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差

在工業化進程中，工業品和農產品之間的這種價格差距有日益擴大的趨勢，它的具體表現是：當一般物價上漲時，雖然農產品價格也同時上漲，但它上漲的幅度往往低於工業品價格上漲的幅度。而當一般物價下跌時，雖然工業品的價格也同時下跌，但它下跌的幅度往往低於農產品價格下跌的幅度。如果把一定時期(比如一年)內工農業產品價格變動的情況用統計圖表表示出來，那麼，工業品價格呈上升趨勢，而農產品價格呈下降趨勢，二者猶如張開的剪刀的形狀一樣，因此稱為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

中國連續出台一系列刺激糧食生產的政策后，從生產環節穩定農民種糧積極性，這些政策產生了積極效果。但當中國糧食的定價體制，仍採取國家調控與市場供求相結合的方式，糧食價格的調整並沒有與農資等工業品相適應，糧食價格的上漲幅度落後於農資等工業品價格的上漲幅度。伴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業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造成農村勞動力、土地等資源流向更具比較優勢的工業、服務業等領域。受訪專家概括道：糧價形成機制的不完全市場化，與農資、勞動力等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相對市場化之間的矛盾，是中國 糧食生產“新剪刀差”現象的產生與發展的主導因素。

哈爾濱市市政府調查顯示，受整個東北地區稻穀市場疲軟的影響，2007年秋收以後稻穀市場收購價格持續走低，2007年秋國家稻穀收購保護價為0.75元/斤，但遠遠低於2006年平均1元/斤的收購價格，達到了近年來的低點。而同期種子、化肥、農藥、農膜、柴油等生產資料價格與上年相比平均漲幅達到20%以上，部分品種漲幅達到50%以上。

農民外出打工與種糧效益的剪刀差逐步擴大。中國國家統計局河北調查總隊調查資料顯示，受勞動力資源緊張影響，河北省建築領域人工費價格在2006年上漲7.3%的基礎上又上漲10.4%，漲幅創1998年以來的新高。而同期糧食價格仍處於低價位運行，與種糧要面臨的自然災害、市場風險等因素影響相比，農民打工收益明顯高於種糧收入。

剪刀差一詞源於20世紀20年代的蘇維埃俄國。這個詞首見於托洛茨基在俄共8大上（1919）的發言。隨後列寧在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以及托洛茨基在其《新方向》中又提及了這個問題。斯大林在1927～1929年期間也就當時存在的情況從理論上作過多次的論述，不過，斯大林得出的結論卻是“農業集體化是必要的”。從歷史的發展看，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佔有先進生產技術的工業資本家在與生產技術落後的農民交換工農業產品時，抬高工業品價格，壓低農產品價格，利用剪刀差來剝削農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剪刀差還反映著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

剪刀差是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一種重要交換手段之一。它是指發達國家利用壟斷地位控制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一方面壓低發展中國家生產的初級產品的世界市場價格，另一方面又提高發達國家生產的工業製成品的世界市場的價格。如果把這一現象用圖表示出來就象一把張開的剪刀。發達國家通過這種交換手段可以贏得高額利潤。

蘇聯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設軌道后，國家為加快積累工業化資金，人為地壓 低農產品收購價格，使得部分農民收入在工農業產品交換過程中轉入政府支持發展的工業部門，當時人們把農業和農民喪失的這部分收入稱為“貢稅”或“超額稅”。1923年上半年，政府的工業和商業部門又再次提高工業品價格，使本來已被政府強制壓低的農產品的相對價格水平又大大降低。到1923年10月，同1913年相比，農民需要相當於原來2·8倍的農產品才能換到等量的工業品。蘇聯政府的這一行為先是引起農民的不滿，農民以不買或儘可能少買工業品來抵制，於是導致工業品市場蕭條，許多工廠發不出工資，結果又引起工人的不滿。在這樣的背景下，蘇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和九月中央全會。會議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第一次把農業流入工業的超額稅正式稱作‘剪刀差’，並且在中央委員會下設立了剪刀差委員會，專門從事研究和調整剪刀差的工作。從此，‘剪刀差’這一名詞便流傳開來。

蘇聯的“剪刀差”概念在30年代被介紹到我國。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由於工農生產在戰爭中遭受的破壞程度不一樣，恢復的速度不一樣，以及恢複發展工業所需資金和人力資源的短缺，使得工農業產品的比價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十幾年間擴大了很多，1950年工農產品比價與抗日戰爭前的1930-1936年相比，擴大了34·4%，農民在交換中吃虧很多。因此不少人就採用“剪刀差”這個詞來形容工農產品比價擴大的現狀，但是此時中國使用的“剪刀差”已經與當年蘇聯的“剪刀差”概念有所不同了，它不是指那種政府依靠人為擴大工農產品比價來積累工業化資金的政策表現，而是指工農產品比價的不合理狀態。例如1951年4月第二次全國物價工作會議專門討論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問題就是出自上述概念。以後的學者也多是從這個概念來研究“剪刀差”問題。

①努力發展農業生產，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使單位農產品的價值量不斷下降，從而使工農業產品交換價值量的比例差距逐步縮小，愈來愈接近等價交換。這是縮小差價的根本辦法。

②通過價格槓桿來調整工農業產品價格。當農產品的價格低於其價值較多時，應逐步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當工業品（尤其是農用工業品）的價格高於價值較多時，應盡量降低其銷售價格，使工農業產品交換差價逐漸縮小。但是，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需要與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工業產品的價格統籌考慮，綜合平衡，以免引起輪番提價。同時，工農業產品價格的調整，必須考慮到市場商品供應量和社會購買力之間的平衡，特別是農村工業品供應量和農民購買力之間的平衡。不僅要求商品供應總額和社會購買力之間平衡，而且要求主要商品的供應量儘可能適合消費者的需要，特別是適合農民的需要。

③通過辦農工商聯合企業，以及採取農產品加工利潤部分返回農業的辦法，增加農民收入。另外，放開農產品價格，積極開展農產品議購議銷業務，繼續開放集市貿易，也是縮小工農業產品交換差價的重要方面。

近日隨著8月份各項國內經濟數據的公布，也顯示了國內經濟正在緩慢復甦的情況，但是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連續18個月的負值也表示經濟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中國經濟網特約評論員張捷也表示,CPI和PPI這種“剪刀差”,實際上是體現在農產品上，使農民在農業生產上獲得更多的收益，減少與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這種結構性的轉變對於中國長期發展是有利的”。

在中國的歷史

中國工農業 產品交換中存在的剪刀差，是歷史形成的。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國民經濟以農業為主，手工業只是農業的附庸。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基本上按照它們的價值進行交換。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用武力奪取了對華貿易的各種特權，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成為外國資本主義傾銷商品（主要是工業消費品）的市場和掠奪原料（主要是農產品）的基地。外國資本主義和中國國內剝削階級利用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優勢地位，不斷地提高工業品銷售價格，降低農產品收購價格，用擴大剪刀差的辦法剝削農民。僅據安徽六安、陝西安康、廣西百色、四川大竹四個農村初級市場的價格指數來計算，從1936～1948年的十多年間，工農業產品交換比價就擴大了65%，相應的剪刀差也達到了最高峰。

當代的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政府在保持物價基本穩定的基礎上，對某些不合理的價格作了一些調整，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和穩定了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逐步縮小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過大的工農業產品交換剪刀差。到1958年，工農業產品交換比價已經縮小到1930～1936年時的水平。因此，從工農業產品交換的實物形態變化看（即從同等數量的農產品可換得工業品的數量看），從抗日戰爭開始至1950年期間擴大的剪刀差已基本上消除。1958年以後，除了政治動亂的時期外，政府繼續採取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降低農業生產資料銷售價格，基本穩定供應農村的工業品零售價格等措施，工農業產品交換比價進一步縮小。據統計，1978年同1950年相比，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提高了 107.3%，而農業生產資料的銷售價格僅提高了0.1%。同期，供應農村的工業品零售價格水平僅提高了9.8%。因此，工農業產品交換比價1978年比 1950年縮小了53%。也就是說，農民換回同等數量的工業產品，1978年可以比1950年少拿出53%的農產品；或者說，農民用同等數量的農產品， 1978年要比1950年多換到 112.7%的工業產品。如果結合工農業產品價值的變化來考察，工業產品價格高於價值，農產品價格低於價值的狀況仍然存在，而且這種差額有時縮小，有時還有所擴大。這種差額是由於工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快慢程度不同形成的，它不同於過去的剪刀差，所以，應稱為工農業產品交換差價。這種差價也反映不等量價值交換，差額過大則不利於工農業生產的協調發展。

剪刀差在我國解放前就已經存在，解放后一個時期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日益擴大，發展成為我國工農業之間、城鄉之間以及工人和農民之間的一個重大政治經濟問題。如果單從農業稅上看，農民對國家的貢獻是很小的、農民負擔是不重的，如1982年我國農業各稅收入是29.4億元，只佔當年財政收入的2.4%。而該年度農產品價格轉移總額是740億元，農業總產值是2，785億元，農副產品收購總額為1，083億元。那麼套用剪刀差的絕對量測算公式：（740÷2，785）×1，083，可以得出1982年國家通過價格渠道從農業部門創造的國民收入中轉移出去的價值量是288億元。1982年農民剪刀差絕對量負擔是當年農業各稅稅收的9.8倍，與1982年國家財政收入1，212.3億元之比是23.8%。農業各稅與剪刀差絕對量之和是317.4億元，占當年財政收入的26.2%。

關於國家從實行糧食統購統銷開始到取消統購統銷制度，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從農民手裡取得多少錢的問題，官方沒有給出正式的數據，下面列出一組研究者根據不同計算口徑測算出的剪刀差額度數據，從中可以看出農民所承受的這種剪刀差隱性負擔是很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