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埃落定

小說講述了一個聲勢顯赫的藏族老麥其土司，在酒後和漢族太太生了一個傻瓜兒子。這個人人都認定的傻子與現實生活格格不入，然而就是這個傻子卻有著超時代的預感和舉止，不以常理出牌，在其餘土司遍種罌粟時突然建議改種麥子，結果鴉片供過於求，無人問津，阿壩地區籠罩在飢荒和殘廢的陰影下。大批饑民投奔麥其麾下，麥其家族的領地和人口達到空前的規模，傻子少爺因此而娶到了美貌的妻子塔娜，也開闢了康巴地區第一個邊貿集市。傻子少爺回麥其土司官寨，受到英雄般的待遇，也遭到大少爺的嫉妒和打擊，一場家庭內部關於繼承權的腥風血雨悄然拉開了帷幕。最後在解放軍進剿國民黨殘部的隆隆炮聲中，麥其家的官寨坍塌了。紛爭、仇殺消失了，一個舊的世界終於塵埃落定。

參考資料

阿來從小在藏族地區長大，阿來的《塵埃落定》創作思路時，坦言自己受到藏族文化的深刻影響，無論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創作方法的借鑒，語言的運用等等，都和一種藏族精神緊密結合在一起。“傻子二少爺形象的塑造就受到阿古頓巴的影響。小說寫於1994年，由於阿來沒有名氣，被十幾家出版社退稿，當時流行的是兇殺色情，大部分編輯都認為純文學沒有市場。1998年，在阿來已經不抱希望的時候，人民文學出版社將該書出版。

老麥其（土司）

老麥其土司是個極具個性的形象，作品一開篇，就讓人感受到了他身上的霸氣。他與活佛之間有這樣一次對話。活佛是借雕喻土司，而土司則是以鷹自指，這形象地展示了麥其土司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王者風範，也表現了麥其土司良好的自我感覺。他認為天下所有的好的事物理應歸他所有，這就滋生出無限的私慾和貪婪。傻子二少爺的眼中，父親是：聰明人，麥其土司。作品中以麥其土司來代表整個土司階層，也代表著那些私慾膨脹的聰明人們。他們自以為是，目光短淺，只知在小小的康巴高原上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連綿不斷地鬥狠鬥法，完全不聞不理不問外面的世界是否正在起變化。老麥其土司斂財、貪色、專制。他為滿足情慾而霸佔了最為忠誠的查查頭人的妻子，並順勢擄去他的家產，結果埋下了仇恨的種子；他貪圖權欲，把其他土司玩弄於股掌之中，甚至上演禪讓的把戲，待到大兒子旦真貢布被人刺殺致死後，反而精神大振似年輕了二十歲，又充滿了當土司的活力。展現出麥其土司由於對權力的貪戀，棄倫理、手足、親兒於不顧，極度地放大了私慾下人性的扭曲。同時，封閉的環境、凝滯的思想，使他只習慣於聽自己熟悉的聲音，拒絕任何他種聲音的介入，所以試圖闖入土司的領域散布先進思想的書記官翁波意西就只能被列入行刑的對象了。麥其土司統治一切佔有一切，卻在統治和佔有中逐漸迷失自我，淪為權力與慾望的奴隸。他失去理智的瘋狂，所極力斂集的財產，建立的政權，在隆隆的炮聲中灰飛煙滅。

翁波意西（書記官）

他是格魯巴教派的忠實追隨者，為宏揚禪宗教旨，宣揚先進理念，不辭勞苦，千里迢迢來到麥其土司的領域傳播新教，以代替那些充滿邪見的、戒律鬆弛的、塵俗一樣罪惡的教派。翁波意西對政治、經濟、宗教等歷史發展規律的預言，預示的是新的社會思想和理念和諧統一。這同時觸怒了麥其土司和當地教派，因此，他的苦難無法逃避。第一次的割舌，是因為他大膽地說：是那些身披袈裟的人把我們的教法破壞了，還指責野蠻土王對黑頭藏民的殘暴統治。他預言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潮流，卻違背了現實的統治意志；他認為所向無敵的教法沒有被接納，卻在被割舌後淪為被看作是野蠻人的土司的家奴充當了書記官。他的思想也被集權、暴虐的麥其土司妄圖像對待他的舌頭那樣連根拔除。但歷史車輪前進的腳步不會因此受阻，土司的官寨最終變成了塵埃，而翁波意西為之獻身的信仰也最終得到了肯定。他的精神姿態是值得人追尋的，他的明慧的歷史觀，寓喻著作者的理想，就像他親手栽種的菩提樹一樣，是塵埃落定後人們惟一能看清的東西。

二少爺（傻子）

他是漢藏混血兒，又是父親酗酒與母親清醒時的產物。他有著特殊的社會地位、家庭背景、生理特徵、智力水準、生活態度。在他身上，聰明與傻是兩個聚焦點。二少爺確實是個冒傻氣的人物形象。二少爺傻，可他有時候又相當聰明。淺層面地看，他能幾次機智地幫卓瑪圓謊話，能成功地指揮圍剿野畫眉的戰鬥。從深層次看，他能靈智地洞察身邊的每一個人，甚至每一件事：土司家庭內部、土司與頭人、土司與土司之間以及土司與家奴、百姓之間等圍繞權力爭奪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他開倉濟民，倍受愛戴；他開闢前所未有的邊境貿易市場，在土司的立場上第一次把禦敵的堡壘變為市場，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了土司間的矛盾衝突。他的舉動一次次讓聰明人吃驚萬分，他似乎擁有左右世界、透視未來的神奇力量。傻子二少爺和智者翁波意西表面上看他們站在智性的兩級，但他倆就恰似地球儀上的東經180度和西經180度，貌似南轅北轍，實際卻是站在一條方位線上的人。在麥其家族所有的人當中，他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接受了翁波意西的影響的人。傻子二少爺具有類似巫人般的特異功能的影子，傻子對客人的到來、官寨里出事、復仇殺手的幾次現身、旦真貢布的被刺都有未卜先知的預感。最後當仇人向他下手時，他平靜以對，以一個先覺者的敏銳與氣度，像一個真正高原男子漢那樣主動接受父親仇人的刀劍。就是這樣一個傻又不傻還帶著先知先覺的人，給人無限遐思。

藏民族部族生活的書寫

在《塵埃落定》的歷史敘述中，土司制度是一個情節樞紐或敘事重心，並詮釋著特定歷史時期藏族部族政治生活的主要內涵。土司制度是中國封建王朝採取的一項統御少數民族的政治懷柔政策，元明清時期廣泛在西南等民族地區施行，“以土製土”是這一政策的主要形式，其目的在於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統治。清雍正以後，清政府實行“改土歸流”，西南地區的土司制度大體趨於解體，但因特殊的文化、歷史因素，一些地方的土司制度殘餘仍延續到20世紀上半葉。

《塵埃落定》所描述的以麥其土司為代表的“嘉絨”部族，正是屬於這一情形。對“嘉絨”部族來講，土司制度是一種特殊的政治制度，表徵了他們在特定歷史時期政治生活的具體狀態與文化內涵，這在麥其土司司主身上得到了充分體現。對內，他是“皇帝冊封的轄制數萬人眾的土司”，有著“清朝皇帝頒發的五品官印”，實行世襲制，管轄“東西三百六十里，南北四百一十里的地盤”，與“三百多個寨子，兩千多戶”的百姓，向百姓徵收賦稅，在轄區內權力至高無上，有自己的官寨、專門的行刑人、書記官（二者也為世襲），有保衛自己的衛隊和為自己服務的活佛、喇嘛等宗教僧侶階層，甚至擁有相當數量的軍隊。如此，統治者、土地或領地、人民以及內部政治、經濟制度等等，在民族部族內部結成了一個政治生活的實體。對外，他一方面絕對服從中央王朝的政治統治，一方面則與汪波、拉雪巴、茸貢等其他土司往來，也與漢族人進行經濟、文化往來。土司制度在“嘉絨”部族流行了數百年，是民族生活與政治生活的複合物。而作為政治制度，它集中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藏族部族之間、部族內部以及他們與中原統治者的複雜政治、外交等關係，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藏民族的歷史生存樣態。

在描述土司制度的同時，《塵埃落定》也大量地描繪了嘉絨部族文化生活的情景，在表現民族思維與心理習慣中透視了藏族獨特的民族文化。與其他國內少數民族一樣，藏族是中國一個擁有著自己的民族語言文字與獨特民族文化精神的民族，有著自己的民族獨特的宗教信仰、心理習慣與情感表現。這對《塵埃落定》中描寫的、生活在漢藏交接地帶的嘉絨部族來說也是如此。在麥其土司內部，如果說，麥其土司司主是土司權力象徵的話，那麼，濟嘎活佛、門巴喇嘛、翁波意西書記官等人則是藏族民族文化精神的載體。濟嘎活佛是敏珠寧寺的和尚首領，他的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藏傳佛教的教義與獨特宗教信仰。他推崇佛法，慈悲為懷；堅持宗教的救贖精神，反對麥其土司種鴉片，以期遏制人們特別是民族上層統治者世俗慾望的惡性膨脹。而當強大的土司權力阻礙了他的教義傳布，特別是他為此不得不與世俗權力形成妥協時，他作為宗教家的內心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歷史的書寫

《塵埃落定》對嘉絨部族歷史的書寫，在很大程度上凸顯了阿來作為藏族作家的獨特民族身份，使他的文學創作打上了鮮明的民族生活的烙印。然而，對阿來來說，民族性或民族鄉土生活的書寫表達了他對藏民族生活的關注，同時表徵了他對文學某些獨特性的尋求，但卻並不是他文學追求的全部。《塵埃落定》還力圖表現一種普遍的人類情懷或人類意識，力圖從普遍人性的角度把握歷史深處的文化秘密。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嘉絨部族歷史的書寫只是阿來建構的一種歷史“客體”，而對人類普遍歷史之密的尋繹才是阿來主要的文學意圖所在。對權力的認識是《塵埃落定》所打開的尋繹歷史之秘的一條新的通道。阿來認識到，人類的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權力便開始成為社會生活的軸心，支配著人類的一切活動。無論世界其他民族還是嘉絨部族都是如此。在《塵埃落定》中，阿來按照自己的理解，從對麥其土司與僧侶、書記官等知識層關係的描述中展示了歷史生活中權力與知識的緊張關係。麥其土司代表權力，他遵循的生活邏輯便是維護自己的不可侵犯的權威。活佛或書記官翁波西代表著知識，他們崇尚史官意識，講究“秉筆直書”，仗義執言。二者的矛盾必然發生，儘管某些時候知識會因為現實環境順從權力，但二者關係的緊張狀態卻似乎永遠不會完結。現實的情況是，濟嘎活佛在麥其土司強大的權力下選擇“沉默”或屈從，乃至淪為御用文人，翁波意西被麥其土司關進大牢並割掉“說話”的“舌頭”，最終被處死。權力對知識佔有絕對的優勢，知識者墮入歷史的煉獄。知識者在民族生活中擁有知識，企圖參與歷史文化建構，然而卻被權力劃定了活動界限。然而，知識者的這種人生結局不僅意味著他們自身人生的悲劇，更意味著歷史理性的缺席，同時也反映了權力的泛濫及其嚴重社會危害。從中，人們似乎能聽見阿來對歷史未來的一種深切呼喚。

人生的荒誕

《塵埃落定》揭示了人生的荒誕主題。麥其土司等大量種植毒害人類自身的鴉片，並引起飢荒與戰亂等災害的普遍流行，是對大地的背叛，也是人性的異化，是荒唐的人類作出的荒唐的舉動。人與人之間，例如土司與土司之間、土司與下屬百姓之間甚至土司父子之間、土司兒子之間，因為利害關係不能和平共處，而是勾心鬥角，爭權奪利，充滿了流血鬥爭，則更是凸顯了“他人即地獄”這一荒誕主題。比如麥其土司先是無端地殺害查查頭人及殺手多吉次仁等，繼而又成天生活在多吉次仁一家復仇的恐懼心態或心理陰影中，則是強權的荒誕與悲哀。他當土司的所謂“好處”，竟是“晚上睡不著覺，連自己的兒子也要提防。”查查頭人無罪而被殺、殺手多吉次仁殺死查查頭人後旋被麥其土司殺人滅口，旦真貢布、傻子兩兄弟分別死於父親的仇人之手，普通百姓在土司發動的戰爭中成為炮灰，甚至連傻子少爺的出生也是土司醉酒的結果，等等，則無一不是命運的荒誕，是命運對人類的捉弄與嘲笑。荒誕使人類的行為、人性、命運均顯出悖謬，無法運用理性原則來加以闡釋，也使人類自身困惑不已。《塵埃落定》還特別揭示了個體生存的另一重要主題：虛無。虛無，指人生價值的虛無，是荒誕人生主題的延伸。在宇宙中，永恆的只有時間，其餘萬事萬物都是有限的，而個體的生命更是只有極其短暫的幾十年，最後不得不以肉體的消滅即死亡為歸屬。死亡使個體生命在生與死的兩極之中得到某種界定。

《塵埃落定》中的麥其土司等人物來說，他們雖說都曾活躍在嘉絨部族的歷史舞台，享受了所謂的人生富貴榮華，也曾經是他人生命的主宰者，弄權一時，縱慾無度，但最終大多都是以死亡與虛無為生命的歸屬的。麥其土司是在解放軍的炮聲中成為炮灰。他的漢族太太在歷史的巨變中吞鴉片自殺身亡。土司的兩個兒子，先後被複仇者殺死——“作品的敘事人傻子少爺，實際上是一個早已死亡的亡靈。就連手握重權的國民黨黃師爺以及姜團長等，都在戰火中走向死亡。更有甚者，他們所依仗與希望世代沿襲的土司制度，也在歷史潮流的沖刷之中蕩然無存了。不妨看看小說中傻子少爺的兩段描述：我確實清清楚楚地看見了結局，互相爭雄的土司們一下就不見了。土司官寨分崩離析，冒起了蘑菇狀的煙塵。騰空而起的塵埃散盡后，大地上便什麼也沒有了。”阿來在《塵埃落定》中沒有充當人們的哲學導師，告訴人們如何應對人生。然而，他卻以一個提問者的身份向人類自身進行了發問，追問人類如何認識自身的問題。作品中，傻子少爺表面上似乎是一個傻子，實際上卻是頭腦較為清醒的自我審視者。一方面，傻子少爺也是一個肉身的化身，有著正常人一樣的肉身慾望，同時生活在一個土司這樣的權勢者家庭，與哥哥一樣有著相同的生存背景與對權力與生俱來的慾望。另一方面，傻子少爺不斷地反思歷史，力圖以理性的態度應對生活與環境。而當他無法區分自己的聰明與愚昧或歷史的正確與錯誤時，他便不由自主地對自己發出了強烈的追問，一個不停地自問“我是誰”和“我在哪裡”以及“當土司能得到什麼”等問題。這種發問，不僅是對他本人的發問，同時也是對麥其土司、土司太太、哥哥旦真貢布等的發問，或者說是對整個人類（你、我、他的發問，是對權力、慾望、荒誕、虛無等人生命題的發問。人類發展到今天，未必真正認清了“自我”。傻子少爺因此可能找不到答案，充滿了無可奈何的困惑，但他不停地追問，並堅持對父輩的審視，這不但是人類主體意識彰顯的表現，也體現了一種對抗荒誕與虛無人生的積極態度。

語音

《塵埃落定》明快靈動的語言風格首先表現為作品明朗靈動的語音節奏。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是交際得以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同時，語音也是提高語言表達效果的重要因素，是重要的修辭層面。“語音修辭是通過對語音的選擇、組合和調配來增強語言的表現力和感染力，提高語言表達效果的一種修辭方式。”作家阿來將押韻、平仄和摹聲作為主要的語音修辭手段加以使用，豐富了作品語言的語音層次，增加了語言的節奏變化，賦予了作品語言明朗、靈動的節奏特點，也使作品表現出了明快的語言風格。

押韻是通過“有規則地交替使用韻母相同或相近的音節，利用相同或相近的聲音有規則地迴環往複，增加語言的節奏感和音樂美，使作品和諧統一”的修辭手法，是漢語里調節句子節奏的重要手段。押韻是《塵埃落定》中使用較多的語音修辭手法之一，作家將押韻作為調整句子節奏的重要手段，營造出明朗、舒暢的語言節奏，奠定了作品明快的語言風格。平仄，《塵埃落定》的語言節奏不但是明朗的，還是靈動的。靈動的語音節奏源於作家對語音變化的強調。變化的語音節奏能夠突出語句的節奏感，帶給讀者富於變化的節奏感受。作家阿來主要是利用平仄交替來增加作品語言在節奏上的變化的。要達到靈動的語音效果，關鍵在於變化，在於造成不同語音成分之間的對比。只有突出不同語音成分的區別特徵，讓不同的語音成分相互對比、彼此映襯，才能獲得靈動的語音效果。由於漢語在語音上最明顯的變化是聲調的高低錯落，因此在現代漢語中構成靈動美感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聲調的平仄交替。漢語中平聲高而揚，仄聲低而沉，二者高低對比明顯，恰能造成靈動變化的語音感受。阿來也十分重視營造靈動的語言美感，因此在《塵埃落定》中也做了許多平仄相繼的安排。摹聲就是對客觀世界的聲音加以模仿的語音修辭手法。摹聲手法在《塵埃落定》中的使用主要表現為對擬聲詞的運用。擬聲詞是指那些為了描摹聲音而構成的詞語。作家阿來在《塵埃落定》中使用了多達幾十種不同的擬聲詞，擬聲詞的廣泛使用對調節句子節奏，增加語言的節奏變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時擬聲詞對各種聲音的生動描摹，“使人感受到事物的生動性和內在的旋律”給人如聞其聲的真切感受，也增加了語言的表現力。

辭格

《塵埃落定》的文學語言美感十足，關鍵還在於作品對多種修辭格的把握和運用。作家阿來通過對比喻、擬人、移就三種修辭格的巧妙運用，使作品語言更加生動、活潑，凸顯了作品明快、靈動的語言美感。比喻，明快、靈動，既強調錶達的明確、清楚，又強調錶達的新鮮、陌生，這就要求語言具有突出的形象感。有了形象，語義的傳遞就可以利用讀者的聯想，形成畫面，使信息變得更加具體、生動；有了形象，信息的傳遞就可以與個體獨特的生活體驗相聯繫，擺脫表達常規。比喻恰恰是營造語言形象感的最常見的修辭手法。據統計《塵埃落定》中共使用151處比喻，遠遠多於擬人的31處和移就的12處，從數量上人們就可以看出比喻是作家使用最多的修辭手法。阿來在《塵埃落定》中大量運用比喻，將比喻作為增加語言形象美感，構成作品明快、靈動風格的最主要手段。比喻，又叫“譬喻”，俗稱“打比方”，早在《詩經》中就被用作重要的修辭手法。《文心雕龍·比興》中說：“比者，附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具體說來“就是根據心理聯想，抓住和利用不同事物的相似點，用另一個事物來描繪所要表現的事物。”《塵埃落定》中的比喻具有形式、聯繫多樣、虛實搭配、出奇制勝的特性，體現出明快、靈動的語言特色。

比喻

豐富多樣，《塵埃落定》中的比喻句數量眾多，卻不是一味重複，而是各具新意，表現出了突出的多樣性。多樣的比喻增加了語言的變化，豐富了語言的畫面感，使文章表現出明快、靈動的風格。《塵埃落定》中比喻的多樣性主要表現在形式多樣和聯繫各異兩個方面。形式多樣，從構成形式上看，比喻包括三個基本要素：本體、喻體和喻詞。“本體”就是所描繪的對象；“喻體”則是用來打比方的事物；而連接本體和喻體的詞語則稱為“喻詞”。《塵埃落定》的作者使用了眾多的比喻句，並著意利用這些比喻句形式上的差異營造出了一個形式多樣、富於變化的比喻系統。形式多樣首先表現為明喻、暗喻和借喻的交互運用，比喻句在形式上的差異最明顯地表現為句中本體、喻體和喻詞三個要素的隱現。依據這三個要素的隱現，人們可以將比喻句分為：明喻、暗喻和借喻三類。《塵埃落定》中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種比喻形式的交互使用，為作者營造形式多樣、富於變化的比喻系統提供了幫助。聯繫各異，聯繫是建立語言形象美感的基礎，比喻則是文學作品里建立聯繫的重要修辭手段。老舍認為“比喻能把印象擴大增深，用兩種東西的力量來揭發一種東西的形態或質感，使讀者心中多了一些圖景。”就是說打比方和用來打比方的兩個事物通過比喻的聯繫能夠成為相互依存的整體，使讀者在閱讀時獲得觀言知貌的形象感，使文章的語言表達更加透徹、明快。達到這一效果的關鍵就是要抓住本體和喻體之間的相似點，建立超常聯繫。《塵埃落定》的作者阿來不但精準地抓住了本體、喻體之間的相似點，還利用不同的相似點建立起了一個聯繫各異的比喻世界。虛實搭配，比喻的使用首先是為了幫助作者更好的表達句義。只有清楚的傳達了句義，才可能進一步談到提高表達效果。《塵埃落定》中的比喻為了更清楚、形象地傳達句義往往採用以實喻虛、以虛寫實的方法，在虛與實的變化中為讀者提供形象化的理解通道。達到了明確句義、促進表達的效果，使讀者獲得了明快、舒暢的審美感受。

擬人

擬人就是將物“人格化”，藉以引起讀者的共鳴。擬人是《塵埃落定》中另一種比較常見的修辭格，共出現31處，僅次於比喻。擬人手法的使用對於作品語言靈動、明快風格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塵埃落定》里情感的釋放並不是一味的進行平鋪直敘的渲染，還通過利用擬人手法使這些情感如涓涓細流一般潺潺流進讀者的心田。把頭人氣得直翻白眼，卻又不好發作，他只好仰起臉來，讓萬里無雲的天空看看他的白眼。“我”掀開帳篷門，一方月光跟著溜進來，落在塔娜身上。罌粟擠出它白色的乳漿，就像大地在哭泣。它的淚珠要落不落，將墜未墜的樣子，掛在小小的光光的青青果實上無語凝咽。描寫的是查查頭人發覺自己的妻子央宗與麥其土司言行曖昧后的舉動。頭人對土司的行為是憤怒的，因此是“白眼”。但出於對土司權勢的畏懼，他不但不敢出言制止，就連“白眼”也只敢讓“人格化”的天空“看看”。作者通過對查查頭人“讓萬里無雲的天空看看他的白眼”這一動作的形象化描寫，充分的表現出了查查頭人敢怒不敢言的內心情感。例則是寫傻子在和妻子塔娜吵完架后重新見到妻子時的情況。

作者不寫傻子溜進屋子，卻使用擬人手法轉寫“月光跟著溜進來”用靈動、形象的景物描寫向讀者暗示傻子害羞的心情。是對麥其土司引種的罌粟第一次成熟時的情景的描寫，作者將罌粟“人格化”，用“眼淚”、“無語凝咽”描寫罌粟的果實，對罌粟即將帶給這片土地的災難做出了預言。句中雖然用詞平淡，卻蘊含了明確的情感指向。作者使用形象的擬人對成熟的罌粟進行了細緻的描寫，字裡行間流露出對種植罌粟這一決定的惋惜與譴責。作家自己只能作為一個無能為力的後來人，記錄下種植罌粟這個宿命般的決定。阿來對罌粟果實形象的擬人描寫，充分地表達了自己內心擔憂、失落甚至莫名恐懼的複雜情感。可以說對罌粟描寫的越形象，它所蘊含的情感也就越充沛，給讀者帶來的情感衝擊也就越深刻。這樣擬人在作者筆下就具有了雙重功用。從字面來看，擬人的運用將事物“人格化”，使描寫更加具體生動，增強了語言的形象感；從情感上看，“人格化”的客觀事物成為了作者寄託感情、袒露心聲的重要載體。客觀事物中蘊含的豐富感情反過來進一步升華了事物的形象，最終提升了語言的整體形象感，呈現給讀者明快、靈動的閱讀美感。

移就

除使用比喻和擬人外，阿來還將移就作為構建語言明快、靈動風格的重要修辭方法加以運用。所謂移就就是當“甲乙兩個印象連在一起時，作者就把原屬甲印象的性狀移屬於乙印象”的一種修辭方法，常見的是把人的性狀移屬於非人的事物。移就重在“移”，通過性狀的轉移，賦予原本無此性狀的事物以性狀。阿來在《塵埃落定》中通過對移就的巧妙運用達到了移情於物、以物顯情的目的，賦予了語言明快、靈動的詩意。

句式

句式的選擇同樣也是阿來在作品中體現含蓄厚重語言風格的重要方面。與為了突出明快、靈動之美而選擇的短句和散句不同，阿來主要通過利用長句和整句來表現文章的含蓄厚重之美。與短句和散句不同，長句、整句結構嚴整、說理周詳、感情細膩，表現出含蓄、厚重的語言美感。作家阿來合理調配各種句式資源，在以短句、散句為主的作品中穿插使用長句和整句，讓作品語言表現出含蓄、厚重的特點，豐富了作品的語言美感。

《塵埃落定》這部小說視角獨特，“有豐厚的藏族文化意蘊。輕淡的一層魔幻色彩增強了藝術表現開合的力度”，語言“輕巧而富有魅力”、“充滿靈動的詩意”，“顯示了作者出色的藝術才華”。

——第五屆茅盾文學獎評委會評

《塵埃落定》都有許多讓人覺得新鮮和特別的地方，它敘述的是發生在中國的邊鄙之地的一群藏族土司之間的奇特故事；作者自覺地追求語言的詩性效果，創作了許多頗具詩情畫意的意象，使讀者強烈地感受到作者的精神氣質和美學追求。但是，讀完作品，仔細品味，不難發現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敘事視角的轉換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缺陷。

——揚州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博士生劉滿華

參考資料：

阿來，男，藏族，出生於四川阿壩藏區的馬爾康縣。畢業於馬爾康師範學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雜 志主編、總編及社長。1982年開始詩歌創作，80年代中後期轉向小說創作。2000年，其第一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第5屆茅盾文學獎，為該獎項有史以來最年輕得獎者（41歲）及首位得獎藏族作家。2009年3月，當選為四川省作協主席。其主要作品有詩集《棱磨河》，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散文《大地的階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