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比利
沈比利
沈比利,DCM(William Edward "Billy" Sing,1886年3月2日-1943年5月19日)1,特等軍功章(DCM)獎章獲得者,一戰中的一名澳大利亞士兵,1886年出生於昆士蘭州,為中英混血,父親為John Sing(祖籍上海),母親為Mary Anne Sing(婚前姓Pugh)。
沈比利
沈比利的父親出生於上海,移民澳大利亞之前是一名郊區菜農,母親瑪麗安是一名護士。沈比利小時候常常在學校得獎,教育部的調查報告里說他“聰明伶俐,有教養”。不過當時的澳大利亞仍然是拓荒時期,幾乎沒有什麼高等學府,十幾歲時沈比利因此不得不輟學。
輟學后的沈比利砍過甘蔗,放過牛羊,也干過農活。閑暇時,沈比利時常在家鄉附近打袋鼠,對這些早期拓荒者來說,打袋鼠是僅有的幾項娛樂活動之一。袋鼠獵手的經歷,將沈比利鍛造成了一位頂尖狙擊手。袋鼠是群居動物,往往幾十隻一起活動,如不能一槍斃命,受傷的袋鼠會亂蹦亂跳,其他的袋鼠就會立馬逃走。所以沈比利要求自己必須百發百中。這種經歷對狙擊手來說是非常寶貴的經驗。
沈比利
沈比利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總司令官伯得伍德將軍曾有一次親臨沈比利的狙擊掩體為他作觀察員。沈比利瞄準之後開了一槍,結果正好一陣風刮過將子彈吹偏了少許,打中了目標身邊的另一個敵兵。旁邊的伯得伍德將軍歡呼:“打中了!打中了!”沈比利平靜地說:“我瞄準的不是倒下的那個,所以這一槍不能算。”
戰場上的對手接二連三地倒在了沈比利的槍口下,這消息像最新的球賽比分一樣在盟軍戰壕里流傳,他的事迹非但登上了盟軍戰報,連倫敦的每日電訊報和美國的幾家報紙也都有報道。這個澳大利亞的馬車夫一時間名揚全球。
用狙擊手對付狙擊手乃是最有效的戰術。土耳其人派出了他們王牌中的王牌來對付沈比利。這是一名身經百戰的奧斯曼近衛軍狙擊手,倒在他槍口下的有俄國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阿拉伯人。奧斯曼帝國蘇丹哈密德二世曾親手為他頒發勳章。他的步槍被近衛軍士兵們尊稱為“死亡之母”,澳軍士兵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做“可怕的阿布都爾”。
阿布都爾知道,最難對付的敵人是對面澳軍的那個狙擊高手。為了發現對手的狙擊點,他像一個精明的偵探一樣尋找蛛絲馬跡。終於有一天傍晚他向長官報告,對方高手的狙擊點就設在切森高地上,確切位置已被他發現,明天日落前這個討厭的澳大利亞人就會被除掉。
第二天,沈比利和他的觀察員像往常一樣早早地進入了自己的狙擊掩體。沈比利的精神不太好,抱著步槍一邊打哈欠一邊伸懶腰。
觀察員開始瞭望工作不久就突然發出一聲驚呼:“天哪,快來看!”
沈比利一下子警覺起來,他接過望遠鏡按觀察員示意的方向看過去,只見一張塗滿泥土的臉,鷹鉤鼻,兩隻大眼睛,還有一個黑洞洞的槍口。前面有那麼多的土軍陣地,阿布都爾又隱蔽得那麼好,但還是被觀察員一下子就發現了。
“當心點”,觀察員說道,“他的眼睛就像老鷹一樣,而且他正盯著我們這兒。”
沈比利嘀咕了一句:“不是他死就是我活。”
沈比利側著身子將槍眼前的障礙物慢慢地挪開寸許,這樣即使敵方開槍也打不到他。阿布都爾並不知道沈比利已經發現他了,他的手指已扣住扳機,準備將障礙物再挪開一點點就開槍。就在此時,沈比利的槍口噴火了,子彈正中阿布都爾的眉心。
儘管沈比利射殺了那麼多的目標,但他對敵人並沒有太多的仇恨,認為自己只是盡忠職守而已。在沈比利的眼裡,敵軍掩體后的人頭可能和澳大利亞叢林里的袋鼠頭沒有什麼分別,整個戰爭只是一場大規模的狩獵遊戲而已。
一戰結束12天後沈比利就退役了,從耀眼的神槍手重歸平民生涯。此後的大部分時間裡他以淘金為生,從中人們可以看到他在戰場上較少展現的豁達、樂觀、敏捷和幽默。
1943年5月19日清晨,年僅57歲的沈比利被人發現死在他租住的廉價旅館里。曾經一度名滿天下的王牌狙擊手就這樣孤零零地告別了人間。他去世的地方今日是個電腦維修店,門前設立了一塊銘牌,告知世人曾經有一位英雄在此逝世。
1886年3月2日出生的沈比利在小學時就曾得到過學校發的優良證書,在教育部的調查報告里也說他“聰明伶俐,有教養”。不過當時的澳大利亞正在拓荒時期,幾乎沒有什麼高等學府,十幾歲的沈比利不得不因此輟學。輟學后的沈比利砍過甘蔗,放過牛羊,也干過農活。
在閑暇時間,沈比利時常在家鄉附近打袋鼠。袋鼠是群居動物,往往幾十隻一起活動,如不能一槍斃命,受傷的袋鼠就會亂蹦亂跳,其他的袋鼠也會立馬逃走,所以沈比利要求自己必須百發百中。
他開槍時還得估算風力,風向,距離等因素。沈比利通常有一名觀察員作他的助手,他們總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進入狙擊點,直至天完全黑了之後才撤離。這樣他們在白天里就幾乎不可能被人發覺。這種兩人一組的戰術在一戰時還是很少有人用,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才被廣泛應用。狙擊手與觀察員的角色有時是互換的,因為用望遠鏡觀察時間久了眼睛會疲倦,視力也會下降,而且有人作伴狙擊手也不會感到寂寞。
據戰友們戰後回憶,沈比利的耐心特別好,可以長時間端槍瞄準而不感到疲倦。還有一個特長就是視力特佳,別人用望遠鏡才能看清的東西他用肉眼就可看清。他用來狙擊的非但是普通制式步槍,而且是不裝瞄準鏡的。
雖說狙擊手毋須參加其他的戰鬥任務,但沈比利是個閑不住的人。
在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裡。以淘金為生。Dan O’Donnell所著的“A History of Clermont and District”中記錄沈比利曾於1931年和一個彼特森先生(Carl Peterson)一起挖到了62.5盎司的黃金,而1934年7月16日昆士蘭州政府的礦業期刊中曾寫道:“出金量穩定的礦區有……沈比利的Blue Lagoon”。一位曾與沈比利一同淘金的Herb Smith記下了他的這幾件逸事,從中我們可以對他的性格有更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1915年5月至9月,僅在加里波利戰役不到4個月的時間裡,他經觀察手證實的狙殺成果為150人。
“他簡直是將戰場上的對手玩弄於股掌之上,常常聲稱勝得太輕鬆,自己都有點不好意思了。他常常抱著步槍在掩伏點坐著休息,而他的助手觀察員則用望遠鏡為他尋找目標。如果敵兵剛剛伸個腦袋出來,沈比利常常是齜牙笑一笑而置之不理,他要遲些再下手。敵兵看看沒事覺得安全了,就會慢慢地把肩膀乃至上半身都探出來,這就是動手的時候。觀察員一聲‘好了’,緊接著一聲槍響,又一個敵人就這樣報銷掉了。”一個戰友這樣描述他們眼中的“加里波利殺手”。
其實這對沈比利來說並不算什麼。雖然一戰前沈比利只是在家鄉趕過大車、砍過甘蔗、干過農活,但很早就以槍法出眾聞名。據說他小時候就可以用.22口徑的步槍在25碼外打斷小豬的尾巴。他不但是當地射擊俱樂部的會員,還是一個有名的袋鼠獵手。
當然,沈比利也搞不懂自己精準的槍法是不是有華人血緣的因素。他父親沈約翰生於上海,赴澳前在上海是一名郊區菜農。母親瑪麗安是一名護士。1886年3月2日出生的沈比利在小學二年級時曾得到學校發的優良證書,教育部的調查報告里說他“聰明伶俐、有教養”。
打袋鼠的生活最終在1914年10月24日終止了。當時沈比利的父親已經去世,為了養活家人,他決定參軍。隨後,沈比利所屬的澳大利亞第五輕裝騎兵團的官兵開赴土耳其前線。這時,協約國為了打通地中海通往俄國的海運路線,開始進攻達達尼爾海峽的加里波利海灘。
1915年5月至9月間,沈比利經證實的戰果為150人,即每一次狙殺都由觀察員通過望遠鏡確認敵人中彈倒下才算。當然,沈比利不會因為觀察員不在身邊就放棄狙殺,因此他的實際狙擊成果是高於150人的。加上他獨自行動時未列入統計的收穫,伯得伍德將軍在1915年10月對沈比利通報嘉獎時將他的狙擊成果認定為201人,而英美報紙在刊登他的事迹時也寫的是201人。
後來協約國對沈比利通報嘉獎時,將他的狙擊成果認定為201人,而英美報紙在刊登他的事迹時寫的也是201人。這項紀錄直到1939年蘇芬戰爭爆發后,才被芬蘭人打破。戰友們甚至給他起了個綽號———“加里波利的殺手”。
米奇利少校曾回憶道因為晚上沒法進行狙擊,沈比利總是積極參加夜間對敵戰壕的突擊行動。在盟軍撤離加里波利前的最後一場戰鬥中,他曾專門負責投擲一種威力巨大,叫作拉比尼亞(Labinia bomb)的土製炸彈,殺傷了不少的敵人。
一戰末期,沈比利於1918年9月20日回到澳大利亞的墨爾本,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8年11月11日結束,12天後沈比利於布里斯本退役。
1942年,沈比利在告別妹妹比阿特麗斯之後去了昆士蘭州首府布里斯本,他在那兒找了一份體力活。可以想象其處境可能和今天遍布中國各大城市的民工差不多,而且他身上還留有在戰場上落下的病根。據他曾一起淘過金的工友泰勒(Joe Taylor)回憶,沈比利的脾氣非常倔強,生了病從來不去看醫生。
1943年5月19日清晨7:20,年僅57歲的沈比利被人發現死在他租住的廉價旅館里,身上還穿著睡衣。死因乃是動脈血管破裂。在他的房間里人們只找到了5個先令,他的財產還包括未發工錢6英鎊10先令8便士,和在米克里爾礦區的一所屋子,價值20英鎊,總計26鎊15先令8便士。這位曾經一度名滿天下的王牌狙擊手就這樣孤零零地告別了人間。
沈比利死後他的遺體埋在了布里斯本的Lutwyche墓地,他的身邊是他在第三十一步兵營和第五輕裝騎兵團的幾個戰友,墓前的一棵寬葉大樹為他來遮擋昆士蘭的炎炎烈日。他的事迹漸漸被人淡忘。直到1993年澳大利亞軍史專家Brian Tate在布里斯本的報紙Courier Mail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沈比利的文章“The Assassin of Gallipoli”之後,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澳新軍團里曾經出過這樣一位英雄。他的家鄉人民為他立了塑像。他去世的地方304 Montgomery Rd, West End今日已是電腦維修店,門前設立了一塊銘牌,以告知世人曾經有過這麼一位英雄人物在此逝世。
在澳大利亞絕大多數的人從未聽說過沈比利,而全球的華人世界里更是無人知曉。就連澳大利亞華裔作家Morag Loh有關澳籍華裔軍人的“Dinky-Di"一書中對"Billy Sing"是否華裔也表示疑問。但他的故事不少服役過的澳大利亞軍人都知道。這是因為作過沈比利觀察員的伊恩-伊德里斯於二戰時為澳軍寫了一套六本的"Guerilla Series",書中講到狙擊戰術時就是用沈比利來作例子的;而這六本書當時被澳軍當作教科書來用。當然他們並不知道"Billy Sing"乃是華裔。1993年1月25日的澳大利亞人報曾報導駐巴格達的澳大利亞軍人食堂房頂上的瞭望所就是以沈比利命名的,叫作“Billy Sing Bar and Gr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