到3月初，從各地調動的軍統特工分批抵達河內，組成暗殺小組，以陳恭澍為暗殺小組組長，主要行動人員包括王魯翹、岑家焯、方炳西、余樂醒、陳邦國在內共九人，此外還有九名工作人員負責從旁協助、聯絡、運送武器。當時越南仍是法國殖民地，法方為提防越南人民反抗運動，對持有武器者一律處以重刑，因此所有武器全部由擁有法國親友的協助人員冒險夾帶進入河內。同時，暗殺小組也聯絡了四名當地華僑，通過各自的關係協助打探情報。

最初兩個月，暗殺小組的任務主要是探清汪精衛住址，並監視其行蹤，查證其是否有離開河內的意願等。3月19日凌晨，暗殺小組收到正式行動電報。

汪精衛在河內的寓所位於高朗街27號，建築堅固，圍牆高大，牆上還安有保護網；門外有越南警察與便衣人員執勤，門內還有護衛人員和警戒。汪精衛本人終日閉門不出，工作組很難下手。此前工作組在準備階段，也曾構想過幾種制裁汪精衛的方式，如長於藥物知識的余樂醒曾提出採取“軟性行動”，即使用毒藥達成目的，並為此準備了一種無色無味的劇毒液體，但如何使汪精衛食入這種毒藥則頗費思慮。暗殺小組打探到汪精衛從一家麵包房定了麵包，每天早晨由固定的人送去，便設想利用這一點，在送去的麵包中下毒。然而，麵包被注射入毒藥后，瓤里很快出現了淡黃的斑點，這一設想只好全部作廢。余樂醒又提出將一瓶可揮發的毒藥放進汪精衛浴室中，藉助洗澡時的蒸氣使汪精衛中毒致死，但這一設想也終於不了了之。這些計策的廢棄，歸根結底是因為暗殺小組沒有在汪家的可靠內應，無法從內部策應，幫助計劃的實施。最終，暗殺小組決定採取硬性行動，襲擊汪精衛的住宅。

然而，還未等行動開始，3月20日上午，當地華僑告知工作組：汪精衛乘一輛黑色轎車離開了寓所，正在前往距河內九十公里的丹道鎮。暗殺小組當機立斷，即刻出發追趕汪精衛的汽車。待汪精衛乘坐的轎車終於出現在視線中時，暗殺小組卻發生了分歧：有人主張立刻拔槍行動，有人卻主張先判明車中情況。考慮到如果傷及護衛汪精衛的越南警察，可能會使事件演變為難以收拾的外交糾紛，陳恭澍決定加速超車，查看車中人員，然而，暗殺小組的汽車剛一超過汪精衛的轎車，正欲回車攔截時，汪精衛一行卻飛快的掉頭返回。暗殺小組立即回追，卻在回程途中先被紅河大橋前的紅燈阻攔，后又遭遇交通堵塞，始終無法將他們追及到有效射程之內，最終只能鎩羽而歸。下午，暗殺小組又接到華僑通告，汪精衛夫婦正在寓所門外草坪上爭吵，於是立即出發，然而，不過五分鐘之後，當工作組抵達汪宅時，大門外已經空無一人。

連續錯過兩次機會，工作組成員都十分沮喪，擔心汪精衛已有所警覺，終於決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當天夜裡對汪精衛的寓所進行突擊性強攻。21日凌晨，暗殺小組開車來到高朗街附近，準備行動。正當特工人員從車上下來時，兩名越南便衣警察突然出現，示意他們立刻離開。暗殺小組進退兩難之時，在附近監視汪家的華僑魏春風及時趕到，用錢將兩名警察暫時打發走了。暗殺小組雖然感到已經露了行跡，但事已至此，只有冒險繼續。

而後，暗殺小組分為三路，陳恭澍留在車上等待，另有兩人在汪宅院外遊走接應，王魯翹等五人則翻過高牆進入院內。陳邦國用斧頭砍開通向後院的房門，開槍嚇退了聞聲出現的保衛人員，其餘四人飛步躍上樓去，按照事先偵察的寓所內情沖向汪精衛卧室。卧室房門緊鎖，幾人只得將門劈出一個洞，王魯翹俯身向里查看，只見一白襯衣男子正慌忙鑽向卧室床下躲藏，上半身已經被床板遮住，腰背以下還暴露在外。根據看得見的部分體形，加上先入為主的意識，王魯翹立刻斷定這就是汪精衛，於是連開三槍，將此人打死。因為無法打開房門，再加上一路砍門、開槍已經驚動了警衛，幾人隨即撤退，分散撤離汪宅。然而，由於警車迅速趕到，在外接應的陳恭澍沒能等到全部工作組成員，不得不匆匆駛離現場。

凌晨四點，回到住處的陳恭澍接到華僑的電話，得知被刺死的男子不是汪精衛，而是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這次暗殺雖然未傷及目標，但依舊給汪精衛造成了極大的震撼，使其不敢再在河內逗留。同時，雲南的龍雲也受此震懾，對汪精衛的態度由猶疑轉為拒絕，汪精衛在國統區的雲南成立偽政府的希望就此斷絕。此後，汪精衛只能前往上海，成為日本“以華制華”政策的傀儡。

1949年王魯翹赴台灣，擔任台北市警察局長。1974年因車禍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