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邊革命根據地

1928年3月，賀龍聯絡十餘支土著武裝，發動湘鄂邊武裝起義，佔領了桑植縣城，建立了中共黨的縣委和湘鄂邊第一個革命政權。4月，在國民黨軍隊襲擊下，部隊損失嚴重。7月初，根據湖南省委指示，組成湘西前敵委員會，成立工農紅軍第四軍，賀龍任前委書記兼軍長。成為比較鞏固的根據地並建立了各級蘇維埃政權的主要是鶴峰、桑植兩縣的大部分及周圍地區。而湘鄂邊界特委則是1931年4月2日在枝柘坪召開的鶴峰、五峰、石門、長陽、桑植五縣黨的代表大會後組成的。但是，作為湘鄂邊地區革命根據地和紅四軍的創建，則應當是從1928年2、3月，周逸群、賀龍同志奉中央指示來湘鄂西開展革命鬥爭開始的。

1928年3月，周逸群、賀龍同志將在監利等地組織的武裝分別留給鄂西石首中心縣委和鄂中特委后，即帶賀錦齋、李良耀等十多個同志離開鄂西來到湘鄂邊地區。路經石門縣時，本來準備會合石門黨組織，但石門縣委軍事部長羅效之已經帶了武裝叛變投降了國民黨，剩下的少數武裝由石門縣委曾慶軒等同志帶領在南鄉堅持鬥爭，因而未能會合。周逸群、賀龍等同志便經石門、慈利，回到賀龍同志的家鄉桑植縣洪家關。

在周逸群、賀龍等同志到洪家關之前，賀龍同志的親戚、朋友以及舊部王炳南、劉玉階、李雲清、鍾慎吾、谷志龍、賀英等幾十股武裝正在洪家關附近打仗，自相火併。賀龍同志趕來說：“退下子彈，再不許打，都跟我幹革命！”周逸群同志又向他們作了宣傳，傳達了黨中央的指示：建立武裝，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鬥爭。大家接受了指示，服從賀龍同志的領導，集合起三千多人的武裝，打起工農革命軍的旗號。武進桑植縣城后，成立了以李良耀為書記的桑植縣委，打土豪，分財產，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成立了蘇維埃政權。

當時黨的特委的方針是：一、成立縣委，發展組織；二、整編隊伍。工作抓得很緊。但是，正當這些工作開始的時候，4月初，賀龍同志不在，敵四十三軍龍毓仁旅突然進攻，並且佔據了桑植縣城和洪家關一帶。紅軍在梨樹埡、洪家關、苦竹坪與敵軍打了三仗，雖打得頑強，但由於各股武裝力量剛剛集中，沒有來得及整編，結果被敵軍打得大部潰散。周逸群同志被迫轉回鄂西。賀龍同志會合賀錦齋、張一鳴、李良耀等同志，在桑植、鶴峰邊界紅土坪一帶收集失散的隊伍。至5月，又集中了三四百人，重新整理了隊伍，活動在桑植、鶴峰邊界地區。

從3月組織隊伍到4月失敗，開始時聲勢浩大，但失敗得也很迅速。根本原因是缺乏黨的領導和黨的政策，封建思想佔了主導。三千武裝都是家族、親朋、舊部依仗賀龍同志個人威望號召聚集起來的，實際上仍是各股武裝自選統率。沒有黨的組織，許多人不明白黨的政策，甚至不知道什麼是革命，為誰打仗，有的認為是為賀龍同志一個人乾的，有的甚至認為跟著賀龍打天下，陞官發財。當時，一些領導同志大都是黨員，也代表黨的領導，還有湘西北特委的組織，但是都缺乏經驗。由於部隊散亂而又缺乏黨的骨幹，因此經不起風波和強敵打擊。賀龍同志的到來，引起國民黨反動派十分重視，他們恐怕革命武裝形成燎原之勢，立即派兵“進剿”。有組織的相當強大的敵軍，和無準備、無組織、尚不健全的各自為政的紅軍相遇，紅軍的失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28年6月，敵四十三軍龍毓仁部從桑植西撤。賀龍同志即率部隊在小埠頭截住敵後衛，殲敵一個連，擊斃敵參謀長張策，繳獲不少槍支和輜重，對部隊鼓舞很大。一些有原來失散的部隊又陸續回來了。還有一些舊部下也帶著隊伍來了，使紅軍又擴大到一千五百餘人。這時，經中央、湖南省委介紹，一些有經驗的黨員也陸續來到這裡找紅軍。如黃埔軍校的黨員、擔任過北伐軍團長的黃鰲同志，湘西特委委員兼臨澧縣委書記汪毅夫同志，湘西特委宣傳部長陳協平同志，湘西特委委員兼石門縣委委員郭天民同志，擔任過北伐軍團長的共產黨員董朗同志，慈利縣委書記鄧俠清同志、龍在前同志等。這一批有軍事政治工作經驗的共產黨員的到來，對黨和紅軍的建設起了重大作用。

此時，根據湖南省委的指示，在紅軍中成立黨的前敵委員會，以領導紅軍和紅軍所在地區地方黨的工作。前委由賀龍、陳協平、李良耀、賀錦齋（原二十軍師長）、張一鳴（原湘西特委委員）等同志組成。賀龍同志為前委書記。並將紅軍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賀龍同志任軍長，黃鰲同志任參謀長，下屬第一師，有七八百人槍，賀錦齋同志任師長，張一鳴同志任黨代表。此外，還有文獻浦、賀桂如、賀佩卿等率領共有人槍七百左右的幾個支隊。

紅四軍前委決定：一、將原有部隊逐步進行徹底的改造，加緊下級幹部和士兵的訓練工作，吸收進步士兵入黨，成為部隊中的骨幹分子；二、擴大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宣傳，發動廣大農民群眾起來鬥爭；三、擴大紅軍政治影響。

經過初步整頓和組織，各種工作有了起色，在士兵中已發展黨員四十餘人。各種宣傳標語布告也遍及桑植縣的大部分地區。

黨的工作雖然有了起色，但不良傾向仍然存在，新的矛盾也發生了。如有的領導同志竟公然撕毀宣傳標語；部分領導人只願意拉隊伍打土豪分財產以改善生活，而不願做艱苦的工作，不而心去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又有的領導者只願意到外地打土豪而不願意打自己的土豪親族，個別的企圖拖槍潛逃。前委對這些錯誤言行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並在紅軍大隊以上都開始任命黨代表，以加強政治工作，提高黨的權威。

正當各種矛盾開始暴露，各種工作剛剛開始的時候，7月初，湘西特委通告紅四軍南下牽敵十四軍向湘東紅軍的進攻，支援湘東、湘南的暴動。為此，前委停止了在桑植的工作，決定南下到石門西北鄉發動群眾，開闢地區，打擊並牽制敵人。

石門地區黨的領導曾組織過暴動，發展武裝，建立過以太浮山為中心的游擊根據地，但在強敵圍攻下失敗了。紅四軍到后，曾與石門西北委負責同志開過聯席會議，作出了一些開闢根據地，發展黨組織，建立蘇維埃政權等決定。由於當地黨組織薄弱，群眾基礎不好，沒有發動起來，決議未能實現，當即改變計劃到渫陽地區打擊敵人。8月22日，紅四軍一晝夜行軍一百八十里，奔襲王家廠，召開群眾大會，槍決反動分子，焚敵機關文契。紅軍的紀律嚴明，受到了群眾的稱讚。紅四軍返回渫陽的次日，遭敵十四軍教導師李雲傑部偷襲，紅軍損失很大，軍參謀長黃鰲同志犧牲。部隊退到泥沙，消滅了反動團防武裝，但又被敵李雲傑、羅效之等部幾路包圍。師長賀錦齋同志犧牲，部隊又被打潰散，全軍只剩下二百餘人，後撤到鶴峰、桑植分界的堰埡。

南下石門的失敗，是紅四軍組建半年中第二次嚴重的挫折。直接的原因是，部隊雖然第二次組織了起來，一些有經驗的黨員也來到四軍，但剛剛著手整頓即奉命執行遠離根據地的軍事行動。紅四軍進到石門西北鄉時，敵軍對湘東、湘南的行動已經結束，正好集中兵力對付紅軍。加上當地黨組織已遭破壞，基礎薄弱，群眾沒胡發動起來，使紅四軍的行動變成了單純的軍事行動。此外，敵人強大，而紅軍卻剛剛重組，號稱一軍，實際兵力只有一千多人，並缺乏人民群眾的有力支持。在鬥爭方針和作戰方法上還受著盲動主義的影響和北伐軍作戰方式的影響，既沒有學會運用游擊戰的戰略戰術，也沒有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經驗，沒有充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妥善行動和正確政策。而失敗的根本原因還是由於紅四軍成員複雜，得力的各級骨幹甚少，黨的領導在部隊中還沒有真正確立，部隊對革命還缺少認識，因而遇到嚴重困難和十分危險的形勢就有相當數量的人動搖逃跑。紅四軍兩次嚴重的挫折證明了：由舊式武裝組成的革命隊伍，如不經過徹底改造和階級鬥爭的嚴酷鍛煉，是經受不住真正風險的。

紅四軍在石門的軍事行動雖然失敗了，但也有一定的收穫。紅四軍到達石門時，敵軍十分恐慌，連澧縣守敵都跑到城外過夜。奔襲王家廠后在當地開展的群眾工作，也給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軍事上的失敗也促使領導者更為清醒，認識到不加強黨的領導，部隊是難於與強敵作戰的。

黨的領導正確，政策符合人民要求，共產黨的堅貞，善於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有了這些條件，除了極其特殊的因素（例如敵人極端強大以及個別非本質的偶然因素）外，任何逆境都是能夠扭轉並取得勝利的。無數的革命歷史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湘鄂邊的鬥爭也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1928年9月，紅四軍在石門失敗之後，賀龍同志率余部退到鶴峰大山中，已是糧食彈藥奇缺，藥品衣服更少，處境極為困難。這時，賀龍同志的姊姊賀英同志送來了一批藥品、彈藥、棉花、布匹和銀元，並以她的體會向賀龍同志和幾個黨員幹部說：“你們帶兵，象抓豆子一樣，手一松，全散掉了。隊伍跟著你，過去是為陞官發財。現在為什麼？你們搞革命，不是有黨員、團員嗎？把組織恢復起來，好好整頓部隊嘛！”賀英同志的到來，從物質到精神，給了處於困境的紅四軍很大的鼓舞。賀龍同志在三十多年之後的1961年2月2日，向戲二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講到這一段歷史時說：“石門垮后比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換不下來……腦子也清醒些，驕傲、個人英雄主義勁也減少了。我姊姊的話，過去根本不聽，現在也聽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陳協平、張一鳴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姊姊談，我姊姊說要好好整頓隊伍。就整了三個月，共九個班，每個班都有黨員，也有了團員。廖卓然當排長，王炳南當大隊長。”

紅四軍在1928年冬的整頓是堅決和徹底的。遣散了老弱和入伍動機嚴重不純的分子，加強基層領導和嚴格管理教育，發展黨團組織。全軍剩下九十一個人，七十二支槍，編了九個班。一些特委、縣委的負責同志和北伐軍及南昌起義時期的團長、營長，當了班、排長。每個班都有了黨、團員，組織健全了。人雖然大為減少了，但部隊已經變成了以黨為堅強領導，以老黨員為骨幹核心的有覺悟的戰鬥集體。紅四軍的革命建軍，也可以說這時是真正的開始。

不久，湘西特委和鄂西特委指示，將湘西前敵委員會改為湘鄂西前委，負責領導紅四軍及湘鄂邊地方黨工作。賀龍同志任書記，張一鳴、陳協平、李良耀、汪毅夫、羅統一等同志為委員。

前委又研究了本地區的形勢，認為目前部隊數量少，應儘力避免與強敵衝突，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發展。施鶴一帶多為大山，敵人正規部隊很少，土著各股以迷信方式組織起來的“神兵”頗多，可以做爭取“神兵”的工作，比較適合紅四軍的發展。同時，派汪毅夫同志到鄔陽關找陳宗瑜同志，並將陳宗瑜所組織的以伐木燒炭工人為主的“神兵”武裝集中，準備會合紅四軍。

1928年11月底，紅四軍來到黑洞，開始接觸“神兵”。

所謂“神兵”，本來是農民反對苛捐雜稅和貪官污吏而組織的有迷信色彩的持刀、矛、火槍等舊式武器為主的武裝。過去許多軍閥部隊整師整團被“神兵”消滅過。“神兵”的基本成分是好的，但並不是有覺悟的革命武裝。“神兵”武裝的領導權逐漸落到了土豪劣紳手中。但只是認真做好政治作，啟發下層群眾的覺悟並對上層人物進行分化瓦解，這個地區革命鬥爭的開展還是大有可為的。這裡原有一個黨的施鶴部委組織，但書記楊維藩當了“神兵”師長，放棄了黨的一切工作，依靠這裡黨組織開展工作的條件不存在了。前委和紅四軍即展開對各股“神兵”的宣傳和階級教育，並消滅了最反動的“神兵”頭子鐵拐李。經過一個月的工作和鬥爭，紅四軍吸收三百餘名成分好的“神兵”，奔襲建始縣城，擊斃敵縣長，繳槍百餘支，並宣傳黨的政策，獲得了廣大群眾的擁護。

1928年12月31日，紅四軍到鄔陽關與汪毅夫、陳宗瑜同志率領的伐木燒炭工人組織的“神兵”三百餘人會合。紅四軍的戰鬥力又一次充實起來。在觀音坡擊潰敵軍百餘人，佔領了鶴峰縣城。又經過太平鎮、卒洞灣等幾次戰鬥，全殲敵團防武裝，擊斃了敵鶴峰縣縣長。

1929年1月13日，湘鄂西前委在鶴峰縣城召開群眾大會，宣布成立縣委和縣蘇維埃政府，選出汪毅夫、陳宗瑜等七人為工兵代表，並公布了蘇維埃政綱《耕田農有法令》，取消苛捐雜稅，焚燒地主田契債券。接著，前委又深入發動群眾，捉拿反動頭目，沒收土豪劣紳的土地和財產。經過兩三個月的努力，土地革命的火焰在火焰在廣大農村中燃燒起來。在鬥爭中，黨團組織、農民協會以及群眾武裝農民警衛團也逐步建立發展起來。

1929年春季，收到了中央的來信，信中傳達了黨的六大精神、路線和任務。此外，中央要讓賀龍同志離開紅軍去上海到中央工作，目的是使紅四軍減少目標，以便於保存實力。鄂西特委也轉來了毛澤東、朱德同志在井岡山鬥爭的經驗及其它革命根據地的經驗。

湘鄂邊前委依據本地區的具體情況，傳達了來信精神，認為六大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央對今後怎樣打仗，怎樣搞鬥爭，如何發動群眾以及建立蘇維埃政權等，都做了明白的指示，極大地提高了鬥爭的信心。但賀龍同志對離開紅四軍去中央的指示，沒有執行。賀龍同志認為，中央讓他離開紅軍是對他的關心，但是形勢不象中央估計的那樣嚴重。紅四軍從石門失敗和以前的桑植失敗中取得了一定的經驗教訓，摸索到了一些黨的建設、軍隊建設、群眾工作以及開展鬥爭的經驗，又得到了六大指示精神以及其它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部分鬥爭經驗。紅四軍本身人員養活了，但是，動搖分子走了，堅定分子留下來了，部隊比過去純潔、堅定了，黨的骨幹力量加強了，有充分條件可以繼續跟反動派戰鬥下去。賀龍同志認為由於歷史的原因，自己對湘鄂邊地區很熟悉，如果離開紅四軍，局面很可能反而不好。留下來，雖然艱苦一點，目標大一點，個人危險一點，但對黨對革命對鬥爭有利。對賀龍同志的不去中央的提議，前委一致同意。

同時，紅四軍進行了整訓，學習了黨的六大決議和井岡山紅軍建設經驗。針對紅四軍中存在的主要不良傾向，反對了軍閥主義和“拖隊”等思想。按照官司兵一致的原則建立民主制度，克服軍閥主義，同時要求加強部隊紀律。建立了比較健全的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整頓和加強了黨在軍隊中的組織。由於部隊的擴大，黨團員迅速發展，在紅四軍黨的特支領導下，建立了四個支部，並注意了對黨員的經常教育。紅四軍也進行了整編，軍下設第一路指揮部，以王炳南同志任指揮，張一鳴同志任黨代表，下轄若干中隊。至此，紅四軍又發 展到千餘人，長短槍三百餘支。在政治質量上和過去相比，也有了極大的進步。

1929年3月18日，湘鄂西民團聯防總指揮王文軒，聯合桑植、五峰團防武裝共三千餘人，分路進攻鶴峰根據地，企圖奪取縣城，消滅紅上軍。

紅四軍分三路迎敵。正面由鶴峰縣農民警衛團節節抗擊來攻的桑植團防武裝，四軍主力分左右兩路包抄猛攻王文軒部及五峰團防，在張家坪擊斃了敵總指揮王文軒。其它敵軍急忙潰逃。紅四軍乘勝追擊，佔領桑植團防頭子劉子維的老巢龍潭坪、羅峪一帶，進而佔領桑植縣城。使鶴峰、桑植兩縣的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一個空前的革命形勢。

1929年7月，敵軍向子云旅派一個團進攻桑植根據地，在南岔被紅四軍全殲，團長周寒之被擊斃。不久，向子云親率全旅二千餘人及部分地主團防武裝大舉再次進犯桑植。紅四軍設置空城計，主力撤到城西北梅家山，埋伏要路。敵軍全旅渡過澧水，侵入縣城。我軍即開始反攻，經一天激戰，敵軍除百餘人逃竄外，其餘被全殲，敵旅長向子云淹死在澧水中。這次戰役消滅敵軍二千餘人，繳槍千餘支，是紅四軍建軍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回顧一年前，紅軍初組時有三千餘人，卻被 敵人一個旅擊潰，剩下幾百人；而現在，紅四軍只有兵力千餘人，兩仗全殲敵軍一個整旅，這足以證明紅四軍有了質的變化。

桑植大捷后，紅四軍迅速擴大到四千餘人，增設了軍特務營、第二路指揮部。在分隊設立了專職政治幹部，在連隊建立了黨支部和士兵委員會。為了培養幹部，在軍隊和地方選拔出一批學員，組織了軍事政治幹部訓練班。同時，前委加強了根據地的建設工作。

8月，紅四軍向南發展，進攻大庸縣西教鄉大地主熊向熙的反動武裝。熊匪在西教鄉統治數十年，極為反動，在湘西有很大影響，是建設桑植、鶴峰根據地的一個嚴重障礙。而西教鄉幾個寨子都是有名的天險，從未被任何武裝攻破過。因此，紅四軍的軍事行動不僅對鞏固和發展桑、鶴根據地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擴大政治影響及紅軍的軍威也有重要的意義。

經過六天六夜的激烈奮戰，紅四軍攻下全部敵寨。8月下旬，又攻取了慈利縣重鎮江埡、九溪等地。這次軍事的勝利，使紅四軍的軍威又一次大振。

不久，敵五十二師及陳渠珍所率各部並糾集湘西團防，準備大舉向桑植進攻。前委決定返回根據地，鞏固後方，準備迎擊來犯之敵。

紅四軍返回桑植后立即進行休整、訓練，打擊殘餘地主武裝，大力加強和改進地方工作。敵人敢於紅四軍的聲威，終於沒敢來犯。

1929年10月，蔣介石與張發奎之間發生軍閥混亂。雙方大軍紛紛向澧縣、石門、常德等地集中，部分敵軍已向桑植進逼。前委和紅四軍尚未查明敵軍大量集結的意圖，而敵軍已來犯境。在強敵壓境的形勢下，為了避免硬打硬拚而遭受不必要的損失，前委決定黨政軍機關及革命人員家屬撤離桑植及洪家關，轉移到桑植北部。但在轉移時，紅四軍遭敵襲擊，團長陳宗瑜、賀桂如犧牲，部隊也傷亡了三四百人，乃轉移到鶴峰地區。

10月下旬，紅四軍向東發展，到五峰、長陽地區積極活動。12月攻克長陽縣城，協助地方黨組織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和農民協會。

1930年2月，鄂西特委副書記萬濤同志來到鶴峰，向前委傳達了鄂西特委關於紅四軍與鄂西紅六軍會師的指示。前委立即安排了湘鄂邊地區的工作。在鶴峰留下並組織了以汪毅夫同志為書記的中心縣委及一個獨立團，在桑植留了一支游擊隊，以堅持湘鄂邊地區的鬥爭，即率紅四軍東下，但受到川軍及長陽、五峰團防的堵截返回。3月，蔣閻馮軍閥大混戰即將開始，部分敵軍主力調離。紅四軍抓住時機再次東進，在五峰消滅了這一帶勢力最強的團防武裝，建立了五峰蘇維埃政權。4月，進抵松滋境內，敵獨立十四旅所部及附近各縣團防武裝二千餘人來犯，紅四軍乃轉往澧縣地區，而澧縣、石門、松滋等縣反動武裝紛紛出動前來追堵。紅四軍乃集中兵力，重點打擊石門敵軍羅效之部，將其擊潰，斃敵甚多，繳槍百餘支。不久，紅四軍再次東下，進入澧縣境內，擊潰敵軍一個營。6月18日，進至公安縣申金渡和松滋縣西齋。7月1日，鄂西紅六軍佔領公安縣城（南坪）。7月4日，紅四軍與紅六軍勝利會師。

紅四軍三次東進歷時四個多月，打擊了多股反動武裝，擴大了游擊區域，傳播籽革命影響，完成了會師任務，並擴大千餘人加入紅四軍，壯大了紅軍力量。從此，兩個軍在鄂西黨組織的領導下，在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展開了更加波瀾壯闊的偉大鬥爭。

從1928年2、3月，周逸群、賀龍同志率十餘同志來到湘鄂邊地區后，經過兩年的艱苦鬥爭，幾經挫折，幾番勝利，終於創造了以桑植、鶴峰為中心，包括五峰為中心、長陽等縣部分地區的湘鄂邊革命根據地，建立和發展了黨的組織，建立了各級蘇維埃政權，建立和發展了工會、農民協會及農民武裝，進行了部分的土地革命，也建立了一支經過戰鬥鍛煉、有黨的堅強領導基礎的紅四軍。從此，湘鄂邊根據地成為湘鄂西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紅四軍成為湘鄂西根據地紅軍的兩大主力之一。

（一）依靠領袖人物的威望，聚集受過一定革命教育和影響的舊式武裝，發動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蔣介石反動統治的武裝鬥爭，進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是一個可能成功的條件或因素，但不是決定性的條件或因素，更不是必然取得勝利的條件或因素。這個條件不是普遍性的規律。它可以成功於一時，但不可能鞏固、發展。如果不能加強黨的領導，進行組織整頓，進行革命的、階級的宣傳教育，將武裝改造成為一支黨所絕對領導的有高度革命自覺精神的和有嚴格組織紀律的革命武裝，那麼，失敗是必然的。紅四軍於1928年4月在洪家關和桑植的失敗，證明了這一點。三千餘人的武裝，經過兩次不是很大的戰鬥，就潰散了。而1928年8月石門泥沙之戰，紅四軍一千餘人，已經初步確定了黨的領導，有了一些有經驗的共產黨員軍事指揮員和特委、縣委書記這樣的負責同志來到，仍然遭到慘重的失敗，除了敵人強大，我軍未防備敵人不斷的襲擊，戰術上和指揮上的錯誤之外，一打就散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紅四軍的廣大戰士在當時還沒有來得及接受黨的教育，組織不純，難於同心協力成為一支有無產階級覺悟的和鐵的紀律的紅軍。因此，只憑藉領袖人物的崇高威望而聚集起來的舊部，是難於創建一塊革命根據地和一支鐵的紅軍的。但是，由於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的形勢和具體情況，由於湘鄂邊的條件，若沒有賀龍同志以他崇高的威望和在這個地區多年聚集的力量以及他對這個地區的熟悉，那麼，在當時全國革命低潮總形勢下，依據湘鄂邊的特點，要在這裡使革命鬥爭開展起來也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組織了一些秋收暴動及一些武裝力量，也必然會很快被強大敵人鎮壓下去。石門暴動后組織的太浮山根據地、長陽暴動后組織的紅軍第四軍的失敗，也都證明了這一點。因此，賀龍同志以他的威望吸引舊部，作為湘鄂邊地區革命鬥爭發展的一個前提，組建紅軍，開闢根據地，又是一個特殊現象。

（二）依靠黨的領導，進行階級教育和必要的組織整頓，一部分舊式武裝是可以改造成為中國革命的一支力量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鬥爭時期，特別是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面對強大的敵人，最初創建紅軍時，來源和組合也是多方面的，絕不是事先早就準備好的，更不是憑空掉下來的，它脫離不開大革命（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的影響和巨大作用，也脫離不開中國當時的歷史形勢和具體因素。賀龍同志所領導的紅四軍，就是許多股各自為政的舊式武裝聚集在一起，幾經挫折，而終於成為一支黨所領導的紅軍的。

紅四軍的創建有幾個特點：其一，初期的組建，是以舊式武裝聚集而成的。它不是一個建制或幾個建制的正規武裝，而是十餘支甚至幾十支各自為政，彼此不相統轄，甚至矛盾衝突很多的小股武裝，其中有的曾經是受過黨的影響的正規部隊而散掉了的；有的是地方性武裝；有的是家族性的自衛武裝；有的甚至是團防之類的武裝。其中，有的曾經受過一些黨的影響，有的卻帶有極濃厚的封建性。其二，這些武裝大都無革命目的和革命要求。其三，他們之所以能夠在1928年初投入革命隊伍，主要是因為賀龍同志與他們都有很深的個人或歷史的淵源，或是舊部、朋友、親威，或是由於賀龍同志的威望影響所致。其中雖然有的是企圖跟著賀龍陞官司發財，但也有的是出於對賀龍同志的堅信不移，賀龍讓干共產黨，就干共產黨，讓幹革命，就幹革命。雖然當時沒有什麼革命知識和階級覺悟，但經過長久的鍛煉和教育，終於成為無產階級戰士。當然，如果不是湘鄂西前委和紅四軍黨組織對這些武裝進行大力改造、教育和組織整頓，要取得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勝利是很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經過1928年冬的重組武裝，黨加強了對紅四軍的領導，一批老共產黨員來到部隊，成為紅四軍的骨幹，建立了各級黨的組織和政治機關，任命了政治工作幹部，發展了黨團員，對部隊進行了革命教育，發揚了民主，加強了紀律，紅四軍自然有了質的變化。而後，在改造另一種封建迷信的武裝組織“神兵”並將他們中間的一部分吸收到紅軍中來，甚至有一支黨所組織的伐木炭工人為主體的革命“神兵”武裝，並且在對敵鬥爭中起到很大作用，這在紅軍初創時期，也是一個特殊現象。

（三）紅四軍創建時期，利用地方派系武裝之間的矛盾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當時叫聯絡工作即統一戰線，以便分化瓦解敵人，打擊主要反動武裝力量，並使紅四軍能夠在本身力量弱小時生存下來並發展壯大，開闢和鞏固革命根據地。紅四軍當時的力量是不大的，要同時和所有各派土著武裝對抗，很難取得勝利，更難站住腳跟。因此，利用舊關係，或教育他們參加紅軍，或聯合一些危害不大或者擁有武裝只求自固的地方武裝，打擊反動的危害極大的地方武裝，在鬥爭中就十分必要了。例如1929年攻打大庸縣西教鄉著名反動地方武裝熊向熙部，不僅可以擴大紅四軍聲威，鞏固桑植、鶴峰革命根據地，而且可以打擊另一些反動地方武裝的氣焰，並使一些力量較小的地方武裝保持中立或依靠紅軍。在攻打西教鄉時，賀龍同志利用湘西的舊關係，調動了軍閥吳玉霖的一個團來幫助打最反動的團防，這是統一戰線和利用矛盾的成功經驗。這種經驗，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是不多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