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春

具體說，它是由地方官主持的警示農時、祈禱豐年的一種儀式。由於它每年在立春日舉行一次，以致於約定俗成，成為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社會習俗。

中國古代的“班春”習俗，最早的記載見於漢代。《後漢書·崔篆傳》曰：“篆為新建大尹……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唐代李賢注曰：“班春，班布春令。”

多年以來，人們只是沿襲舊說，把班春僅僅看成是“頒布春令”，認為“鞭春牛”風俗的到六朝時才逐漸興起。實際上，李賢的注文是錯誤的。他把“班春”僅僅看成是“頒布春令”，如此以來，“班春”就只是古代官吏的一種行政職責了，用句時髦的話來說，“班春”就僅僅是一種“政府行為”了。

對於《後漢書》這段寶貴的記載，我們從情理上看，崔篆“稱疾不視事”，按說他完全可以在家裡頒布“春令”，況且他還可以委託屬掾代替他“頒布春令”，他只要在“春令”告示上鈐上大紅官印就可以了。問題是“班春”要舉行一系列儀式。所以，在屬掾的勸諫下，他才“強起”組織班春的活動。

古代關於“班春”的記載大約從漢代開始，一直延續到近代。唐代元稹的《生春》詩之七曰：“鞭牛縣門外，爭土蓋蠶叢。”元稹詩中的“鞭春”即是“班春”。最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何耕的《錄二叟語》，該書對“班春”有著詳盡具體的記載：“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設土牛而磔之，謂之‘班春’。……黎明，尹率掾屬，相與祠句芒，環牛而鞭之三匝，退而縱民磔牛。民歡嘩攫攘，盡土乃已。俗謂其土歸置之耕、蠶之器上，則繭孳而稼美，故爭得之，雖一丸不忍棄。”

宋代以後關於“班春”的記載逐漸多了起來。王安石《次韻春日感事》詩曰：“病得一官隨太守，班春無助愧周任。”詩中的“隨太守”非常明確地告訴人們是隨太守參加“班春”的儀式，而非隨太守“頒布春令”。清代趙翼《吊湯緯堂殉難鳳山》詩曰：“一官海外正班春，伏莽無端起劫塵。”詩中的“伏莽”指潛伏於草莽之中的歹人。該詩更是明確地表明“班春”不是坐在衙門裡就能辦的事情。它是一種在野外舉行儀式，殉職的湯緯堂是在鳳山“正班春”時，被潛伏在草莽中的歹人無端殺害的。

以上分析說明，“班春”不僅僅是頒布春令，而是警示農時、祈禱豐年的一種儀式。“班春”就是“鞭春”，它不是從六朝開始的，而是從漢代就有了這種習俗。

曲文軍 1957年生，山東煙台市人。1982年1月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1984—1987年參加《漢語大詞典》編纂工作。現任臨沂師範學院文學院院長，教授。曾在《文史哲》、《文獻》、《紅樓夢學刊》、《江海學刊》、《尋根》、《民俗研究》、《理論學刊》等刊物發表論文50餘篇。部分論文被《文匯報》、《光明日報》、《文摘報》、《高校文科學報》、人大複印資料中心轉載、摘登、評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