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問

影片中故事開始於1951年的波蘭。時值十月革命勝利34周年，到處是一片歡聲笑語、歌舞昇平。著名歌舞演員托尼婭在表演完性感的節目之後，因與丈夫賭氣，和另兩位男士去酒吧喝酒、跳舞。可是當她醒來，卻發現自己身陷囹圄……

她犯了什麼罪？為什麼要關起來？這是什麼監獄？為什麼如此陰森恐怖，犯人不能和外界有絲毫的接觸？我們和托尼婭懷著同樣的疑問。原來，和她曾經有過曖昧關係的官員被懷疑私通外國，她也受到懷疑；監獄警察要托尼婭認罪並要她指控那個官員也有罪。監獄警察用盡了各種手段對她進行審問：不讓她睡覺、脫光衣服羞辱她，將她關進水牢，以死相威脅……托尼婭卻是越來越堅強，與監獄警察抗爭，不肯認罪。她的想法很簡單：我沒有做過的事為什麼要我承認？對於別人沒有做的事情，我不能做偽證。大家在一起只是因為是朋友，沒有你們所說的那麼多目的。

顯然，托尼婭的生活一直是遠離政治的，單純而快樂，雖然她並沒有什麼高尚的情操，只是憑著簡單、基本的道德信念看待這個世界；也正是因為如此，她的感情都是自然的流露，在她看來，為了強加莫須有的政治罪名而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是矯情和做作。所以，在監獄警察大談輝煌的政治口號：“我們的制度才剛剛建成，我們的事業還處於初級階段，敵人從事各種活動妄圖顛覆我們。這個時候必須要把個人利益、個人情感拋開，是會有個人的犧牲。”她一針見血地指出：“你們和蓋世太保沒什麼兩樣！”但是，他們還以為自己是英雄呢！

多麼熟悉的言論啊！多麼熟悉的語境啊！當政治被抽空成為一個口號，與實體內容相剝離，轉向抽象而虛無的意象，繼而喪失了自我反思的能力，就會走向癲狂。所以，他們看不到迫害，看不到無辜人的受難，看不到人性的扭曲，反而固執地認為他們在為他們的“事業”而獻身。從某種意義上講，監獄警察並不是壞人，他們只是在堅守自己的確信，他們的確信使得他們用這種程式化的模式思考。

正如馬爾庫賽所說，現代政治人都是單向度的人。政治，意味著某種程度的人性的壓抑，但我們不能沒有政治。現代，當一個國家反對它的人民，當人民被追求政治正確、意識形態的狂熱排擠到最邊緣，連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脅甚至摧殘時，這樣的國家還是正當的嗎？

該受審問的是托尼婭嗎？還是迫害她的制度？制度與人性在陰森可怖的監獄中較量。監獄警官少尉的自殺，似乎是一種懺悔，對托尼婭、對那些受迫害的人們，同時也是在他對自己的信仰產生懷疑之後，對制度的控訴。

這就是影片《審問》提出的拷問：你生活在什麼制度里？你生活在什麼國家裡？

波蘭影片《審問》（英文名：Interrogation，波蘭語名Przersluchanie）的背景本身就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隱喻。影片於1982年拍攝完成，但被禁播，直到1990年蘇東解體之後才獲准公映。

一直感覺這是一個政治隱喻很強的電影，指桑罵槐是隱喻，借古諷今也是隱喻，而本片就多少有些借古諷今的意思，還是要說一下電影里和電影外的歷史背景。先說電影外：道德焦慮電影在80年代初的沒落，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歷史事件，更主要的還是波蘭政府對團結工會的鎮壓，團結工會本是個工會組織，但由於其對於民眾權利的爭取活得群眾的支持，波共甚至出現上百萬人退黨加入團結工會的現象，為遏制這種勢頭，波蘭政府於1981年12月宣布進步戰備狀態，採取強制手段鎮壓團結工會。而這裡一直有個幕後黑手，就是遠在莫斯科的蘇聯政府，因為此次行動基本是蘇聯政府操縱的。而電影本身呢，電影里的故事發生在1952年，當時的歷史背景為：1947年，蘇聯人扶植親蘇的貝魯特當選波蘭總統，而在政策上，全盤學習蘇聯模式，經濟上重工輕農，政治上也採取了斯大林式高度封閉和控制政策。表面上波蘭人民正逐步從二戰陰影中走出，一片生機盎然，內里卻是時時的政治肅清政策，大意就是消除一切破壞分子。電影的主人公也是被迫害者之一。於是，共同點出現了，兩者都有個共同的幕後主使者就是蘇聯政府，而本片也只是借50年代初波蘭封凍期的事件來控訴83年的那場壓迫而已。只是猜測，未必準確，只是兩相比較，非常有趣。

指向性已經明確了，剩下就是導演如何表現的問題了，和別人談起這個電影的時候，我也會反覆提到犀利這詞的，這個電影用犀利來形容真是難得的舒服。故事大致說的是簡達飾演的女歌手被莫名其妙的抓進監獄，之後遭受種種非人的迫害，只是想讓其招認原本沒有的罪行，其間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種種折磨便構成了這個電影。簡達知道自己是無罪的，所以她拒絕承認任何為之虛構的罪行，即使受再大的折磨，不過個體與集體對抗向來是十分無力的事情，作為國家機器維護工具的監獄，在那裡個人的聲音是渺小的，甚至可以忽略的，《肖申克的救贖》只是好萊塢的童話而已，簡達的堅強有些莫名其妙，但是她確實挺過來了，艱難的生活環境，肉體上的折磨和侮辱，甚至出現強迫喝尿的鏡頭及水牢。一切非人的殘暴的刑罰都是在反覆控訴著那個怪異的時代。而少尉對簡達的同情及之後發生的愛情也同樣是一個暗喻，少尉是一個有特殊背景的人，就是他進過納粹的集中營，而他對簡達的同情正是源於他發現自己當年在納粹集中營的種種遭遇和如今他們使用在簡達身上的手段卻也驚人相似，雖然影片並未直接提及這些，但多處的暗示卻是反覆提及這個指向，當他從自己生活的政府中找到和那個惡魔般的納粹政府之間的種種相似之處的時候，這才是真正的可怕，所以他對簡達的同情更多的是源於一種同病相憐式的感情。

簡達對女人公的出色塑照絕對是整部電影的一大亮點，之前唱歌時候的媚態十足，剛被抓到時的歇思和迷茫，偶爾流露出的樂觀天性，面對審訊時的堅強和不屈，反覆折磨后的絕望和失落。讓我看到了一個非常飽滿的人物形象，咬斷自己手腕動脈的鏡頭更是CULT味十足，看得人心驚膽戰的，足以成為我印象最深的鏡頭之一。強光下的她越發的堅強，而審訊者始終躲在黑暗處也越發的猥瑣，其間演出的那場殺雞儆猴的戲更是有了黑色幽默的味道，簡達肆無忌憚的笑聲與少校嚴肅且尷尬的臉，更是在嘲笑整個事件的荒唐。

其他的及格配角也都是很有特點的，及格女囚犯里，有一個農婦，由於反對土地國有被抓，她在窗邊種下了麥子，麥子長成了小苗，象徵著希望，但自己卻最先消失了。戴眼鏡的波共女人也同樣是個很有特點的人物，從她自己講訴的故事來說，分明是個被冤枉的人，但她卻很認同這種判決，表示接受“間接間諜罪”這一罪名，而且她還要求其他人也接受自己的想法“我們這一代一定要肅清自己，我們可以過些苦日子，這樣下一代就能過上好日子了。”可見思想上的毒害是比肉體上的壓迫更可怕的，而事實上他們的下一代已經被送進了孤兒院，當簡達腕子上的血噴到了波共女人眼睛里的時候，波共女人才覺悟以致瘋狂。而簡達的獄中好友，由於忍受不住而出賣了簡達，更是在說迫害導致的人性泯滅。

正面角色的旗幟鮮明，而反面角色卻始終是很模糊的，少校的中途狼狽逃離，少尉本身就已經站在簡達那邊了。使得反面角色並沒有具體的形象，而更像一種幕後的勢力，好像黑暗中的眼睛，時刻盯著每個人，使得少尉小心謹慎，簡達繼續受苦，。真正的幕後黑手是誰呢，電影有個細節很明顯，就是設置了被囚女犯得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有人歡呼雀躍，有人悲傷流淚，回到上面說的主題，幕後黑手應該在那邊，波蘭當時的很多殘暴政策正是蘇聯的翻版而已，而波蘭政府也有些傀儡了。

反覆的折磨沒有使簡達屈服，她堅決不在虛假的供詞上簽字，寧可咬腕自殺也要保持清白，最終她終於被釋放了。有人說這是上面由於多年逼供不成，最終將其無奈釋放，。不過我卻在想另外一種可能，還是歷史背景的問題，簡達是52年被抓的，其間懷孕生女，到被釋放時，女兒大約三四歲，推測時間大概應該是1957年左右。

而在1956年波蘭發生了很多大事，首先是蘇聯方面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進行全面批評，其次是，56年8月，原波共領導人哥穆爾卡被釋放，並於同年十月當選為黨第一書記，人稱56年為波蘭解凍期的開始，作為之前的受迫害者，哥穆爾卡對之前的很多政策都進行了批評，並推行了新的波蘭特色的政策，。所以簡達極有可能是借這股春風而獲得釋放的，這樣的解釋會更合理，且政治的諷刺意味則更強些，個人在政治社會中永遠是玩物而已，浮沉皆不由己。而對於少尉的自殺有人解釋為內心的懺悔，我也不大讚同，因為少尉為什麼會選擇這麼個時間自殺，即簡達即將釋放之前，所以還應該是上面的事件所致，黨派勢力之爭使得一些被關起來的人被放了出來，而另外一些人也很有被關起來的可能。

影片還是有些欠考慮的地方，就是簡達飾演的女主人公的堅強，她為了保持自己的潔凈，拒絕招認所有東西，哪怕受盡折磨，但支撐她與這種折磨鬥爭的力量在哪呢，影片介紹的很少，開頭只是類似拼貼的介紹了一些情況，我們只能感受到一個開朗，樂觀且有些嫵媚的演員形象，頂多能說這是一個正直的女人，為什麼形容某人堅強的時候一定要說堅定信念呢，信念很多時候跟信仰有關，好比伊斯蘭恐怖組織能不顧生命去玩人體炸彈，這是由於有一種信仰支撐他，解放前一個個大義凜然的英雄也是有著共產主義信念做支撐的。而這裡的主人公似乎只是拒絕向強權低頭而已，但動力呢，，任何一個英雄人物的堅強都是有著堅強的信念支撐的，但影片並沒有深入介紹，於是這個故事多少有些不可信，簡達的堅強更多的是要使故事進展下去而已，所以這裡總是值得商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