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崇碧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四川通江縣區少先隊長、青年團區委書記，中共通江縣委書記兼獨立團政治委員，川陝省工作團團長。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隊指導員，四大隊組織股長，校政治部幹部科科長，第二團政治處主任，第二分校二大隊政治委員，晉察冀軍區第三十五團政治委員，第四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軍區第四縱隊十旅政治委員，華北野戰軍第十旅旅長，第十九兵團六十四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

北京軍區原政治委員。

傅崇碧同志是四川省通江縣人，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歷任宣傳員、縣委書記兼縣獨立團政治委員、特委書記、川陝省工作團團長等職，參加了川陝蘇區第一、二、三次反“圍剿”鬥爭和紅軍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他歷任股長、科長、團政治處主任、大隊政治委員、團政治委員、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等職，參加了“百團大戰”和晉東南、晉察冀反“掃蕩”等戰役、戰鬥。解放戰爭時期，他歷任旅政治委員、旅長、縱隊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加了平綏、大同、懷來、豐鎮、張家口、易縣、青滄、正太、大清河、冀東、石家莊、平津、太原和進軍大西北等戰役、戰鬥。

新中國成立后，他任軍長，參加了抗美援朝第四次戰役後期戰鬥和第五次戰役全過程。回國后，他進入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深造，1965年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進行了頑強不懈的抵制和鬥爭，在所謂的“楊、余、傅事件”中，遭到誣陷、打擊和迫害，離開北京失去人身自由長達6年半之久。回到北京后，他先後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政治委員，為加強軍區部隊全面建設，圓滿完成上級賦予的各項任務，順利實現全區部隊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戰略轉變，做出了貢獻。

傅崇碧同志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十二、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四、五、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八、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他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傅崇碧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3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消滅美國第六軍和第十七軍兩萬五千餘人．

過程簡述：1951年春，中國志願軍發動了第五次戰役，消滅美韓軍隊四萬多人，但很快美國就通過空軍切斷了中國軍隊的補給線，幾十萬大軍陷入困境，加上朝鮮人民軍臨陣退縮，不戰而逃，使得彈盡糧絕的中國志願軍陷入美國的反包圍中，傷亡慘重．志願軍雖然艱難撤到了三八線，但美國幾十萬軍隊也追殺而來，企圖一舉摧毀志願軍主力，重新奪取北朝鮮．危急形勢下，彭德懷元帥決定發動鐵山戰役，在鐵山與美軍進行一場決戰，阻止其前進步伐．而這一重任就落到了唯一彈藥充足的63軍身上了．

年僅35歲少帥傅崇碧臨危授命，率63軍在鐵原設伏，與美軍進行了慘烈的大戰，戰役過程空前悲壯，因為一旦失敗，志願軍就將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朝鮮戰爭的歷史也將改寫．傅將軍兵行險招，以攻為守，命令部隊主動出擊，將美軍前後切斷，發揮”野戰，近戰，肉搏戰”的優勢，與敵人奮力拚殺，經過四晝夜苦戰，美軍終於力不能支，全線撤退．而63軍也損失慘重，傅將軍也身受重傷昏迷。

戰鬥結束后，經過四天的手術，傅將軍終於蘇醒過來，醫院裡，他看到彭德懷的第一句話就是“我要兵”，一語既出，在場的人無不淚如雨下。彭將軍也堅定的告訴他：“給你兵，我給你補兩萬”，一個星期後，兩萬新兵補充入63軍，足見此戰傷亡之慘重。

美軍情況也差不多，傷亡一萬五千人，本以因收復漢城而得到支持的美國遠東總司令李奇微上將因鐵原戰敗受到抨擊。

2003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一個秋雨綿綿的下午，左輾右轉，才通過幾道“關隘”而獲准進入301醫院康復樓採訪德高望重的老將軍傅崇碧。儘管再三與警衛班的同志“理論”，也無法讓一同專訪的攝影記者進入。於是，在遺憾中，獨自步入……

一位高大的老者正躺在病榻上輸液，一位年長的阿姨同一位小夥子協助著給老者進輔食，房間內的電視播放著新聞節目。這位老者就是身經百戰的將軍傅崇碧，而那位年長的阿姨就是將軍的夫人黎虹。正在接受療養護理的老將軍，就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里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我的家鄉是四川通江縣溪嘴村。爺爺是個教書先生，父親是鐵工，母親是農村普通的勞動婦女，略識幾個字，很能幹。”傅崇碧的祖父輩家境還算富足，屬中農偏上，爺爺在地方上也算個知識分子，於是六七歲時小崇碧就跟從爺爺學文化。

小崇碧8歲那年爺爺去世，家中境況就日見艱難。不到一年，母親又因病撒手西去。為了把喪事辦好，小崇碧的父親把田產當了出去。誰料不到3年，照料自己的奶奶又告別了人間，家裡只好又賣掉一部分地產給奶奶辦喪事。於是，家庭狀況由上中農降到貧農，失望中，小崇碧的父親給他娶了個後娘。父親在艱苦度日中送小崇碧上學，農忙時小崇碧主動幫著做些農活或放牛。

有一回，小崇碧放牛時沒在意，牛跑到地主家的稻田裡糟蹋了一些秧苗。地主的兒子看見了，不問青紅皂白就把小崇碧抽打了一頓。少年氣盛的小崇碧咽不下這口氣，當即還手。這下可闖了大禍，地主到傅家大鬧，父親叩頭道歉又賠稻籽，但地主還是不罷休，提出許多無理條件。“當時，我挨了父親的打，又遭到地主的罵，心裡不是個滋味。”這件事在傅崇碧幼小的心靈里烙上了深深的印痕，使他從心裡對剝削者充滿了刻骨仇恨。

1932年12月那個冰雪嚴寒的冬季，一路浴血奮戰的紅四方面軍突破敵人的重重圍追堵截，千里西征，從鄂豫皖進入陝川地區。這時，參加過“吃大戶”鬥爭的傅崇碧跟隨自己的在校老師（地下黨員）離開了家鄉。傅崇碧在這位老師身邊感到心裡踏實，只是寄望著哪一天脫離苦海，翻身做主人。後來他的表現得到地下黨的認可，經幾次組織上的談話，傅崇碧被介紹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今天，年已耄耋的老人對70年前那莊嚴而神聖的一刻記憶猶新：“在一間陰暗的小屋子裡，門窗被緊緊地關上。我雖然尚不懂得宣誓的神聖意義，但我卻有一種預感，覺得那一刻必將改變我的一生，讓自己走上一條光明道路。我激動得熱血沸騰，跟著老師舉起了拳頭，壓低聲音誦讀了那永遠激動人心的誓言。”

不多久，傅崇碧走進了光榮的中國工農紅軍的行列，並在第一次戰鬥中便繳獲了兩支槍、一把大刀，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隨後，他就被安排到家鄉做“擴紅”工作。於是，這個才十五六歲的“娃娃頭”走到哪裡，身後總少不了跟著一幫子半大小鬼，嘰嘰喳喳嚷著，又纏又磨，讓他替著說情加入紅軍。可別小瞧當年的“小不點”傅崇碧，熱情高，嗓門大，在做“擴紅”演講時很有鼓動性，台下總是掌聲雷動，群眾情緒高漲。據了解，傅崇碧在通江任縣委書記前後那段火紅的歲月里，僅通江一縣先後參加紅軍的就有近三萬人。（二）深深的傷痕訴說著難忘的歲月

採訪中，老將軍的夫人黎虹及其身邊工作人員撩開傅崇碧身上的衣物，只見上下有七處不小的疤痕或深或淺地印在老人的肌膚之上。

1933年10月，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調集20萬大軍對川陝根據地進行六路圍攻。一次戰鬥中，傅崇碧帶領獨立團堅守山頭陣地。山上槍打得很急，子彈不斷地從頭頂呼嘯而過。有一回，正當傅崇碧拿起望遠鏡觀察敵情時，只聽得子彈響聲不對頭，便趕緊低頭，但一顆子彈仍從他的後腦勺打進。他當即暈倒過去，清醒時已被送進醫院，住了兩個多月醫院傷口才恢復。今天，後腦勺那深深的傷痕依稀可見，這傷痕承載著幾多滄桑與厚重，也承載著幾多英勇與榮光。

在敵人的重重圍攻下，根據地內部的地主反動武裝也非常猖狂。有一次，傅崇碧帶著工作隊與民團遭遇。因寡不敵眾，只得邊打邊撤，最後退到一座山頂上。山上樹很多，但下山的路只有一條。民團有100多人叫著往上沖，傅崇碧這邊才十多個人，幾支手槍。打到最後，大家只得從懸崖上往下跳。傅崇碧縱身跳下去，頭朝下被掛在樹藤上，離地面還有一丈多高。傅崇碧用腳使勁蹬纏在腿上的樹藤，一下子頭朝下掉了下去，臉被石頭劃開一條大口子，血流如注。於是，這明顯的疤痕永遠“雕塑”在老人的臉龐上。採訪時，這位出生入死的將軍笑言：“當時，敵人從山上往下扔了一顆‘馬尾’手榴彈，被樹枝掛住了，沒有爆炸，不然我也就沒命了嘍。”

1935年初春，傅崇碧懷著難離難捨的心情，告別了父老鄉親，帶著2000多名游擊隊員、赤衛隊員加入了紅軍長征的行列，匆匆離開了生己養己的川陝革命根據地。5月前後，傅崇碧所在獨立團擔負掩護紅四方面軍主力部隊撤離轉移與紅一方面軍匯合的任務。在一次狙擊敵人的戰鬥中，雙方距離不到百米，戰鬥進行得非常激烈。突然，一顆手榴彈飛來，在距傅崇碧很近的地方爆炸了。傅崇碧只覺得腿一麻，便不能動彈了，鮮血涌流而出。這時，天還未明，傅崇碧躺在擔架上，因流血過多而迷迷糊糊，只感到口乾舌燥。天亮時，醫生來換藥才發現繃帶已被血浸透了。在行軍中，轉移了二十多天的傅崇碧被安排在一個喇嘛廟內又養傷二十多天。從外表看，傷口似乎長好，但傅崇碧只覺得腿不能動，腫痛難忍。后經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檢查，才知腿已化膿，得動手術。手術中又取出兩塊不小的彈片，正是這彈片在作怪。

類似的歷險經歷，傅崇碧在百團大戰、反“掃蕩”、平津戰役、抗美援朝等諸多戰鬥中一次次重演，多次死裡逃生。共和國沒有忘記這位功勛卓越的戰將，1955年傅崇碧被授予少將軍銜，並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榮獲一級紅星勳章。每每回想起戰友們橫屍遍野，有的同敵人屍體抱在一起無法分開這些慘烈的情景時，老人只是以淚水作答，幾度泣不成聲：“我向來認為，對於一個革命者來說，生命、時間和歲月，並不純屬於個人。對於我們這些矢志獻身革命、經歷過多年革命戰爭的人，生與死早已被置之度外了。”的確，戰地成了遺址，戰友的笑容成了遺容。沒有人說出究竟有多少年輕的生命永遠留在了戰爭年代，他們用生命寫就一曲壯歌。

記得去年在採訪周恩來侄女周秉德時，她披露：“文革”中總理曾親筆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周恩來的胞弟，周秉德的父親）”。其實，周同宇就是和王光美的哥哥吃過幾次飯，紅衛兵就說是陰謀“聚餐會”，是特務活動。案子報到江青那裡，不問青紅皂白，一下送到了總理辦公室。總理找到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傅崇碧商量，傅崇碧建議，與其讓紅衛兵亂來，不如由衛戍區出面以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護起來，以免落在心術不正的壞人手裡。總理接受了傅崇碧的建議，不過他提筆批示時把“拘留”改為“拘捕”—拘留時間短，而拘捕則不同了。

此類全力保護同志或老帥，打折扣執行“中央文革小組”“指示”的故事，傅崇碧今天也記不清有多少。但是，他為此埋下了以後林彪、江青一夥處心積慮地把自己打倒的禍根。

1968年3月22日，林彪、江青一夥出於篡黨篡軍的需要，設下圈套、捏造罪名、突然襲擊，製造了所謂的“楊余傅事件”。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當時分別擔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空軍政委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職務。3月5日夜，傅崇碧為當面彙報清理魯迅書信手稿去處，與“中央文革辦事組”事先聯繫好，然後帶三人分乘兩輛車赴“中央文革”所在地，經允許后驅車進入，旋即落入了江青一夥預謀的政治圈套。3月22日凌晨到25日，林彪、江青等人接連召開全軍部分師以上幹部和北京衛戍區、北京軍區幹部戰士大會時，一口咬定傅崇碧帶人“武裝衝擊中央文革”。其後甚至捏造說傅崇碧的秘書用裝有手槍的皮包打了江青的腰，“後面車最低限度有一挺機槍”等等。並進而誣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為二月逆流翻案”，“是‘五·一六’的黑後台”。林彪誣陷捏造楊成武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同餘立金勾結要奪空軍的領導權”，“同傅崇碧勾結要奪北京市的權”，“楊成武三次下命令給傅崇碧衝進釣魚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25日凌晨1時35分，毛澤東接見全體到會成員，表示對處理“楊余傅事件”的支持。3月22日，中共中央發布命令，撤銷楊余傅的職務；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溫玉成為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林彪一夥就此控制了軍委很大一部分權力。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遭到殘酷迫害，並在全國範圍內株連了一大批人，有的致殘、致死，造成嚴重惡果和影響。1974年7月，毛澤東親自批准為楊、余、傅三人平反恢複名譽，宣布楊、余、傅問題是林彪搞的，搞錯了，宣布平反。中央、中央軍委重新安排了他們的工作。1979年春，中共中央為“楊余傅事件”徹底平反。

在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和毛澤東主席的親自過問下，傅崇碧被“楊余傅事件”冤案而喪失自由7年之後終於回到北京。1974年9月30日晚，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應邀出席新中國成立25周年的國慶招待會。三人被“解放”后第一次重逢，面對熟悉而陌生的人民大會堂，怎能不感觸萬端—7年前，逮捕他們的決定就是從這裡發出的；今天，他們又來這裡出席宴會。相見后，他們只能用辛酸苦澀的微妙的笑作見面禮。第二年4月，中央軍委任命傅崇碧為北京軍區第一副司令員；1977年9月，中央軍委任命傅崇碧為北京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二度出任衛戍司令，傅崇碧心裡自然很不平靜。

作為全國皆知的“楊余傅事件”的當事人，傅崇碧的一些親歷是許多人並不知道的。多年以來，傅崇碧並沒有過多地對人講這個問題，“從個人角度講，歷史上的恩怨是非不值得永遠記在心上。今天，我們沒有必要為個人的遭遇發出嘆息和怨尤，反而應為我們能夠與黨的正確步伐一道前進而感到欣慰。”

1985年6月，年屆古稀的傅崇碧主動提出退出領導崗位，把年富力強的同志充實上去，得到中央軍委的批准。但是，傅崇碧退而不休，時時處處關心黨和國家、軍隊的大事，還適時同在任的有關領導同志推心置腹，交流看法，提出個人建議，不少建議被中央採納了。

“過去沒有時間坐下來讀書，退下來以後時間充裕了，就堅持讀書和學習。”傅崇碧時常告誡年輕人多讀書，多學習，接受新知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汲取歷史的成功經驗，記取失敗的教訓，保持黨的光榮傳統和發揚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精神，把個人融入到社會的發展之中去，融入到為人民服務之中去”。

將積蓄捐給“希望工程”

傅崇碧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2001年“七一”前夕，在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即將到來之際，老將軍委託兒子傅欣專程從北京趕到成都，將自己的積蓄20萬元捐獻給四川省的“希望工程”，在他的家鄉、革命老區通江縣建一所希望小學，以表達一位老共產黨員對家鄉人民和家鄉教育事業的深情厚誼。

“將軍在生活上十分節儉，從沒有什麼特殊的要求，他最愛吃的菜就是地瓜、土豆，盡量從工資中節省下錢來。”傅崇碧將軍的秘書姚志利十分動情地向記者談起老將軍的生活。“本來，父親那次想親自將這筆錢送到家鄉人民的手中，但因年事已高，加之身體狀況欠佳，醫生堅決反對才未成行。父親十分遺憾。”將軍的兒子傅欣說，“他一再叮囑要把錢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千萬不要搞什麼樹碑立傳。”

傅崇碧自1935年初隨紅四方面軍長征離開家鄉之後，再也沒有回到過生長養育了自己的鄉土。60年代初期，他因公到重慶，成都軍區的領導同志中有不少自己的老戰友，他們熱情地歡迎傅崇碧到家鄉看一看，走一走，傅崇碧當然有說不出的高興。當地政府為歡迎他回去，還特地為他準備了醫生和車子。這時，有人告訴傅崇碧，通江縣政府門口等他的人成百上千，想向他打聽同他一起參軍的親人的下落，其中有些還是多年翹盼兒孫勝利歸來的孤寡老人。那一刻，傅崇碧的心情非常沉重—“多少優秀兒女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告別父母，離別家鄉，從此一去不還，永遠地長眠他鄉，而帶他們上火線的我卻活下來了。我該如何面對成千上萬死者的親屬父老？”傅崇碧找不到合適的語言表達自己內心複雜的感情，因此儘管非常想念故鄉的父老鄉親，但還是沒有成行。

小傅崇碧6歲的黎虹，自老伴進醫院康復樓來，一直陪伴照顧。二人自延安“抗大”相識，相濡以沫六十餘年。傅崇碧笑言，自己是先結婚後才懂得戀愛。“我們是經組織介紹認識的，那時候不會談戀愛，也沒時間談感情上的事，各自忙自己的工作。當時，‘抗大’總校分開，我要分到二分校，如果不結婚黎虹就不能到前方去。”就這樣，臨走之前，他們在組織的催促下結婚了。“婚禮只請幾位領導吃了個便飯，喝了杯喜酒。在晉東南農村，兩床被子往一塊一抱，就算結婚了。”

一兒三女都事業有成，沒有因出身名門而高高在上或借勢謀利，相反在“文革”中一同無辜地受到牽連，家被抄，當兵的被清出部隊，上學的被勒令退學，都改名換姓，下放農村，連北京戶口也被吊銷了。值得欣慰的是，而今子女們不斷弘揚父輩的革命精神，在各自的崗位做貢獻。1978年，女兒黎燕從北京醫學院畢業，分配到軍事醫學科學院從事自己熱愛的醫學事業。學歷低、起步晚等客觀現實，使她更為發奮努力，進取向上。功夫不負有心人，她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受到了國內外專家、學者的好評，得到了國家、社會的認可，先後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軍隊科技進步二等獎各三項，還被評為“中國中青年醫學科技之星”，並出任軍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研究員。

傅崇碧的晚年生活很平民化，散步、看報、收聽新聞、接受按摩、休息，最大的愛好是釣魚，多次獲過北京市老年協會組織的釣魚大賽一等獎。“捫心自問，我的一生無愧無悔，更無他求。現在，儘管時有病痛，但我的一天都過得非常充實，精神愉快。應該說這是革命生涯對我個人生命的饋贈。”（來源：2003年第3期《人物》雜誌）

編者補充：北京軍區原政治委員傅崇碧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3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1966年5月，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傅崇碧被任命為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在“文革”初期，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指示下，傅崇碧保護了大批高級領導幹部及專家、學者。但傅崇碧也由此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人的不滿。

保護葉帥和小平的子女

“文革”初期，林彪聽說葉劍英的兩個孩子和鄧小平的一個孩子在北京衛戍區部隊當兵，要派人把他們抓起來。傅崇碧聞訊后，馬上先派人通知他們離開了。1968年3月，中央文革小組要謝富治去抓葉劍英、鄧小平的孩子。但謝富治這個人很滑，自己不願去，而是讓傅崇碧去執行。傅崇碧表示，這需要先給葉帥打個電話，報告他老人家。謝富治堅決不同意。傅崇碧堅持說：“你不讓打電話我不派人去。”謝富治囑託說：“你不去，可不要走漏了風聲。”最後還是謝富治派人去抓，結果撲了個空。

奉周恩來之命秘密轉移一批老幹部

“文革”爆發后，周恩來及時地將一批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接到北京保護起來。他們之中有譚啟龍、江華、楊尚奎、劉俊秀、李井泉、宋任窮、張體學、張平化、葉飛、江渭清、歐陽欽、黃火青、曾希聖、程子華等。他們被分別安排在中直招待所和京西賓館住下，周恩來專門指派有關人員負責他們的安全和生活。他們的住處是保密的，一般人不知道。但中央文革一伙人故意將他們的住處透露給造反派，使他們經常受到造反派的衝擊。

8月25日，來自東北的造反派在京西賓館門前吵嚷著要揪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他住在京西賓館六樓東頭的一個套間。造反派這次是有備而來，仗著人多，混亂中有些造反派從警衛戰士的頭頂越過，衝破警戒線，直奔六樓東頭宋任窮的房間，剩下的一部分繼續與警衛部隊糾纏。造反派衝進宋任窮的房間后揪著他就往陽台上拖，個別人還在混亂中對宋任窮拳打腳踢。他們拿出繩子，準備把宋任窮從陽台上吊下去，強行揪走。

周恩來接到報告后，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火速趕到京西賓館保護宋任窮。傅崇碧帶了兩個加強連急速趕到京西賓館，正趕上造反派往宋任窮的身上繫繩子。傅崇碧立即指揮警衛部隊奪回了宋任窮。

第二天凌晨，周恩來找東北造反派談話，嚴厲批評他們衝擊京西賓館揪斗宋任窮的行為。深夜，周恩來把傅崇碧找來，不無擔心地說：“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同志一定要保護好，不能讓人揪走。現在他們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辦法把他們轉移到一個秘密、安全的地方。”傅崇碧思索片刻，說：“東高地有衛戍區兩個團，一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團。那個地方比較僻靜，也比較安全，把他們轉移到那裡，您看行嗎？”周恩來果斷地說：“我看可以，要絕對保密，不能走漏半點風聲，行動要快。”

幾天後的一個深夜，傅崇碧親自指揮轉移這些老同志，秘密地來到了東高地。造反派見這些老幹部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就到中央文革小組去告狀。

一天晚上，傅崇碧被緊急召到釣魚台一棟灰色的小樓。這裡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會議室。傅崇碧進門一看，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幾個人都在，周恩來也在場。

“你到底把那些人藏到哪裡去了？”傅崇碧還沒坐下，陳伯達就首先發難。“哪些人？”傅崇碧故作糊塗。江青生氣地拍著桌子質問道：“傅崇碧，你不要裝糊塗，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擺老資格的老革命都到哪裡去了？”傅崇碧偷偷地看了周恩來一眼。周恩來不動聲色地坐在沙發上，一言不發。“我怎麼知道到哪裡去了？你們又沒有把人交給我們。”傅崇碧反問道。“你是衛戍司令，你怎麼能說是不知道？”姚文元也在起鬨。“他們又不是我們衛戍區管的，我怎麼知道。”

正在這時，工作人員進來說，毛主席那裡來電話，叫傅崇碧司令員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處去。毛澤東的電話解了傅崇碧的圍，也解了周恩來的圍。傅崇碧立刻從釣魚台來到了中南海。吃過飯後，毛澤東與傅崇碧聊起北京的情況。

毛澤東問：“砸爛‘豬頭’（指朱德）的大字報還有沒有”傅崇碧說：“有。”毛澤東說：“這不好！朱毛不能分開，沒有豬（朱），哪有毛。”傅崇碧接著說：“總理講了，現在那些省委書記、老部長被搞得沒有辦法了，造反派要抓他們。總理要我們把他們保護起來。”毛澤東說：“總理做得好，你們也做得好。好人搞壞了，壞人搞死了，這樣搞不好。”傅崇碧說：“我還沒有交待清楚，他們還會追問我。”毛澤東說：“不要緊，再要找你追查，你就說我叫你辦的。”毛澤東這樣一講，傅崇碧就有了尚方寶劍，不怕了。毛澤東講完后，快到凌晨4點了。告辭出來后，傅崇碧徑直回家了。

中央文革小組打電話到毛主席處問傅崇碧走了沒有，毛主席處說傅走了。他們又打電話到衛戍區也沒找到傅，到北京市革委會也沒找到傅，最後打了傅崇碧家的電話，要他趕快來。傅崇碧馬上又到釣魚台。江青、康生都還在，周恩來也在。

江青首先問：“從毛主席那裡出來，為什麼不來這裡？”傅崇碧說：“沒有叫我回來嘛！”江青又問：“你把那些人藏到哪裡去了，你還沒交待清楚，你趕快交待。”有了毛澤東的“尚方寶劍”，傅崇碧心裡有了底，只是喝水抽煙。康生站起來了，說：“你這個人不老實，你為什麼不交待，講清楚？”傅崇碧火了：“你們去問毛主席。”江青、康生聽到這裡便說：“你怎麼不早些講。”傅崇碧說：“我說上面讓這麼做的，你們不讓我講話。你們去問主席去，主席叫我這麼辦的。”見毛澤東干預了，江青、康生再也不敢講了，對傅崇碧態度就好了，還說：“不要講了，這個問題搞清楚了。”

二度出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林彪企圖拉攏傅崇碧，傅婉言拒絕，得罪了林彪。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萬人大會上，林彪宣布了中央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職務、撤銷余立金空軍政治委員的職務、撤銷傅崇碧北京衛戍區司令職務的決定。其實在兩天前，傅崇碧已被弄到瀋陽，名義上擔任瀋陽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實際上是被監控起來。此後，傅崇碧在瀋陽、遼源被監禁長達7年之久。夫人黎虹和子女都被專案組趕到了瀋陽，改了名，編了號。兒子傅欣也被解除軍職勒令回家。就這樣，傅崇碧一家被清理出北京，北京戶口也沒了。

“九·一三”事件后，一批被打倒的老幹部得到解放。1973年的一天，毛澤東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講：“楊、余、傅都要翻案，這些人的問題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一面之詞，所以犯了錯誤。”1974年秋，周恩來專程到長沙，向毛澤東彙報情況。毛澤東問：“楊成武和余立金都出來了，為什麼傅崇碧還沒有出來？”後來毛澤東從長沙回到北京，中央政治局開會時，毛澤東發了火，說：“傅崇碧在什麼地方？你們說在北京，在北京我要見他。”這樣，江青等人才派了飛機匆忙去東北接傅崇碧。

一到北京，葉劍英、聶榮臻老帥派人來看他，並給他打招呼：“只帶耳朵不帶嘴。”第四天下午，周恩來派人把傅崇碧接到了305醫院。周恩來一見到傅崇碧，就緊緊握住他的手，使勁地搖，說：“見到你，我太高興了！太高興了！”

1975年4月，中央軍委任命傅崇碧為北京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司令員為陳錫聯，第一政委紀登奎，第二政委秦基偉。紀登奎、秦基偉和傅崇碧3個人主持日常工作。陳錫聯因為在中央軍委工作，不常在軍區。

被正式任命前，周恩來、聶榮臻、葉劍英找傅崇碧談話。周恩來對傅崇碧說：“有人不歡迎你在北京工作，要你到廣州或者成都、昆明去。”周恩來接著說：“你就在北京，把你的衛戍區工作再搞起來吧。”

1975年初，江青在京西賓館接見來京開會的各省市負責人時，通知傅崇碧參加。江青和與會者一一握手。走到傅崇碧跟前時，江青說：“我們是老相識了。你回北京是我和主席說的。”顯然，江青是想讓傅崇碧說些感謝她的話。但傅崇碧沒有說，只是說：“感謝毛主席！感謝黨！”江青一聽，握著傅崇碧的手一下甩開了，很不高興地走了。

1977年9月12日，粉碎“四人幫”一年後，中央軍委任命傅崇碧為北京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就這樣，相隔11年之後，傅崇碧二度出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他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惟一兩次擔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將軍。

（據《共鳴》2003年第3期何立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