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網路

核心網路

核心網路是一個人最親密、最重要的心腹好友或知己,以及自己與這些知己間、知己們互相之間的關係構成的關係網路。它是每個人的社會關係網路中最為核心、重要的部分,一般由親屬、鄰居、朋友、同事或同學等構成。

功能


McPherson在Social Isolation in America:Changes in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ver Two Decades中提到,有些事情我們可能只在和親近的人在一起時才會討論。儘管每個人想商討的事情不同,但我們總希望從這些人身上獲得幫助或慰藉,這些人組成了我們的核心討論網路。總體來說,核心網路代表著對於信息、影響與支持的很重要的人際環境,它往往在維繫個人的生活質量與水平上存在較大作用。
提供感情與決策支持
這主要通過與核心網路中成員的當面交流進行,既可能是“重要事宜”的討論,也可能是普通話題的閑聊,例如天氣、生活、瑣事等。兩種交流方式都能讓人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情感滿足,例如被需要、感情宣洩、感情支持等。除此之外,通過對“重要事宜”的討論,人們還可以獲得決策中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建議與支持。
提供社會支持
指的是非言語性的支持,包括行為性支持與信息性支持兩種。前者指的是核心網路中人員往往能提供以下行為上的幫助,這樣的幫助通常是自發或半自發的,一般也是無償的,例如住房管理與維修協助、財務幫助等;後者則指有關社會生活信息、經驗的共享,包含醫療信息分享、電腦使用建議、教育信息提供等。
核心網路對網路中心自我的社會支持,除了以上提到的直接提供外,還可能間接地提供非正式支持,以核心網路內的強關係作為橋樑,協助中心自我獲取核心網路以外的支持。
其他功能
若研究通過擴展界定法確定的核心網路,則其中還存在一些特殊的、不需要通過具體的直接接觸來維繫的親密關係,例如長大離家后的子女與他們的父母、在同一棟寫字樓工作的人、因特殊原因異地分隔的密友等。核心網路的“自我”與這些人在情感上其實非常親密,有很高的信賴程度,雖然互相之間並不頻繁接觸,但也是心理支持的重要來源。

特徵


人際關係網路的研究中,對網路的特徵分析主要著眼於範圍(range)、組成(composition)兩方面,前者包含規模(size)、密度(density)、異質性(heterogeneity)、散布性(dispersion)、跨度(span)和可達性(reachability)等,後者則可理解為不同關係類別的相對比例,對它的分析有多種角度。
核心網路的特徵,一般重點研究與分析的四個方面分別為規模(網路所含人數),密度(網路中人際關係的強弱),異質性(網路中人員特徵的多樣性)、親屬與非親屬的比例。一般而言,核心網路的基本特徵如下:
規模小
在1985年GSS調查中,根據“重要事宜”界定法所得的美國人核心網路平均規模僅為2.9人;而在2005年再次進行的同一個調查中,這個數據下降到了2.1人。此外,根據在加拿大東約克通過擴展界定法研究84名受訪者所得結果,每人平均同4.1人存在“極為親密”的關係,與8.2人存在“較為親密”的關係,組成的核心網路平均規模也僅為12.3人。
核心網路的組成人員大部分相互認識。根據1985年GSS調查結果,核心網路中平均22%的人員互相之間非常熟悉,僅5%的人互相之間完全不認識。
異質性構成複雜
不同方面的異質性差別較大。其中,年齡、受教育程度的異質性較強,並且與網路核心自己的年齡、受教育程度存在明顯關係;而種族(民族)方面異質性則極低,只有不到8%的受訪者的核心網路中的人員存在種族(民族)上的顯著差異。
依賴於親屬關係
核心網路的建設通常以親屬關係為基點和主要組成部分,一個人的核心網路中,往往存在大量自己的親屬,並且親屬比非親屬(例如鄰居、同事、同學等)一般更穩定地存在於核心網路之中。根據1985年的GSS調查結果,30%受訪者的核心網路完全由親屬構成,同時僅20%受訪者的核心網路不包含任何親屬;而每個人的核心網路中,平均有55%的人員為自己的親屬。

演變


2005年進行了第二次全美範圍的GSS調查,通過與1985年第一次GSS調查的研究結果相對比,研究人員總結出美國的核心網路的某些特徵在這20年間發生了一些較為明顯的變化,而另一些特徵則保持穩定。這些變化被一部分學者注意到並加以闡釋,引發了以“社會隔離(Social Isolation)”為代表的新的社會問題。
規模縮小
核心網路的規模縮小了。在調查中,表示自己近期沒有跟任何人討論重要事宜的受訪者數量幾乎是20年前的三倍;平均規模從2.9人減少到2.1人,大約縮小了三分之一。最令人驚愕之處在於,1985年核心網路規模的眾數為3人,而到2005年這一統計量變為了0人;近乎一半(43.6%)的被調查者稱自己不與任何人,或只與一個人討論重要事宜。此外,有4到5位知己或密友的人數驟降,在這20年內從33%下降到15.3%,而有超過6位知己或密友的人的比例從5.4%降到了4.9%。
關係的種類的改變
在這20年內,儘管核心網路中親屬關係與非親屬關係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減少,但減少量更大的是非親屬關係,這也導致人們的核心網路更多地以伴侶、父母而不是志願組織或鄰里為核心。例如,在2005年的被調查者中,有更多人(2004年38.1%,1985年30.1%)表明他們與自己的配偶討論重要事務;提到父母中至少一位的比例也從21.1%上升到23.0%;完全依賴配偶的人數從5.0%上升到9.2%,而與非配偶親屬(不住在一起的可能性很大)則從58.8%掉至42.9%。
在核心網路中,減少得最多的是與至少一位非親屬知己討論重要事宜的人數,這以比例從80.1%驟降到了57.2%。這種關係通常包含了與志願組織中的夥伴和鄰里的交往,它被認為能夠連接社會結構中存在差異的部分(相較於階級、族裔、宗教信仰和其他社會屬性更加一致的婚姻和家庭聯繫),並且代表了一些在公共政策中被強調的社區關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非親屬關係中萎縮最為嚴重的是鄰居的比例,與之相反的是其他非親屬關係(例如同事與同學、社交友人等,但幾乎不包括僅在虛擬網路中認識的朋友),這類密友或知己的比例在核心網路中不降反升,大大擠壓了鄰居在核心網路中的存在空間。
核心網路的密度穩定
1985年和2005年的核心網路始終保持密集,密度(即被調查者的密友之間的平均互動密度)平均值分別為0.60和0.66。相較於1985年,2005年的數據(如聯繫頻率和關係建立時長)表明,人們的討論網路正在變得更加緊密;2005年受訪者中的典型人物每周會與他(她)的密友見面至少一次,並且兩人已經相識超過7年。
人口特徵較為穩定
核心網路中,關係的多樣性數據比較穩定——相較於整體人口中的異質性,核心網路的異質性顯然是比較低的,這也進一步說明了這種關係網路的同一性很強。同時,在這樣的穩定之中也存在相一定的波動,這部分變化可能反映了美國人口特徵的一些變化,例如整體人口中年齡和教育程度的異質性下降,因而討論網路的多樣性也下降了;美國社會的族裔多樣性不斷攀升,因而核心網路的族裔多樣性也有所提高。
研究人員經過分析認為,親屬關係在核心網路中的主導地位,很大程度上使得一個人核心網路的內部聯繫趨向於緊密,因為大部分親友都彼此認識。然而這種影響在2005年有所減弱了,沒有親友的關係網路的相對密度則有所上升,這說明即便是在沒有或缺少親屬關係的核心網路中,討論對象們之間也比20年前更可能彼此認識和熟悉。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是移動設備、網際網路等新興信息與通信技術帶來的作用。

影響因素


內部因素

從內部來看,核心網路的中心(通常被稱為“自我”,即ego)的人口學特徵往往會對核心網路的整體特徵產生影響。總體而言,影響最大的內部結構性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其次為年齡;族裔與住地規模(指所住區域城鎮大小,主要用於探究城市化、工業化對人際關係網路的作用)的影響也較為明顯,而性別差異的作用最小。
教育程度差異
①核心網路的規模往往隨“自我”的教育程度提高而顯著增大,例如大學本科畢業的人的核心網路平均規模是高中未畢業的人的1.8倍;
②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核心網路中非親屬比例越高,親屬比例則隨之顯著下降;
③核心網路的密度隨“自我”心的教育程度提升而下降,即一個人的教育程度越高,他(她)的核心網路成員們互相認識與熟悉的可能就越小;
④核心網路中人員的性別與年齡多樣性隨“自我”的教育程度提升而增大。
年齡差異
①年輕人與中年人的核心網路規模普遍較大,而網路規模隨著年齡增長存在大幅縮小的現象,在1985年的GSS調查中,65歲以上人的核心網路中平均僅有2人;
②中年人的核心網路中親屬所佔比例顯著低於年輕人和老人,他們的網路中存在更多的工作夥伴、社交友人等——這不僅是年齡的直接影響結果,同時也是人生不同階段不同的生活方式、婚姻情況、工作狀態等所帶來的作用;
③隨著“自我”的年齡增長,他(她)的核心網路密度不斷加大,而種族與性別的異質性則隨之下降,即越年輕的人的核心網路中多樣化越明顯。
族裔差異
核心網路的規模、親屬與非親屬構成比例、性別多樣化程度均在一定程度上受“自我”的族裔的影響,例如在GSS研究結果中,美國的白人、黑人、西班牙裔與其他族裔的核心網路均存在一定差異。然而,族裔對核心網路並沒有確定的、可總結的影響範式。
住地規模差異
①居住地區越大的人的核心網路中親屬比例越小,同時網路密度也隨之降低,即核心網路多樣化程度隨居住地區規模的擴大而增強;
②與居住地區規模相關的一些社會變遷現象對核心網路存在一定影響,例如高度城市化的地區中,人們的核心網路範圍普遍更寬廣。
性別差異
性別差異對核心網路的影響非常小,唯一較為顯著的影響體現在,女性的核心網路中通常親屬關係比例更高。

外部因素

除了每個人自身的情況會對他(她)的核心網路特性產生影響外,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也會對核心網路產生一定的影響。這類影響主要來源於社會文化的特點(例如東西方社會意識與生活方式的不同)、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如城市化、工業化等)、社會意識形態(如官僚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社會科技發展(如交通手段、傳播技術的發展等)等方面。
從20世紀末開始,隨著信息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縮寫為ICT)的迅速發展與流行,手機與網際網路對社會關係與核心網路的影響成為了討論的焦點,也成為了很多學者討伐的對象。他們認為,網際網路與移動設備的流行削弱甚至切斷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危害到了人們的社會參與和精神健康,導致了社會孤立問題,使得核心網路逐步萎縮、碎片化。與此同時,技術愛好者與支持者們則持相反意見,他們認為信息與通信技術能夠增強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開拓更多人際關係,擴大關係網路(包括核心網路)。中立學者認為,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持有者均受到了“技術決定論”的影響,過於強調科技對社會的影響,而忽視了社會自身的調整作用。當然,不可否認的一點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網際網路、新媒體等的出現與流行,對核心網路有著巨大的作用與影響。
具體而言,信息與通信技術對核心網路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①手機、網際網路等新媒介並未如同部分學者所言擠壓了核心網路的規模,反而起到了擴展的效果——這主要體現在相對較弱的非親屬關係上,擴大了朋友圈子的同時,由於使得遠距離溝通成為可能並變得極其方便,信息與通信技術削弱了鄰里關係對核心關係的組成作用與影響;
②移動設備與網際網路通過迥異於傳統方式、不要求面對面的交流途徑,豐富了核心網路中關係構成的具體路徑;
③在前兩條影響的共同作用下,ICT使得核心網路的密度下降,多樣化增強,同時網路中不同類型的關係分工更加明確,“自我”在尋求幫助時能夠更便捷地選擇最合適的求助人選。

界定與準則


為進行定量研究,以及方便將不同時代、不同學者絡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需要有一個明確、可行的方法及相應準則對每個人的核心網路進行界定。
“重要事宜”界定法
這一界定方法首次出現在1985年美國綜合社會普查GSS(General Social Survey,被看作美國社會調查的“黃金準則”)中,是第一個得到大範圍執行的核心網路界定法,也是得到最廣泛認可與運用的一個。
在GSS調查中,受訪者被要求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回憶過去六個月的時間裡,你同哪些人討論過對你而言有重要意義的事?”受訪者回答出的人被看作他(她)的“知己”,這些人便組成了核心網路。由於該界定準則以對重要事宜的討論作為判定標準,因此,通過該方法界定而得的核心網路又被稱為“核心討論網路(Core DiscussionNetworks)”。
擴展界定法
有學者指出,雖然“重要事宜”界定法存在一定的可操作性,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由於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與“討論重要事宜”之間並不等價(親密關係還可以通過行為幫助、頻繁見面、閑話家常等方式維繫),所得結果不一定準確。為解決該問題,有研究人員設計並執行了如下的界定方法:
①請受訪者直接列舉同自己存在親密關係的人;
②提供給受訪者一張畫有同心圓的圖紙,請他(她)將自己人際關係網路中的所有人根據親密程度的不同填入圖中,其中最親密的在最小的圓環中;
③比較前兩步所得人選,取其交集,所得人員即為受訪者的核心網路。
這樣得到的核心網路規模比“重要事宜”界定法得到的要大,這表明核心網路總的親密關係並非僅通過“討論重要事宜”維繫。

缺陷與批評


傳統界定方法的缺陷
由於“重要事宜”的定義模糊,以及不同受訪者本身關心的問題間存在明顯差異,他們對“重要事宜”的理解也不盡相同。根據調查,所謂“重要事宜”的實際所指跨度極大,從非私人範疇的戰爭和平問題、社會倫理問題(如科隆技術是否應被接受)等,到範圍相對狹窄的私人問題(如尋找工作、健康飲食等) ,均在不同受訪者對“重要事宜”的進一步闡釋中有所體現。這使得實際的數據收集與分析缺乏可量化的標準,對分析結論也必然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
這以缺陷更深層次的害處在於,一部分受訪者甚至不認為所有和自己討論“重要事宜”的人都與自己存在親密關係,他們雖然與一部分人互相熟知並廣泛討論政治、環境、社會等嚴肅問題,但交談內容從不涉及私人問題。從感情上而言,他們與這些人並不親密。因此他們實際心理上的核心網路與通過“重要事宜”界定法得到的核心網路並非完全重合。如果該重合度過低,那麼“重要事宜”界定法就存在過於明顯的系統性誤差,GSS調查所得的數據與基於這些數據的相關分析也就失去意義了。

批評與質疑


根據McPherson等美國主流社會學家的觀點,儘管兩次GSS調查所得出的數據可能對“社會隔離”存在過高估計,但總體而言,逐漸縮小的網路反映了社會的重大變化。
對於此類由核心網路的性質變化而引發的“社會隔離”理論,學界一直存在批評與質疑。另一位美國社會學家Fischer指出,有兩點原因使他對研究結果產生懷疑:①研究結果所提出的,人們對於社會的隔離度(即沒有說出任何一名密友的人數比例)升至之前的3倍,這樣一個過於令人吃驚的數據在社會學角度上可能無法解釋;②在這段時間中大多數其他表明社會參與程度的社會指標(比如離婚率、經濟變化、人口特徵變化等)並沒有太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