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錫銘

1938年6月13日，日本侵略軍強佔江西彭澤縣馬當要塞，繼而把魔瓜伸向了東流，至德當時成了抗戰後方。其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川軍68軍101師駐紮至德。由於良田與馬當、香山前線僅一嶺之隔，幾乎各個村莊都駐有國民黨抗日後備部隊。部隊奉命征剿馬當、香山一帶日軍，但由於敵眾我寡，傷亡極其慘重，有大批傷病員從前線抬下來，急需建立臨時野戰醫院救治。劉錫銘得知情況后，立即騰出自家房屋作臨時醫院，自己帶著族人到深山躲避。後來國民黨軍隊因消極抗日，節節敗退，臨撤退時，有300多名傷病員來不及轉移，以致全部壯烈犧牲。

當劉錫銘從深山回到良田時，只見橫屍遍野，血流成河，有的屍體已經腐爛，蠅叮狗扯，臭氣熏天，慘景目不忍睹。劉錫銘當即對族人說：這些當兵的，遠離家鄉，拋妻舍子，在吾鄉為抗擊日寇而捐軀，我們切不可任其暴屍荒野，一定要想辦法把他們的屍首安葬入土，讓忠魂安息。於是，他以族長的身份號召鄉親們有錢出錢，有物出物，無錢無物出力，全力以赴地為掩埋抗日將士服務。劉錫銘自己不顧年邁，身體力行，帶頭捐款捐物，並命其大兒子劉南山和小兒子（名不詳）兄弟兩人與鄉親們一道搜尋良田附近的國民黨陣亡將士屍首，后又將堯渡、梅城一帶的屍骨殘骸和東山村漆樹腳下被國民黨殺害的老紅軍遺體，一併安葬收埋在劉村對門朝山腳下和下首的劉家嶺上，共有365冢，對有名氏犧牲者，通過逐一登記造冊，用青磚刻成陰文埋在墳前做碑記；對無名氏犧牲者，通過登記編號，埋在有名氏墳冢下方。又組織八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從黃柏抬來6尺高約1500多斤重的巨石，刻成“抗日陣亡將士之墓”的碑文，豎立在墳冢前方，旁建八角涼亭，以供百姓憑弔。在一年多時間裡，劉錫銘父子不僅與鄉親們一起收屍、做棺、挖坑、掩埋，還自家捐出一副柏木棺材安葬一位陣亡的營長，他的兩個兒子還到黃柏、乃灘等深山購買柏木加工棺木300餘副。由於天氣炎熱，屍臭難聞，加之兵荒馬亂，收殮工作困難很大，劉錫銘又雇請戴玉江、劉銀保、劉伯忠三人擔負收殮掩埋工作，一切費用由劉家支付，為此，他家欠下了巨額債務，後來只好變賣部分田產抵償。

劉友朋在接受採訪時對我說：“曾祖父帶領兩個祖父做此善事，並非嘩眾取寵，邀功請賞，其實他們的想法很簡單：陣亡將士都是中國人，是我們的骨肉同胞，這些人為了抗日丟了命，我們活著的人就應該盡點力，讓他們的屍骨入土為安。”

世間的事情往往是戲劇性的，儘管劉錫銘不想聲張揚名，然而他所做的善事義舉卻早已在民間傳為美談。就在他們料理完掩埋抗日將士遺體的次年，即1941年，原國民黨川軍146師437團政訓室少校政訓員陳光華得知此事，親贈劉錫銘青長褂一件和銀質獎章一枚，獎章背面刻有：“獎給，錫銘仁翁，掩埋抗日戰爭陣亡將士三百餘具，陳光華贈。”並將此事上報國民政府，時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將軍親筆題寫“急公好義”四個大字，贈予劉錫銘，並指令當地政府做成匾額，舉行贈匾儀式，以示褒揚。1942年農曆八月，至德縣縣長唐志和率縣中隊隊員10餘人，從堯渡街出發，沿途鳴放鞭炮至良田劉村，將匾額親自掛到劉錫銘家中。

劉錫銘在獲此殊榮后，並沒有自傲，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盡自己的力量做著修橋鋪路的善事。現在命名的“206國道”（原名大石公路），是安徽西南通往贛北的咽喉要道，地勢險要，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這條國道上有座良田橋（原名紫蘭橋），1938年至1942年期間，曾兩次被日軍炸毀，給來往行人帶來極大不便，劉錫銘決意修好這座橋，他又一次變賣家產並四處募捐建橋資金，先後兩次修復了良田橋，還帶領建橋工匠，修建了206國道上的羅亭橋、抄溪山橋及堯渡老河上的木板橋、黃柏花子坑石板橋，在更大範圍內惠及鄉民，贏得了東至全縣人民的崇敬。

劉錫銘家族在當地本是殷實富裕之家，由於他一生廣做善事，變賣田產，到新中國成立後土地改革時，只剩下幾畝瘦田薄地，劃了個中農成份。後來，黨和政府對劉錫銘掩埋抗日陣亡將士一事，經過調查核實，也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這是特殊歷史條件下，一位民間開明人士對抗日所做出的有益貢獻。安徽省第一屆政協會議，曾邀請劉錫銘先生參會，但此時劉老先生年事已高，又身患重病，未能成行，從而失去了一次赴省參政議政的大好機會。據他的後人回憶，老先生在臨終前對這件事頗感遺憾，為此他給兒孫們立下遺囑：“好好保管‘急公好義’匾，為抗日陣亡將士守好陵墓”。劉錫銘去世后，他的兒孫們銘記先祖遺訓，把“急公好義”匾高高掛在大堂之上，每年清明節，全家人都要到墓地，恭恭敬敬地祭掃陣亡將士亡靈，65年來，從未間斷過。

不料，在“文革”期間，劉家卻遭遇了不公正待遇。一些不明真相的造反派，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避開國共合作、聯合抗日的歷史背景，說劉家不是為抗日先烈樹碑立傳，而是為國民黨樹碑立傳，是國民黨的守墓人和孝子賢孫。那伙人不問青紅皂白，將那塊巨大的“抗日陣亡將士之墓”的碑石撬倒，丟到了劉村水庫之中。接著又硬逼劉家交出保存的抗日陣亡將士花名冊，揚言要砸掉張治中將軍親書的“急公好義”匾。其時，劉氏孫媳韓杏枝是生產隊婦女隊長，首先得知這一消息，便匆忙回家提前與家人一起將匾摘了下來，藏進了廚房裡的毛柴堆里，又將那枚銀質獎章藏進了衣被裡，才使造反派撲了個空。然而，造反派卻在劉家抄沒了2本陣亡將士花名冊，當場付之一炬，毀掉了這份十分珍貴的史料。那時在造反派的眼裡，劉家祖上掩埋抗日陣亡將士，不是有功，而是犯了個大錯誤，從此劉家老小受到牽連，變得低人一等，倍受歧視。儘管在當時受盡了委屈，可是劉家的兒孫們始終沒有交出“急公好義”匾和那枚銀質獎章，使這兩件歷史文物，終於完好無損地保留了下來。那時的清明時節，白天怕人看見不能上墳地，晚上一家人就偷偷帶著供品上墳祭掃亡靈。

“文革”結束后，劉家第二代人均已過世，而他的孫輩劉鶴鳴、劉四龍、劉科龍三兄弟，毅然走上了為祖父“正名”之路。大孫兒劉鶴鳴，識文斷字，在縣二輕局工作，他為首搜集整理了劉錫銘生前所做的善事義舉，著手撰寫了《“急公好義”匾額的由來》一文，送到縣政協、縣民政局等有關單位，縣裡指派民政局袁恆茂局長等人親往良田察看核實，在查實情況后，1988年東至縣政協將這篇回憶文章收進了《東至文史資料（第二輯）》之中，從此劉錫銘掩埋抗日陣亡將士的義舉被正名，“急公好義”一時又被傳為美談。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時，劉錫銘的義舉受到褒揚，安徽省和池州地區新聞輿論界都給予了報道。

坐落良田劉村，由劉錫銘老先生親手修建的“抗日陣亡將士之墓”，由於當時掩埋倉促，墳地分為兩處，墳冢分散，在年深日久的今天，墳冢日漸塌陷，隱在荒草萋萋之中，尤其是墓碑被丟進了水庫涵洞處。沒有了墓碑，看上去只是一片荒墳，顯示不出陵墓的莊嚴來。劉錫銘的第四代傳人，也就是他的曾孫子們，去年聯名向縣政協、縣民政局等有關單位寫信和上訪，要求重新修復抗日陣亡將士陵墓。為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去年下半年，劉錫銘現在唯一健在的孫兒劉科龍，曾孫劉月朋、劉德朋、劉有朋等四人各自出資湊錢近千元，購買了涵管、水泥等材料，並請人將水庫中的墓碑撈了起來，重新擺放到陣亡將士的墳冢前。他們還在墓碑上添加了這樣一段話：“我祖為抗戰為民族豐功偉績，先烈們在九泉之下永垂不朽！”

今年清明節時，劉家帶領全族人上墳祭掃，逐一添土整理墳冢，使這片墓地煥然一新。劉友朋先生告訴我：“劉氏家族此舉，一表壯士捨身抗敵，報效國家之精神；二宏祖德，申明大義，經營壯舉；三在於望國家重視，修繕墳地。壯士忠骨，方可保護。”然而，要將陵墓修成規模，僅靠劉氏一家人的力量是不夠的。若是把這片墓地修建成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的場所，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仍需要政府有關部門的參與和支持。這也許就是劉氏家族四代人接力棒似的奔波所要達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