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博伊斯

在博伊斯看來，暴力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他反對以暴力去爭取和平。而藝術則被他認為具有革命潛力，藝術創新是促進社會復興的無害的烏托邦。博伊斯正是這樣試圖用藝術去重建一種信仰，重建人與人，人與物以及人與自然的親和關係。在1921年5月12日，波伊斯出生在德國萊茵河下游的克列弗爾德（Krefeld）。童年的家庭環境對波伊斯反叛、狂傲個性的產生有著重要的影響。博伊斯的父親約瑟夫·賈科博（JesefJakob）在Rindern開了一家麵粉飼料店，在30年代經濟危機前，倒閉了一家乳酪廠。父親的小業主身份對博伊斯的影響不大，他自稱很小就得自立，自己照顧生活。所以他在高中畢業前一年，曾跟隨一個馬戲團去漂蕩，專門打雜和餵養動物。後來被家人找回，重新復學。

1938年，波伊斯參加了希特勒青年團。1940年參軍，波伊斯用此間12年的時間來任性的玩鬧，亂里偷閑的接觸到了影響他終生的雕塑家威廉·勒姆步魯克和人智學家魯道夫·施泰納。1943年，波伊斯駕駛的飛機在轟炸蘇聯克里米亞地區的基姆防空基地時被敵方擊落，艙內的戰友當場喪命，而波伊斯則幸運的在顱骨、肋骨和四肢全部折斷的情況下被當地的韃靼人救了回來，並靠動物油脂、奶製品和毛毯恢復了健康。後來巡邏隊找到了他，並將他強行帶回了部隊。在以後的戰役中，他又四次受傷，並且得過幾次最高英勇獎章，雖然這些“榮譽”同時都因為不聽從命令而被撤消。1945年，帶著切除了脾臟的身體和一枚金質傷員勳章，波伊斯在庫克斯港被英軍俘虜。從此結束了他的軍人生涯。

1947年春天，波伊斯進入杜塞爾多夫美術學院學習。在風格和思想上逐漸形成了自己相對完整的理念和藝術體系。早期的關注範圍和閱讀量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使得他在大學的學習中時常顯示出學識的淵博和思想的深邃，令人們感到驚訝和欽佩，以至於當時還有人揚言誇讚他是第二個達芬奇。這種比較顯然是不負責任的，並且是輕狂的。我們只能說，相對於《蒙娜麗莎》在文藝復興時對於肖像畫乃至整個時代藝術的貢獻，博伊斯也確實創造出了標新立異、並且指引了後來藝術行動方向的概念藝術“社會雕塑”，以及波伊斯也一直在追隨著達芬奇的腳步，將藝術與科學相結合；但他在藝術上所獲得的聲望遠沒有達到達芬奇的高度，況且作為先鋒的狀態，博伊斯的作品更為實驗，具有提出問題的指導性，所以二人的藝術成就也無從科學客觀的比較。波伊斯和學校的老師雕塑家艾瓦德·馬塔耶出於藝術觀念的相互欣賞卻又相互懷疑原因，兩者表面上保持著親密的關係，感情上卻越發疏遠。以至於在1958年，由於馬塔耶的反對，博伊斯失去了成為美術學院教授的機會。但是反過來說，在與馬塔耶簡約主義藝術觀念的不妥協中，博伊斯調整確立了自己對於自然主義藝術觀念的吸收。並在與同班同學艾爾溫·黑里希的共同工作中培養了他對特殊材料特性的準確把握和敏感。所以無論是觀念還是手段，大學的生活都對波伊斯至關重要。

1954年博伊斯從大學畢業，但是此時的他似乎並不具備面對社會生活的能力，最大的難題就是他在畢業後面臨著失業，並且遭受了失戀的打擊。大學畢業前後的這段時間，凡·格林騰兄弟資助他進行了一些小規模的展覽，並且頗受成效。但這些展覽的作用僅僅是擴大了波伊斯的聲譽，而並沒有給他任何實質性的好處，甚至在這些聲譽中，人們對於波伊斯的態度依然是懷疑、不予以肯定的。此時雪上加霜的是，他那位在郵局工作的未婚妻又將訂婚戒指還給了他。失落的波伊斯嚴重的陷入了自閉症的深淵，他開始像每一個老套的愛情故事中的失戀者一樣自暴自棄，每天抽60至80隻煙，並且把自己圈在一個木頭箱子里，企圖完全封閉自己。這種荒唐、殘酷又懦弱的狀態在維持了將近兩年後，他被格林騰兄弟送到了他們母親的凡·德·格林騰農場進行調整治療。最終波伊斯用兩年的時間完成了一個溫情浪漫的轉型，像每一個老套的喜劇故事中失敗者的結局一樣摧枯拉朽、容光煥發。至於這個轉型的過程，我只引用凡·格林騰夫人對博伊斯的一段談話：“你可能認為我的生活里完全是陽光燦爛，其實，除了農活，我也有很多的憂愁困苦。就在我的丈夫不幸去世的時候，我還得去擠奶、餵豬。這就是責任，有責任就不能不管，就一定得履行。你也得這麼想，人活在世上都要盡責任，如果你有了這種責任感，其他事情就會迎刃而解了。”這種對於責任的追求與波伊斯心理早已根深蒂固的英雄情結產生了巨大的共鳴，在這次談話后不久波伊斯就離開了農場，並且開始大刀闊斧的、具有規模的進行他的藝術嘗試。更加富有戲劇性的是，當波伊斯離開農場，向格林騰夫人告別時，格林騰夫人叮囑他道：“這個世界上幫助我們的有很多——不止是人。”她的這句話鬼使神差的為波伊斯後來的藝術觀念作出了最通俗的註腳——即關注人以外、又與人具有平行性發展關係的物種，以及這些物種與人之間可以類比的關係，從而辨證的強調人，以及人的生存環境。1959年，在一次舞會的相識后，他和動物學教授的女兒艾娃·汪姆芭結了婚。離開農場后博伊斯回到了學校，並且開始有規模的逐步進行藝術上的探索。1967年，波伊斯以極端民主的態度建立起“德國學生黨”，並在擴大了自己影響的同時於1972年被開除，直到1978年他才在學生的聲援中恢復了教授的地位。這期間的6年他在國內外進行了一系列的作品展覽，得到了世界性的聲望。這些聲望直到今天依然顯赫，只是他在1986年就結束了生命。

博伊斯的眾多作品如《油脂椅》、《馱包》、《奧斯威辛聖骨箱》等等，可以看出他的創作材料大多為動物、毛氈、油脂、蜂蜜等等，這些廢棄的材料看上去都是從遭受創傷的國家廢虛里提取的。用這些材料，特別是毛氈和動物油脂，博伊斯營造了一種脆弱的氣氛，容易引起一種悲愴的歷史回憶。他的可怕的《奧斯威辛聖骨箱》便是一個恰當的例子，在玻璃盒中，有這樣一批物體：一個破電熱盤中的幾塊脂肪、腐朽的臘腸，象是模仿馬槽中的基督的一隻躺在乾草桶中的乾癟死老鼠、一幅有密集的碉堡的集中營雕刻和一個小孩的素描，除此之外，再無其它物品。這就象是從歷史記錄中取出的畫面，充滿了悲涼的感覺。

作為一個政治美術家，博伊斯喜歡一種無所不包的和隱喻的含糊籠統，因而他的作品充滿了隱喻。在《奧斯威辛聖骨箱》這件作品給我們展示了一個離奇古怪的場景：破電熱盤中的幾塊脂肪、腐朽的臘腸同死老鼠以及小孩、有密集碉堡的集中營之間到底有什麼聯繫呢？在這其中隱藏了一種信仰，那隻像是模仿馬槽中的基督的乾癟死老鼠，象徵著靈魂的化身，正如博伊斯所說：“馬、牡鹿和野兔等動物的形象總是不斷出現這些形象自由地額從一個存在的層面穿行到另一個存在層面，它象徵著靈魂的化身，或與各種宗教有關的精神存在的世俗形式。”食物同死老鼠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既然有食物又為什麼會有死亡呢？可見飢餓不是造成死亡的原因，正是戰爭導致了一切，那有密集碉堡的集中營不正回答了這一問題嗎？在這裡博伊斯用藝術再現了暴力造成的後果，他呼喚和平，呼喚被物質利益所蒙蔽了的良心，在他認為只有恢復人與人之間的關愛關係才會迎來真正的和平。

博伊斯曾說過：藝術要生存下去，也只有向上和神和天使，向下和動物和土地連結為一體時，才可能有出路。”他認為人應該保護大自然，並與動物結為一體。博伊斯始終認為作為黃教僧的美術家和作為圖騰的動物之間有一種特殊關係，他表現這種信仰的最著名的形象是1965年的事件作品《如何向死兔子解釋圖畫》。在創作時，博伊斯坐在一間空屋裡，周圍是熟悉的感覺介質：脂肪、鐵絲和木料，他的頭上塗了蜂蜜，臉上覆蓋著金箔，使他看上去更象一個巫師，一個用創造奇迹，為充滿了貪婪和暴力的邪惡世界帶來了溫暖的救世主。博伊斯頭塗蜂蜜，懷抱死野兔，這正暗示了他向上和神，向下和動物和地已連結為一體。此外，蜜蜂是勤勞的象徵，它們從不隨意蟄人，是和平的擁護者，博伊斯認為人應該學會蜜蜂的勤勞，熱愛和平，而不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獲取不正當的利益。

博伊斯作為一個創造了許多令人難忘的形象的發明家，和把這些形象貫穿起來的裝配家，在歐洲是無人能敵的。他用他那獨特的方式向人們“傳道”，正如耶穌當年傳道一樣：“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當孝敬父母，當愛人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