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子健

饒子健（1909年—2000年），原名饒國漢。湖南省瀏陽縣人。中國共產黨 優秀黨員、久經考驗忠誠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授予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饒子健，1925年參加本地農民協會和縫業工會。1927年參加工農自衛軍並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 紅四軍第十師二十九團班長，紅十五軍第二十九團機槍連排長，一三五團連長，紅五軍團第十三師三十八團營長，三十九團參謀長，三十七團團長，紅三十軍第八十八師參謀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迪化（今烏魯木齊）西路軍大隊長，新四軍第六支隊團長，八路軍第四縱隊六旅代旅長，新四軍第四師十二旅代旅長，淮北軍區副司令員，淮北軍區第二軍分區、第一軍分區副司令員，新四軍第四師十二旅旅長。解放戰爭時期，任華中野戰軍第九縱隊副司令員，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和中共地委書記，江淮軍區副司令員，第三野戰軍三十四軍副軍長，南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第九兵團軍長，華東軍區海軍第六艦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蘇北軍區司令員，江蘇軍區副司令員，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25年參加農民協會和縫業工會。

1927年參加工農自衛軍，9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曾任紅四軍第十師二十九團上士、班長。

1932年5月入瑞金中央紅軍學校學習，9月結業任紅五軍團第十五軍一二九團排長。

1933年1月任第一三五團三連連長。翌年任紅五軍團第十三師三十八團、三十七團營長。

參加中央革命根據地多次反“圍剿”作戰。

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長征。

1935年冬奉命隨軍南下川康邊作戰。

1936年3月任紅五軍隨營學校政治隊隊長，6月任，紅五軍第三十九團參謀長，10月長徵到達甘肅會師。

11月奉命編入紅軍西路軍，任紅五軍第十三師第三十七團團長。

1937年1月任紅三十軍第八十八師參謀長，率部參加艱苦的西征作戰和向新疆的轉移。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新四軍第六支隊第三團團長，八路軍第四縱隊第六旅代理旅長，新四軍第四師第十二旅代理旅長，淮北軍區第二軍分區、第一軍分區副司令員，新四軍第四師第十二旅旅長。

率部參加建立發展淮北抗日根據地和堅持敵後抗日游擊戰爭。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華中野戰軍第九縱隊副司令員、淮北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兼中共淮北第七地委書記、淮北軍區獨立旅旅長兼政治委員、江淮軍區副司令員、第三野戰軍第三十四軍 副軍長、南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率部參加解放華東的多次重要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軍軍長、華東軍區海軍第六艦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蘇北軍區司令員、江蘇軍區第一副司令員、第六十軍軍長、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等職。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被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2000年9月25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1歲。

如下勳章體現。

1936午10月，紅軍三大主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后，紅四方面軍一部奉中革軍委指示，於10月下旬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0月24日至25日，由甘肅靖遠南10公里處的虎 豹口（今河包口），搶渡黃河到達河西走廊的西路軍所轄紅四方面軍第30軍、第9軍、第5軍共2.8萬人，組成了紅西路軍，揭開了寧夏戰役的序幕。

甘肅河西、寧夏一帶的主要敵人是馬步芳、馬步青等部的騎兵部隊。馬家軍直接用於對紅軍作戰的兵力，有正規軍9旅及一些直屬團約3餘人，另有強征參戰的青海、甘肅一帶的民團約10萬人。馬家軍裝備良好，善騎射。同時，又以狹隘的民族觀念和宗教迷信治軍，欺騙群眾。他們代表著反動封建勢力，反共態度頑固，內部也較穩定。紅軍渡過黃河后，馬家軍感到其反動統治受到威脅，因而更加敵視紅軍，竭盡全力進行圍追。

紅軍渡河后，聲勢浩大，所向無敵，進展迅速，先後在一條山、大靖、永登、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營子與馬步芳、馬步青部隊進行了長達半年的艱苦戰鬥，殲敵兩萬餘人，給敵人以沉重打擊，但西路軍指戰員也傷亡慘重。

河西走廊是個地形狹長地段，南靠祁連山，北臨大沙漠，人煙稀少，村莊零落，紅軍難以集中兵力，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西路軍雖然與頑敵浴血奮戰，但戰線拉得很長，先頭部隊已到高台、臨澤，殿後部隊還在景泰一帶，使紅軍處於首尾不能相顧的被動地位，被敵人乘機攻擊，損失很大。古浪戰役，紅9軍損失大半。高台戰役中，紅5軍大部覆沒，軍長董振堂等同志英勇犧牲。

193徠7年3月14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由陳昌浩主持，在祁連山石窩山召開師團以上幹部擴大會議，經認真討論，決定：一、陳昌浩、徐向前離開部隊回陝北，向黨中央彙報西路軍情況；二、將所剩2000人編成3個支隊，深入到祁連山區打游擊，以30軍和總部的幾十名幹部組成左支隊，在李卓然、李先念等同志的率領下，由石窩山向南行動，到左翼大山向西打游擊。另外兩個支隊在祁連山與敵人周旋，鉗制敵人，配合左支隊西進。三、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由李先念、李卓然、王樹生、李特等7人組成，李卓然任書記，李先念負責軍事，統一領導所余部隊行動。

3月23日，西路軍左支隊僅有的一部電台與黨中央取得了聯繫。黨中央 電示：“團結一致，保存力量，視情可向新疆或內蒙轉移，設法去新疆，將派陳雲和滕代遠同志接應。”我們立即回電：“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進。”李先念率領的左支隊於4月5日到達酒泉南山中，當時有900餘人，槍600餘支。全體指戰員在冰山雪嶺中艱難地繼續前進，又經過11天艱苦行程，於4月16日在安西東南之石包城跨出了祁連山口，到達甘西平川地段。此刻，全支隊尚有850餘人。

黎明，我們趕了45公里路，到達白墩子。這裡是河西走廊進入新疆的要隘。小村落里沿街有幾座泥巴房子，村口有一座小廟和一個高高的土堆。部隊設了哨兵，立即造灶做飯。可是水未燒開，敵騎步兵接踵而至。

饒子健登上土堆向東望去，戈壁灘上煙塵滾滾，敵兩旅騎兵正鋪天蓋地地衝過來。饒子健指揮部隊撤到村外，以幾道灰褐色的沙嶺為依託，對敵騎展開猛烈射擊。

敵人從正面攻不動我們，便從兩翼包抄過來。紅軍邊打邊退，敵人從兩側以猛烈的交叉火力步步緊逼。紅軍分一小股兵力佔領幾個山包警戒掩護，其餘部隊繼續後撤。敵人1500餘名騎兵從右翼向山包衝擊，程世才、李先念同志指揮戰士們奮勇拼殺，把這股敵騎壓下去了。乘這空隙，我們掩護部隊迅速撤離陣地，和大部隊一起且戰且走，轉移到25公裡外的紅柳園。

夜幕西垂，天色灰暗。馬匪騎兵衝破了紅軍防線，把一、二支隊分割開了。程世才軍長組織了一些有子彈的戰士向敵人反衝擊，並命令饒子健帶一個連在側翼沙包上組織排子槍射擊。拼打了一陣子，終於把敵人壓回去了。饒子健從敵人手中奪過一匹大灰馬，騎上便跑，奔跑時發現原268團政委劉慶南在與敵混戰中丟失了戰馬，正艱難地徒步奔走，饒子健一把把他拉上大灰馬，兩人合騎一匹馬向西奔去……

自從紅柳園突圍后，部隊分兩路向新疆西進，一路是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等高級首長和警衛員約80餘人，為不被敵人發現，取道北戈壁深處前進，另一路由饒子健和一支隊隊長楊秀昆、政委劉慶南等同志收攏被打散的同志，沿蘭新公路旁的電線桿向西前進。

星星峽舊址

4月27日下午，饒子健和一支隊支隊長楊秀坤、政委劉慶南以及周純麟、曾玉良等10多名指戰員最先來到星星峽。饒子健騎在馬上，看到山頭上築有一個很大的碉堡，機槍射孔像張著的狼口，陰森恐怖，有兩個身穿羊皮大衣的哨兵持槍在遊動。饒子健不由得勒住戰馬，握住快慢機，警惕地觀察著對方的行動，頭腦中急劇地考慮著，他們是什麼人？是新疆的友人，還是馬匪的伏兵？

饒子健見戰友們已經疲憊至極，而饒子健的戰馬是從敵人手中剛繳獲的，還能奔跑，於是對大家說：“我先上去看個究竟，你們隱蔽起來。”饒子健邊說邊把大衣斜背在背上，端 著快慢槍，兩腿一夾大灰馬，向山前跑去。

饒子健在馬背上暗忖：“就是自己犧牲了，也要給倖存的首長和戰友們開闢通道，好讓他們回到黨中央的身邊！”馬跑到山口前，放慢了步子。守衛在山頭上的兩個哨兵發現了饒子健，高聲喝問：“喂，你們是哪一部分的？是不是中國工農紅軍？”饒子健的心“咯噔”一下，暗暗叫了聲“糟糕?”看來對方知道我們的情況。是馬匪？還是新疆的友軍？如果是馬匪的伏兵，在這裡布下圈套，妄圖生擒我們……饒子健把牙齒咬得咯咯直響，氣得眼睛直冒火，想到這支過黃河時兩萬餘人的隊伍，現在僅剩下的這點革命力量，也要讓其斬盡殺絕嗎？饒子健舉起手槍，瞄準了一個“哨兵”的腦袋，準備射擊。“老饒，先等等。”政委從後面趕來，拉住我的手，“再觀察觀察，不可冒失……”我們觀察了一會兒，發現對方並沒有傷害我們的意思。於是，饒子健大聲回答：“我們是中國工農紅軍？你們是什麼人？”“我們是新疆盛督辦的部隊。”哨兵說完，向山後揮手喊道：“王主任，他們來了！”接著，只見一名身穿灰色呢子軍服，肩佩校級軍銜的軍官，帶著兩名衛兵走下山來。等走近了，才看清這位軍官的軍帽上有一顆六角星的帽徽。他面帶笑容，上前握住饒子健的手說：“你們辛苦了！徐向前總指揮，陳昌浩政委來了沒有？大部隊在哪裡？”饒子健一一回答了他的提問。

“聽說你們在紅柳園還打了一仗，我實為貴軍的精神所佩服。盛督辦派我在這裡慰勞、接待你們。請！”緊張的氣氛立刻煙消雲散，饒子健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向後面隱蔽的同志們招手，示意他們過來。這位軍官就是星星峽辦事處主任王效典。

1937年5月1日下午，黨中央派來的代表陳雲、滕代遠、馮鉉、段子俊、李春田等同志，帶著40輛裝載服裝、食品的汽車，從迪化（今烏魯木齊）不分晝夜地趕路800多公里，到星星峽全力 營救西路軍余部。他們是1936年12月從莫斯科出發，到新疆來迎接我們的。當到達中蘇邊境的霍爾果斯時，恰遇“西安事變”爆發，即奉命原地等候指示。後來按照黨中央的指示，於1937年4月到達迪化。

1937年秋季的一天，陳雲同志向“新兵營”全體指戰員傳達了黨中央、毛主席從延安發來的電報：“嚴守紀律，安心學習”。新疆是全國抗戰的大後方，這裡有蘇聯援助的軍事物資，並有蘇聯的軍事顧問和教官，黨中央決定讓我們在這裡學習汽車、裝甲、坦克、炮兵、特科、航空、無線電、情報、醫學、獸醫等技術，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培養了一批多兵種的技術骨幹人才和領導力量。從此，我們就投入了緊張的3年學習文化、軍事訓練的生活，部分同志被派去協助盛世才開展工作。1940年2月，饒子健離開新疆，回到了革命聖地延安，開赴全國抗日的前線。

鄧發同志在延安參加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之後，回到新疆。野營訓練期間，他來到野營地向“新兵營”全體官兵傳達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全體同志受到極大地鼓舞，更加激發了大家回到抗日前線打日寇的熱情，大家重返延安的心情更加迫切、強烈。

西路軍將士在新疆

還有一件使饒子健終身難忘的事。這一年的7月間，周恩來副主席，由於摔傷右臂，由延安去蘇聯治療，隨同前往的有李德、鄧穎超、王稼祥、陳昌浩、孫維世和警衛員劉九州等人。周恩來同志途經迪化時，作了短期停留。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鄧發和陳潭秋同志陪同周恩來同志特意來到八家戶野營駐地，專程看望“新兵營”400餘名官兵。

周副主席登上主席台，他身穿一套八路軍軍服，右臂用繃帶吊著，滿臉紅光，精神充沛。他首先詢問了我們的學習、訓練的情況，然後向大家介紹了抗戰形勢以及延安軍民學習、工作、生產的情況。

周副主席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著台下的全體官兵，臉上浮現出親切的笑容，他習慣地揮動著手臂，對大家說：“同志們，我代表黨中央來看望大家！紅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是好的，只有極少數人忠實地執行了張國燾的路線。過去，由於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的領導，使西路軍蒙受了巨大的損失，這個用鮮血得來的教訓，我們要永遠記取！”

周副主席說到這裡，感情很激動，他語調深沉地說：“你們這些剩下的同志是紅四方面軍的命根子，是革命的寶貴財富。黨中央要求你們利用新疆安定的環境和蘇聯援助盛世才的軍事裝備，認真學習好文化，掌握各種軍事技術，奪取抗戰和革命的最後勝利！黨中央毛澤東主席得知大家學習得很好，非常放心，相信不要很久，我們就會建立起自己的特種兵部隊來。”

周副主席還當面批評了原紅四方面軍西路軍政委陳昌浩同志。周副主席的講話，使我們受到了極大鼓舞，雷鳴般的掌聲回蕩在空曠的田野上。

接著，身穿背帶褲工人服的鄧穎超大姐，給大家講了話。鄧大姐那慈祥的笑容，親切的話語，像一團火溫暖了我們的心田，使我們感受到她是那樣的和藹可親。

陳昌浩

最後，周副主席讓陳昌浩同志給大家講話。陳昌浩同志十分難過地長時間望著全體同志們，一時語音哽咽，淚水直流，他作了自我批評說：“張國燾的錯誤路線，使我們部隊損失慘重，這是一種罪過，這是嚴重的錯誤，也是血的教訓。我也有責任……自己心裡難過，對不起紅西路軍的全體同志，對不起在座的同志們，更對不起流血犧牲，獻出生命的烈士們……”。

陳昌浩同志的講話，使大家陷入極度悲痛的感情波瀾里，有的同志淚水模糊了眼眶，有的同志低頭抽泣著……我們感到陳昌浩同志確實發自內心地認識了自己的錯誤。

周副主席等同志參觀了野營部隊的駐地以後，當天下午，又來到東門外營房，看望了留守在那裡學習裝甲戰車的同志，周副主席親切地與每一個同志握手問好。

周副主席的到來，使我們這些遠離黨中央的全體官兵受到了極大的鼓舞。

1939年底，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日本帝國主義集中大批兵力，對我敵後抗日根據地大肆進攻，殘酷“掃蕩”。國民黨反動派加緊妥協投降活動，與日偽軍勾結，製造反共摩擦，蔣介石在甘青一帶駐紮重兵，向新疆施加壓力。盛世才由投機革命、偽裝進步，逐漸暴露出其反動軍閥的本性，開始排斥和打擊在新疆工作的中國共產黨員。

哈密紅軍西路軍進疆紀念園中西路軍戰士銅像

陳潭秋同志明察秋毫，敏感地意識到，不久新疆的上空將出現烏雲滾滾的逆流。陳潭秋同志分析了新疆的政治局勢，鑒於“新兵營”學習基本結束，同志們要求回抗日前線的呼聲日益強烈，為增強抗日力量，儘快將這批寶貴財富送回延安，經請示黨中央，決定“新兵營”除航空隊外，全體返回延安。同志們聽到這一消息后，非常高興，開始換新被裝，精簡行李……做好緊張的準備工作。

從迪化出發到延安談何容易，中途要經過國民黨和地方軍閥統治的大小城鎮，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異變。另據得知：在安肅以及六盤山一帶時有匪患經常劫掠。

陳潭秋同志將這些問題一一向中央作了報告。黨中央與盛世才、國民黨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的磋商。最後達成協議，允許八路軍官兵攜帶武器，通過其各所轄關卡防地，返回延安。陳潭秋又電告共產黨設在蘭州、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請他們中途接應和護送。

為了確保這些同志安全返回延安，陳潭秋和我們一起研究了具體方案。他要求每輛汽車都必須配有新疆的司機和我們自己的司機，並以每部車輛為單位組成精幹的戰鬥組織。全隊配備了4挺輕機槍，子彈4萬發，以及其他軍用物品，以防敵人的突襲。實踐證明，陳潭秋同志的預見是十分正確的。

會議還確定饒子健和宋承志等4位同志乘坐飛機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然後轉赴延安。部隊乘坐汽車，由曾玉良、喻新華同志負責，沿途由朱光同志以聯絡參謀的名義出面交涉，並由盛世才派來的高級參議丁寶珍護送。

1940年1月的一天清晨，迪化市凜冽的寒風卷著雪花漫天飛舞，一陣陣狂風在冰雪覆蓋的街道、曠地呼嘯打旋，攪得滿地都是細碎的雪花。“新兵營”的329名官兵分乘的30輛蘇式卡車，在迪化城北門外盛世才的軍校操場（即現在的烏魯木齊軍區大院）上集結待命，準備向延安進發。

饒子健和宋承志同志陪同陳潭秋同志，冒著風雪嚴寒，來到全體“新兵營”官兵中，與大家揮淚告別。陳潭秋同志身穿一件皮製夾克短大衣，頭戴一頂狐皮棉帽，脖子上圍著圍巾，來到每一輛汽車跟前，他眼裡閃動著激動的淚花，再三囑咐大家在路途中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回到抗日前線要好好工作，為革命貢獻力量。

“新兵營”返延安的車隊浩浩蕩蕩地駛出了迪化，向新疆各族人民告別了。陳潭秋同志驅車為離開新疆的同志們送行15公里，方才返回。

“新兵營”在沿途克服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多次阻撓和刁難，終於在1940年2月5日勝利回到延安，回到了黨和人民的懷抱里。

黨中央領導機關和人民群眾在延安城夾道歡迎“新兵營”的全體官兵。第二天的晚上，總政治部在中央大禮堂舉行歡迎大會，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陳雲、鄧發等中央領導同志在歡迎大會上講了話。中央領導同志勉勵“新兵營”的同志們，愉快地轉赴各抗日前方，完成殺敵救國的偉大任務。在會上，喻新華、曾玉良同志代表新疆歸來的同志致辭，表達了今後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為中華民族奮鬥到底的決心。

此後不久，毛主席又專門為新疆歸來的同志作了報告。毛主席說：“西路軍最後剩下你們這幾百人，這是張國燾搞的，責任不在大家，同志們確實吃了不少苦頭。”毛主席又給大家講了國內外形勢，最後說：“你們過去都是放牛的、做工的、要飯的，這幾年學習了文化，學習了技術，成了軍隊的骨幹。現在要分配工作，有的可能留在延安，絕大多數同志要準備到敵後去。大家都要為抗戰勝利、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應有的貢獻”。

見到了黨中央和中央領導同志，聆聽了他們的教誨，同志們渾身充滿了力量。總政治部找每個同志談話，徵求對工作分配的意見，大家爭先恐後要到抗日戰爭的最前線去。我們在延安的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裡，聽了許多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參觀了一些單位，然後除少數人留在延安工作以外，大部分同志踏上了奔赴各個根據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