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柯林頓

陸軍將領亨利·柯林頓爵士，KB（General Sir Henry Clinton，1730年4月16日－1795年12月23日），英國陸軍軍官及政治家，早年曾參與七年戰爭，1778年5月至1782年2月任北美英軍總司令，其間為美國獨立戰爭的英方最高指揮，在任期間曾經成功在1780年5月攻下革命軍重要據點查爾斯頓，俘虜敵軍5,000人。惟後來在北美南方戰事上連番失利，終在1781年10月見證英軍在約克鎮圍城戰役大敗，不久以後被召回英國。返國后他曾於1783年出版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of 1781 in North America一書，書中為自己澄清及辯護，並將英方戰敗原因歸咎於前下屬康沃利斯勛爵，使兩人的惡劣關係公開。另一方面，柯林頓與紐卡斯爾公爵家族具有親戚關係，在其協助下，他曾自1772年至1784年及自1790年至1795年出任下議院議員。柯林頓爵士來自一軍事世家，祖上早於1066年已為皇室效力，父親為軍人。除他以外，柯林頓的其中兩名兒子後來亦在軍中擔任要職。

亨利·柯林頓在1730年4月16日生於紐芬蘭，伯父是第七代林肯伯爵，父親喬治·柯林頓（約1686年－1761年7月10日）在他出生時時任紐芬蘭總督，至於母親則是斯蒂芬妮·卡爾（Stephanie Carle）。柯林頓的父親曾於1743年至1753年出任紐約皇家總督，因此他的童年也是在紐約渡過。柯林頓一家本身與紐卡斯爾公爵的家族有親戚關係，所以柯林頓與他的父親亦得到了紐卡斯爾公爵家的提攜。其中喬治·柯林頓得以先後成為海軍將級軍官及紐約總督，也是托賴第一代紐卡斯爾公爵的安排而成。日後柯林頓的前途也與紐卡斯爾公爵家族不無關係。

柯林頓大約在1748年的時候開始在紐約的民兵部隊服役。到1751年，他前往英格蘭加入英國陸軍，並在透過家族出資下在科爾德斯特里姆衛隊任上尉，至1758年獲調遷到第1步兵衛隊出任中校，該衛隊在稍後更名為擲彈兵衛隊（Grenadier Guards）。在1760年至1762年期間，柯林頓在七年戰爭的晚期擔任不倫瑞克的斐迪南公爵的副官，頗獲讚賞，使他在1762年獲軍方擢升為陸軍上校。七年戰爭完結后，他獲委派指揮一個步兵軍團，後於1772年獲晉陞為少將。在同年，柯林頓進而得到親戚第二代紐卡斯爾公爵的幫助，使他當選下議院約克郡的自治鎮橋（Boroughbridge）選區議員；到1774年10月，他轉而成為諾丁漢郡紐華克（Newark）選區議員，此後他一直保有議席至1784年為止。

在1775年3月，為鎮壓北美的十三州殖民地革命，英皇喬治三世派兵前往當地，並分別以柯林頓、威廉·何奧少將及約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領軍，以加強英軍在波士頓的守備。在柯林頓等援兵抵達波士頓以前，當地英軍自4月一直遭到圍困，在同年6月17日，柯林頓參與由何奧等指揮的邦克山戰役（Battle of Bunker Hill），雖然成功將革命軍驅離波士頓港以北的高地，但英軍卻在戰事中損失1,000兵馬，付出沉重代價。此後，為免在重蹈覆轍，柯林頓曾向何奧強烈要求在波士頓港以南的多爾切斯特高地（Dorchester Heights）駐兵布防，以防被亂軍佔領，但建議未獲何奧採納。到1776年1月，柯林頓獲派率兵1,500人向南探索，以考察南、北卡羅萊納地區的軍事機會。柯林頓出發后不久，多爾切斯特高地果真在同年3月被革命軍佔據，革命軍更在該地築壘建寨，最終迫使英軍棄守當地，並撤退到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

在1776年6月，柯林頓所率部隊嘗試進攻南卡羅來納查爾斯頓的沙利文堡（Fort Sullivan），但以大敗告終，事後他更被召回英方大本營。這次的進擊雖然是與皇家海軍合作，但柯林頓嚴重低估查爾斯頓的革命軍數目，以致戰事大失預算。另一方面，海軍指揮彼得·帕克爵士（Sir Peter Parker）亦低估了沙利文堡的防禦程度，使海軍方面對沙利文島上莫爾特里堡（Fort Moultrie）的進攻被迫中途腰斬，英方分遣艦隊損失慘重。這次參與進攻的將士還包括了查爾斯·康沃利斯等人。

柯林頓與其麾下25艘船艦在1776年8月重歸大隊，並與何奧的主力進攻紐約市。柯林頓曾建議英軍由哈德遜河入侵，但何奧將軍未有接納。此後，英軍駐紮於長島上的格雷夫森德，並採納了柯林頓提出的新方案，使英軍在隨後的長島戰役中取得重要勝利，他事後因功獲擢升為中將。在12月，他又奉何奧之命率兵6,000前往羅德島，並輕易取下紐波特。在1777年4月，柯林頓復獲英廷頒授KB勛銜，以示嘉獎他在攻佔紐約時所作的貢獻。

在1778年5月，柯林頓繼英軍在薩拉托加戰事（Saratoga Campaign）敗陣后取代何奧，成為北美英軍總司令，並在費城接受任命。在這時，法國已經正式加入美國獨立戰爭，並站在革命軍的一方。為抗擊法國的支援，柯林頓奉英政府指令命派官兵5,000人到加勒比海地區加以截擊，因此被迫撤離費城，轉而進駐紐約。在安頓紐約以前，柯林頓在6月28日於蒙茅斯（Monmouth）與革命軍領袖華盛頓正面交鋒，取得勝利，此後他集中兵力，並一度籌劃多次小型突襲動行。直至同年年尾，他始再派兵南下，遠征喬治亞。這支部隊在12月攻克沙瓦納，后又於1779年年初控制內陸地區。

柯林頓派兵揮軍南下喬治亞，原本是希望聯結當地一直處於沉默的強大保皇黨勢力，而當時的殖民地大臣喬治·熱爾曼（George Germain）亦認為北美的南部殖民地民眾對英軍會比較有善。然而，這種設想很大程度是受逃亡英國的保皇黨所誇大，而事實上，南部殖民地的確不熱衷於從英國獨立，因為他們擔心當地的農莊產品會因獨立而失去英國的龐大市場，但他們對英軍的支持卻從來沒有具體及普遍地展現出來，而這是英軍所始料不及的。面對這種情況，柯林頓與他的部眾在南部一直感到被孤立，在整個美國獨立戰爭中，英軍積極嘗試動員南部保皇黨的支持，但效果卻始終未如理想。

踏入1779年後期，柯林頓由紐波特抽調軍隊，集結大軍，以積極部署入侵南卡羅萊納地區。柯林頓對計劃高度重視，並且親自指揮，在同年年尾率領14,000大軍由紐約取水路南下。到1780年年初，大軍成功在同年5月攻陷查爾斯頓。這個查爾斯頓圍城戰是在得到海軍將官馬利奧特·阿巴思諾特（Mariot Arbuthnot）協助下進行的，英軍在戰事中成功受降革命軍逾5,000人，對革命軍透成沉重打擊。但同樣在這個時期開始，柯林頓與其他同級將官的不和亦日益浮現，而事實上他與阿巴思諾特在圍城戰中也沒有充分合作。柯林頓與其他同級軍官出現分歧及不願合作的問題在此後一直持續，軍方領導層未能團結一致，成為英方後來在戰爭中敗北的一大原因。

柯林頓在攻佔查爾斯頓以後返回紐約，並將8,000名士兵留守南方戰場，交由副總司令康沃利斯將軍統領。柯林頓在那裡繼續遙距監控南方的戰事，從他對康沃利斯的通訊內容所見，可見他對南方戰況相當關注。然而，隨著戰事繼續進行，柯林頓與其下屬的關係卻愈見疏離，他在後期通訊所用的措詞也變得尖酸刻薄。這某程度上令曾與康沃利斯通訊的殖民地大臣喬治·熱爾曼也認為，柯林頓的下屬不願遵從柯林頓，而柯林頓也視自己為唯一獨大的指揮。

此後，英軍在南方戰事中連番失利，其後康沃利斯更在1781年10月的約克鎮圍城戰役中大敗收場，並向以華盛頓及羅尚博伯爵為首的法國及革命聯軍投降，標誌著英方在美國獨立戰爭的徹底失敗。不久以後，柯林頓亦因英軍敗陣而遭到撤換，返回英國，北美英軍總司令一職遂由蓋伊·卡爾頓爵士（Sir Guy Carleton）接任。有關柯林頓爵士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的書信，現存放於諾丁漢大學內。

返回英國以後，柯林頓因帶領英軍戰敗，導致名聲不佳，返國后沒有再獲重用，也漸被公眾所淡忘。但為了對自己在戰爭中的表現作出澄清及辯護，他在1783年出版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of 1781 in North America（《1781年北美戰事敘事》）一書，當中對前部下康沃利斯多有指責，令康沃利斯相當不滿，兩人惡劣關係亦隨之公開。到1784年，他又退出下院，選擇漸漸淡出公眾場合。

一直到1790年，柯林頓再次在第二代紐卡斯爾公爵的協助下，透過購買屬於“口袋選區”的康沃爾郡朗塞斯頓（Launceston）選區而重任下院議員，至1793年10月復獲軍方授予陸軍將軍軍銜。晚年的柯林頓爵士再次獲得起用，於1794年7月獲委任為直布羅陀總督，可是，這時的柯林頓已經頑疾纏身，以致久久未能成行，結果總督一職改由查爾斯·奧哈拉（Charles O'Hara）以副督身份暫代。柯林頓始終也沒有痊癒過來，在1795年12月，他進行一項小型手術移除膝蓋的膿瘡，但是手術失敗，數日後在12月23日卒於倫敦攝政公園附近的波特蘭廣場家中，終年65歲。他死後遺體安葬於溫莎堡附近的林肯禮拜堂。

服役於科爾德斯特里姆衛隊（1751年－1758年）服役於第1步兵衛隊（1758年－1760年）參與七年戰爭（1760年－1762年）第12步兵軍團上校（1766年－1779年）下議院約克郡自治鎮橋選區議員（1772年7月27日－1774年10月10日）下議院諾丁漢郡紐華克選區議員（1774年10月13日－1784年4月1日）參與美國獨立戰爭（1775年－1781年）北美英軍總司令（1778年5月－1782年2月）女皇直屬第7輕龍騎兵軍團上校（1779年－1795年）下議院康沃爾郡朗塞斯頓選區議員（1790年6月22日－1795年1月9日）直布羅陀總督（從未上任）（1794年7月－1795年12月23日）

柯林頓在1767年2月娶女子哈莉特·卡特（Harriet Carter）為妻，兩人共育有五名孩子。哈莉特在1772年8月早逝，對柯林頓構成很大打擊，有說他傷心得荒廢工作、不出席下院會議、甚至拒見朋友，他花了兩年時間才從喪妻的陰影中恢復過來。柯林頓的其中兩名兒子日後也跟隨父親從軍，他們分別是：

威廉·亨利·柯林頓爵士（1769年－1846年）

亨利·柯林頓爵士（1771年－1829年）

柯林頓爵士在任北美英軍總司令四年時間，最終以混亂和戰敗劃上句號，他的名字在後世時常與英軍在美國獨立戰爭戰敗聯在一起，但不少歷史學者也多將英軍戰敗歸咎於其副手康沃利斯，至於柯林頓本身在戰後亦曾出書為自己平反和辯護。一位曾效力柯林頓的威姆斯少校（Major Wemyss）評論到，他“是一位尊貴而受敬重的軍官，有德意志式的作風；他曾為普魯士的斐迪南王子兼不倫瑞克公爵服役。他為人自負，接受奉承，對所有與軍事無關的事物感到厭惡，過份地被副官和愛將所誤導。”此外，陸軍上校查爾斯·斯圖爾特爵士（Sir Charles Stuart，1753年－1801年）更曾刻薄地批評他“無能力指揮一隊騎兵，指揮一隊軍隊完全可以以白痴來形容。”歷史學者麥克西則持相反意見，認為他在戰場上是位具才華的將軍。至於威姆斯少校認為，柯林頓的真正弱點在於，他所專註的事務過份狹隘，加上缺乏自信，對管治構成致命一擊。他指出，作為總司令，柯林頓對北美殖民地的民意缺乏真正掌握，同時錯誤衡量保皇黨的價值，除此之外，他還難以與同僚相處、具妒忌心、壞脾氣、以及太易論斷別人，正如在1778年時候，他就曾與何奧意見不合，而在他出任北美總司令任內，亦與同僚爭吵不斷，這都對英軍在戰爭中的整體表示構成一定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