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林

經歷了豐樂鎮、敖木台、攻克肇源等戰鬥。1944年入蘇整訓。1945年任李兆麟將軍警衛員。1949年轉業到哈爾濱工業大學，1983年在副教務長的崗位上離休。

1945年，配合蘇軍反攻日寇，抗聯教導旅返回祖國，李桂林回到哈爾濱。李兆麟作為原東北抗聯第三路軍總指揮，被任命為哈爾濱蘇軍衛戍司令部副司令，兼任中蘇友好協會會長。一天，陳雲同志的秘書劉達找李桂林談話，說：“組織上決定派你擔任李兆麟同志的貼身警衛員，你的任務很重啊！”

當時國民黨對李兆麟將軍恨之入骨，把他看成爭奪控制權的眼中釘，國民黨特務把李兆麟列為第一號暗殺人物。他們糾集了20多人分頭行動，不但如此，還安排了兩名特務伺機抓李桂林，想通過抓李桂林進一步加害兆麟將軍。但李桂林從不單獨出門，敵人的詭計無法得逞。

當時，李桂林還很年輕，政治上不成熟，對敵鬥爭經驗就更少了。國民黨利用李桂林的這個弱點，派來哈爾濱市市長楊綽庵的女秘書孫格齡，她經常講一些對國民黨政府腐敗不滿的話，贏得李桂林和其他一些同志對她的好感，特別是使李桂林對她失去了高度的警惕性，致使後來她有機會欺騙和殺害兆麟同志，給李桂林留下了終生難以抹去的遺憾和痛苦。

那是1946年3月9日15時許，兆麟同志參加了中共哈爾濱市委會議后，當車行至距辦公處不遠的地方時出了故障，兆麟同志坐在車裡等候。恰在此時，哈爾濱日報社社長唐景陽坐著專用馬車路過此處。便請兆麟同志坐他的馬車走。兆麟同意了，李桂林一直目送他進了中蘇友協院子里。

車很快修好，開回了中蘇友協辦公處。李桂林趕緊跑進辦公室去看兆麟同志，但他不在。秘書於凱說，兆麟同志到水道街9號開會去了。於凱還把一封孫格齡給兆麟同志的信遞給李桂林看。信上寫著“下午3點請兆麟同志去水道街9號，商談關於‘國大代表’的事情”。李桂林感到納悶兒：兆麟同志沒跟李桂林說下午有這麼個會要去參加呀。再說，就是要去開會，也應該等李桂林回來一起去，這是規定啊！李桂林越想心裡越沒底兒，便急急忙忙跑著去了水道街。

水道街9號是座樓房，臨街是一家服裝店。李桂林走進去打聽是否有人在這裡開會，店主說不知道。李桂林通過旁邊的門洞來到院子里，只見院里有三個男人，李桂林走上前去問：“你們看沒看見剛才進來一位穿洋服大衣的男人？”他們說：“沒看見。”

李桂林有些急了，馬上返回中蘇友協。正巧碰上了我黨打入國民黨市公安局當督察長的馬亮同志。李桂林把情況跟他一說，他也感到事情不妙，立刻和李桂林折回了水道街9號，這時院里一個人都沒有了。

市委書記鍾子云同志聽了情況彙報后，派宋蘭韻同志和李桂林一起去蘇聯紅軍駐哈爾濱衛戍區政治部報告情況。蘇軍政治部的馬主任聽完情況彙報后，用十分流利的中國話讓李桂林們同一名蘇軍軍官及一個班的蘇軍士兵，馬上再去水道街9號仔細搜查。

李桂林他們在水道街9號樓挨門仔細詢問、搜查，但由於住戶與蘇軍語言不通，搜查和詢問都很費勁。李桂林他們一直干到半夜兩點鐘，還沒有搜查詢問完。

市委領導寫了一封信，簡要地把情況說了一下，讓李桂林帶上信去通河縣面交陳雲同志，並詳細彙報情況。見到陳雲同志后，李桂林把事情的前前後後講了一遍，並沉痛地表示是因為自己失職造成了李兆麟同志失蹤的，願意接受組織上的處分。陳雲同志聽了之後，好言安慰李桂林說：“李桂林同志，這事不是你的責任。李兆麟了解你，也聽到一些同志說起你，都認為你是個好同志，黨信任你。”聽了陳雲同志的話，李桂林心裡十分激動。李桂林從心裡感激黨對他的信任和愛護。

案子破獲之後，在審訊殺害李兆麟將軍的兇手時，李桂林才得知：刺殺李兆麟是國民黨蓄謀已久、做了幾手準備的。3月9日孫格齡以市長楊綽庵請李兆麟開會研究“國大代表”問題為名，把他騙到水道街9號。他們原想到這裡來幾個人殺幾個人，因那天李桂林修車沒有同去才倖免於難。

1946年4月3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哈爾濱市黨政軍機關和各界人士，在道里公園舉行了隆重的萬人追悼大會。兆麟將軍的靈堂就設在市中蘇友協院內，李桂林和兆麟將軍的夫人金伯文及兩個孩子，為將軍守靈。

55年過去了，每當憶起和兆麟將軍在一起戰鬥的情景，想起兆麟將軍被敵人殺害的一幕，總是心緒難平，禁不住地要落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