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兒童團

早在1938年6月26日，毛澤東同志為《邊區兒童》(半日刊)的題詞中教導道:“兒童們起來，學習做一個自由解放的中國國民，學習從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爭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變成新時代的主人翁。”1942年“四四”兒童節時，又為《解放日報》題詞:“兒童們團結起來學習做新中國的新主人。”

朱德同志在為晉東南武鄉縣王家峪兒童團題詞中指出:“鬥爭與學習缺一不可”。周恩來、劉少奇、陳毅等領導同志，也都分別為新安旅行團、孩子劇團的工作作出不少重要指示。這些題詞和指示，對抗日戰爭時期兒童運動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是黨在這個時期指導少年兒童工作的指針。

在黨的領導下，廣大抗日根據地建立了抗日兒童團的組織，青年抗日救國聯合會、中華民族抗日先鋒隊等青年組織，受黨的委託，直接領導抗日兒童團及其他兒童組織的工作。1938年10月西北青救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抗日兒童團的組織章程。團章規定建立兒童團的宗旨是:1、聯合全(西北和華北)中國的小兄弟小姊妹結成好朋友；2、大家共同學習、工作和遊戲；3、參加救國工作。7歲以上14歲以下的兒童少年都可參加。它的任務是:1、宣傳大家打日本；2、偵察敵情捉漢奸；3、站崗放哨送書信；4、尊敬抗戰官兵；5、幫助抗屬來做事；6、學習生產不稍停。它的禮節為右手五指齊額舉起。五指表示：中華五大民族的兒童團結起來，打倒日寇漢奸。口號是：時刻準備著！西北和華北各地的兒童們紛紛加入兒童團，積極參加抗日救國鬥爭。在此基礎上，1940年2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作出了關於《紀念“四四”兒童節與開展兒童工作決議》，提出:“要幫助已有的兒童團體，普遍建立抗日兒童團。”“還特別建議陝甘寧邊區青救會及華北各地青救會要加強對兒童工作的領導。”“縣以下設立獨立系統的兒童團，縣以上可在各級青救會設兒童部(科)，配備專門的幹部來領導和管理兒童工作。”決議還指出：要“以主動的、積極的、耐心的精神去開展游擊區及敵占區的兒童工作，要善於用各式各樣靈活機動的方式來揭露敵人漢奸的奴化教育、反共教育，爭取兒童不受麻醉愚弄。”

在民先工作隊西青救會這一決議的影響下，許多地方的兒童工作進一步開展起來。晉察冀邊區青救會和邊區政府在每年的“四。四”兒童節，都要發出指示、通知、宣傳大綱等等，指導、推動兒童工作。1940年3月21日，晉察冀邊區青救會發出紀念“四。四”兒童節宣傳大綱，充分肯定了三年來晉察冀抗日兒童團在抗日救亡和培育兒童中做出的成績，提出了：積極參加站崗、優抗等各種運動，參加春耕、建立兒童林、兒童菜園等能夠勝任的勞動；普遍開展文化娛樂活動，建立兒童劇團、歌詠隊、秧歌舞隊；積極進行改善生活的鬥爭，反對早婚、童養媳制度，改善童工工作待遇；動員全體兒童入學，不使一個兒童關在學校門外等四項任務。邊區兒童團的生活更加活躍起來。

不僅是西北和華北，在各個抗日根據地都建立了兒童團組織，並且在鬥爭中不斷發展壯大。1940年，陝甘寧邊區有7萬兒童團員，蘇北解放區有18萬兒童團員；華北抗日根據地有60萬兒童團員。在其他廣大抗日根據地，也同樣活躍著千千萬萬的兒童團員，他們是團結廣大少年兒童參加抗日的核心。在兒童團的組織建設方面，也逐漸趨於完善。許多根據地都制訂了團章。例如：有《西北抗日兒童團組織章程》(1938年)、《晉西抗日兒童團組織簡章》(1940年)、《鹽阜區兒童團團章》(1943年)、《山東萊陽縣兒童團團章》(1944年)等。

在抗日戰爭日益接近勝利的時候，鬥爭也越發艱苦，黨和抗日民主政府也更加關心和支持少年兒童工作。1945年3月，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和各界抗日聯合會在迎接和紀念“四。四”兒童節的指示中，對全邊區兒童工作提出了五大任務：一、組織動員全體少年兒童積極幫助家庭勞動，並把生產和學習很好地結合起來；二、加強民族氣節教育，普遍開展“五不運動”；三、開展文化娛樂工作，適當進行軍事體育鍛煉；四、反對封建殘餘的束縛虐待；五、加強游擊區的學校教育工作和抗日宣傳工作。

1945年4月4日，鹽阜行署作出《關於愛護兒童扶植兒童團的決定》。決定指出:“兒童團是兒童們尋求解放的戰鬥集體，我們要扶植它，予以必要的援助。他們是破除迷信、宣傳衛生、傳播文化的優良助手；他們是反對舊禮教，舊習慣及一切欺壓他們的惡勢力的小戰士。他們在民族解放鬥爭中，也作了不少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偉績。因此，村政府應盡一切可能幫助兒童團開展兒童工作，縣、區政府應在各方面予兒童以有力的指導與扶助，使它發展鞏固。”

黨政機關這些決議和指示，正是抗戰時期兒童運動得以深入發展的重要條件。

除抗日根據地外，廣大淪陷區和大後方的少年兒童，在黨的領導下，也都紛紛組織起來開展活動，同樣是宣傳抗日和爭取民主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百團大戰中，王家峪兒童團幫助八路軍割草喂馬，為前線送乾糧；晉察冀邊區兒童團破壞日軍的交通幹線近百次，牽制了敵人的進攻和掃蕩，有力地支援了抗戰。

其中，最為活躍和出色的是晉察冀邊區的兒童團，他們站崗放哨、捉漢奸、送情報，利用自己年紀小，不被注意的特點，深入敵後，出色地完成任務。在晉冀一帶，直到現在仍流傳著放牛小英雄王二小把日本鬼子引進八路軍包圍圈的故事。晉察冀邊區抗日兒童團還開展了“五不運動”：不給敵人帶路；不給敵人送信；不吃敵人的糖；不念敵人的書；不告訴敵人藏糧的地方。

這一革命歷史時期里的少年兒童工作，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比較，無論是組織形式和組織規模，還是活動內容的廣泛性，都有很大的發展。但是，由於戰爭形勢所迫，當時兒童團組織仍未能建立全國性的組織領導系統，只是在各抗日根據地黨和青救會領導下開展工作。因此，這個時期兒童組織的名稱，也多帶有地方色彩；如延安兒童團、冀東兒童團、蘇北兒童團等等。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戰快結束前夕的1945年4月，在全國十九個較大的抗日根據地里，基本上都建立了兒童團，或類似名稱的革命兒童組織。

陝甘寧邊區是黨中央所在地，在這裡，從城市，到鄉村，到處都有兒童團組織，7萬多兒童團員幾乎包括了全邊區的兒童。他們在自己的組織里，召開會議，討論時事形勢，進行軍事操練、唱歌、打球、做遊戲，健康地成長；他們站崗放哨、保衛邊區，擁軍優屬開展慰問活動；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投入熱火朝天的大生產運動；組織識字組、積極掃除文盲。延川縣的娃娃變工隊，富縣第二完小的楊明春識字組，在生產勞動和掃除文盲中作出了優異的成績，受到邊區政府的表揚獎勵。兒童團員們為保衛和建設邊區、為抗日救亡貢獻了一分小小的力量。

在華北、晉西北根據地普遍建立了兒童團，到1941年4月，兒童團員就已發展到6萬人以上，他們參加抗戰服務工作；文化宣傳工作；以及組織群眾上冬學；領導兒童課外活動等方面，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有300多名孩子參加的晉西兒童營，用唱歌演戲募集捐款，捐獻了一架“中國兒童號”飛機；他們還用唱歌演戲宣傳抗日的歌聲傳遍了呂梁山。

晉東南八路軍總部所在地的武鄉縣王家峪兒童團，在總部和朱德總司令的關懷下，工作開展得十分出色。在百團大戰中，他們割草喂軍馬，為前線送乾糧，為兵工廠搜集廢銅鐵和子彈殼，在反掃蕩戰鬥中，他們寫標語作宣傳，看護八路軍傷員等，做了許多力所能及的工作。為掩護八路軍總部和彈藥庫，幾名兒童團員在鬼子刺刀下英勇犧牲。1939年“四。四”兒童節時，王家峪兒童團被正式命名為“朱德兒童團”。

晉察冀邊區的兒童團(有一段時間稱為童子軍)普遍開展站崗放哨，送情報，捉漢奸等活動，曲陽、正定500多名兒童團員，組織起來破壞敵人的交通幹線近百次，牽制了敵人的進攻和掃蕩，有力地支援了抗戰。全邊區兒童開展的“五不”運動(一、不上鬼子學；不讀鬼子書；二、不聽鬼子話，不參加鬼子會；三、不吃鬼子糖，不要鬼子東西；四、不告訴鬼子實話，不給鬼子帶路；五、不受鬼子騙，不參加鬼子的少年團)。在兒童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多兒童團員為信守五不誓約，與敵人勇敢鬥爭，有的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蘇北根據地的兒童團工作開展得也十分出色。僅新四軍總部所在地的鹽阜區，就組織了135，500名少年兒童參加兒童團，發布了兒童團團章，(草案)成立了兒童團總團部，使全區兒童團的組織系統更為完善。1945年5月召開了全區少年兒童代表大會，會上通過鹽阜區兒童團團章，選舉產生了全區的兒童團領導機構——鹽阜區兒童團總部。這次大會對於當時整個蘇北兒童工作深入、廣泛的開展，起了重要的推進作用。在蘇中敵後抗日根據地、蘇南遊擊區里也活躍著兒童團和其他兒童組織。

在東北淪陷區，少年兒童工作也同樣活躍。在東北抗日聯軍里，有楊靖宇將軍親自組織起來的“少年鐵血隊”，他們唱歌、演戲、偵察、送信、護理傷員，有時還直接參加戰鬥。

在內地和沿海，有以文藝為戰鬥武器的“新安旅行團”、“孩子劇團”、“寧夏少年戰地服務團”、“廈門兒童救亡劇團”、“廣州少年抗敵先鋒隊”等，他們在黨的領導下，懷著極大的愛國熱情，克服重重困難，作了大量抗日救亡宣傳工作。

此外，上海的難童工作，重慶的報童工作，以及在武漢、長沙、廣州等地的兒童保育工作，也在黨的領導下，對抗日救亡運動和培養兒童中作出了貢獻。有的兒童團體還到海外開展了抗日救亡宣傳、募捐、慰勞等活動，受到各界人士和海外愛國華僑的熱烈歡迎和大力支持。

八年抗戰，團結和教育了全國人民，同時也培養了新一代中國的小主人。全國廣大少年兒童在黨的領導下，為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事迹，湧現了一大批值得永遠懷念和歌頌的少年英雄。王璞、李愛民、李克元、牛國才、溫三郁等英雄模範事迹，將永遠為人們所傳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