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地理學

發展簡史 人們很早就注意到語言內部因地而異的現象，西漢末年揚雄的《方言》是最早的記錄漢語辭彙在地理上的差異的著作。歐洲近代方言地理學發源於德國。德國語言學家G.溫克爾(1852～1911)想根據19世紀新語法學派提出的“語音演變沒有例外”的假說來確定高地德語與低地德語的邊界線，對這兩大方言區交界處杜塞爾多夫地區的方言進行了郵寄調查。1881年他繪製了第一組方言地圖，共6張，包括30個調查項目。然而，直到今天，根據這個調查繪製的方言地圖仍沒有出齊。1896年瑞士人J.吉耶龍(1854～1926)主持法國方言地圖集的繪製工作。他派E.埃德蒙對法國及鄰近的法語區的639個點進行實地調查。這部地圖集共分13冊，1902年開始出版，1910年出齊。以後的大規模方言調查大都以吉耶龍的方法為藍本，加以取捨增益。其中比較有名的有義大利、羅馬尼亞、美國、英國、中國等的方言調查。義大利和美國的學者開始注意到城市裡的方言，美國學者還調查了不同教育程度和年齡的人的方言。

方言地理學的課題和方法 方言地理學有幾項主要工作：一是記錄某些方言的特殊成分或結構；二是對個別方言做出局部或全面的描寫；三是調查一種語言在整個或局部地區的一些差異；四是劃分方言區；五是說明語言內部差異產生的原因和過程。方言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指上述第三項工作的方法，通常包括幾個步驟：確定調查地區和調查點；確定調查方式；確定調查項目並編製調查表；確定調查對象，進行調查，按調查項目和調查點排列調查結果，然後將結果列表或繪製成方言地圖集出版。方言地圖有好幾種形式。常見的有：①將一個或幾個項目的調查結果標在地圖上每個調查點旁邊；②調查結果相同的，用同一符號標在地點旁邊，並加註說明所用的符號；③用同語線將調查結果相同的各點連起來，或用異語線將調查結果不同的各點分開（見圖）。同語線或異語線表示不同的語言形式的邊界。如果許多同語線或異語線重疊或接近，這就形成了同語線束或異語線束，表明什麼地方是重要的方言邊界。在確定方言區后，就可以繪製方言分區地圖了。

方言地理學與其他語言學分支的關係 現代方言地理學是為了尋找方言邊界和驗證新語法學派的語音演變的假說而發展起來的，它與歷史語言學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許多語言學家認為，方言地理學的研究後來否定了“音變沒有例外”的假說，證實了與之相對的波浪說。由於對新語法學派的不滿，並且看到現階段的方言分佈情況在一定條件下能對語音演變的歷史提供線索，20世紀20年代義大利M.G.巴爾托利等想用典型的方言分佈研究法來替代歷史比較法。這就是所謂新語言學，後來稱為區域語言學。早期方言地理學的注意力集中在搜集各方言的不同形式，藉以解釋語言的演變和劃分方言區。然而，方言的差異有的重要，有的不重要，並不是同等的。隨著結構主義語言學派的發展，有些學者想按方言結構系統的差異來描述各方言的區別程度，並且在劃分方言區時，從結構的角度賦予各種不同的重要性，於是從50年代中期起有結構方言學的嘗試。當學者們開始對城市進行調查時，他們發現語言的差異與社會因素有緊密的對應關係。這樣，到了60年代，對於城市裡不同階層的人的語言的研究就發展成為狹義的社會語言學，也稱社會方言學或城市方言學。60年代中期，隨著生成語法的發展，開始有人嘗試用共同的底層表達式和語法規則的增加、減少、改變順序的差異和簡化形式等來說明方言間的異同，語言的分化和方言的分區等問題，這就是生成方言學。另外，在深入研究克里奧耳語的基礎上，70年代開始，有些語言學家嘗試建立多變體語法來描述語言內部變異的連續性以及一個人同時能掌握多種語言變體的能力。

方言地理學與政治、社會、文化、地理的關係 政治邊界和地理障礙常常限制語言演變的擴散和不同方言的互相影響。兩地距離的遠近及交際網路的疏密和語言演變擴散的速度及相互影響的大小有密切的關係。兩地政治、文化地位高低不同又經常決定語言演變的擴散方向。各種社會因素，如社會地位、教育程度等也與人們語言的差異有對應關係，有時還決定語言演變的擴散方向。

展望 方言地理學的方法對了解語言內部較顯著的差異仍是最有效的辦法。它面臨的重大課題是提出一個較為全面的語言演變的模式來解釋方言間的差異、這些差異的分佈情況以及方言演變的可能方向等等。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結合社會語言學對方言點的深入研究，以及人文地理學對人和物的遷徙傳播的研究。另外，方言地理學也應多多調查方言在句法上的差異並加以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