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妮
原北京外國語大學任俄語教授
蔡妮（1922--2012），我黨早期卓越領導人、中國無產階級傑出革命家蔡和森、向警予的女兒、北京外國語大學離休幹部、俄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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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妮，1922年4月出生於上海。蔡和森、向警予為愛女取名“妮妮”，紀念“向蔡同盟”在法國蒙達尼的結合。
1929年，蔡妮跟隨父親到達蘇聯，後來蔡轉、李特特、蔡博也先後離開家鄉，被送往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融入到了這個彼此不分民族、膚色、語言的國際大家庭里。
1929年前往莫斯科兒童院，在醫科大學讀書期間，和同學們積極參加了反法西斯戰爭。1953年回國在北京紅十字醫院當醫生，1975年調入北京外國語大學任俄語教授，1986年離休。
2010年，俄羅斯總統簽發，俄駐華大使親自向其頒發參加原蘇聯衛國戰爭的中國老戰士勳章。
因病於2012年6月7日上午10時58分在上海華東醫院去世，享年90歲。
蔡妮在父母親結婚地法國小城蒙達尼
1941年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后，正在莫斯科不遠的蔡妮，轉移到莫斯科以東300公里的伊萬諾沃市，進入第一國際兒童院學習與生活。這裡，有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兒子劉允斌，趙世炎的兒子趙亞夫、趙施格，張太雷的兒子張芝明，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羅亦農的兒子羅西北等，還有世界許多共產黨領袖人物的子女。同年冬天，德國軍隊進攻莫斯科，伊萬諾沃市情況危急，準備疏散市民。這裡雖然沒有遭到敵機轟炸和襲擊，但蔡妮與同學們總要東躲西藏。一聽到警報，就得鑽進防空洞里，有時一蹲就是一個通夜，要等警報解除后才能走出防空洞來。為了以防萬一，戰爭時代的蔡妮還忍痛燒掉了自己珍藏的一本俄文版小冊子，但她一直珍藏著父母親的照片。“在那本名叫《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小冊子上面，有李立三撰寫的關於我父母的文章。”蔡妮回憶說，“當時為了安全，為了活命，不得不這樣做，但我沒捨得燒掉爸爸媽媽的照片，我只留下了父母的照片。”
戰時的貧困、飢餓始終伴隨著蔡妮。當時的食品都是嚴格配給，只有學習好的同學才能每天吃到一次學校提供的午飯。而這樣的午飯也不過是只有幾片菜葉子的菜湯。正如蔡妮後來回憶說，“戰爭年代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是十分艱難的，許多人都因飢餓而浮腫”。為了能吃飽，她常要賣掉衣服去換黑麵包和黃油條，還時常和同學們去樹林里采野果子充饑。沒有鞋子的時候，就穿上共產國際發的那雙木鞋。伊萬諾沃市太冷，連晚上睡覺都要穿著衣服、戴著頭巾。最使蔡妮難忘的是衛國戰爭勝利日。“那是值得永遠牢記的偉大節日。5月9日那天，伊萬諾沃市所有人都走上街頭和廣場，我們見到那麼多幸福的目光和微笑。素昧平生的人們相互擁抱和親吻，軍人們在人們的‘烏拉’聲中被拋向空中。擴音器中傳出音樂，人們像孩子一樣歡樂地跳舞，到處可以聽到歌聲。”蔡妮曾多次津津樂道地這樣回憶過去。
蔡妮在蘇聯度過了24個春秋，從幼兒園、小學、中學直到莫斯科醫學院畢業。她深深地愛上了蘇聯，愛這個民族的人民和文化。半個多世紀過去后，蔡妮對留蘇生活仍記憶猶新。她說：“蘇聯是我成長的第二故鄉，但我的事業還是在我們的祖國——中國。”
蔡妮夫婦
1953年11月，蔡妮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國。因為父母早於戰爭年代就壯烈犧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親人是姑媽蔡暢和姑父李富春。當她被分配到北京兒童醫院去上班時，姑父與姑母對她的贈言就是：“要好好地為人民服務”。她在北京兒童醫院當了3年多的兒科醫生后，組織上於1957年把她調到了北京紅十字醫院。論醫治病，蔡妮是稱職的，但當醫生得給病人書寫病歷，因不善寫中文，這就使她為難了。於是，她向組織提出要求，請求到北京大學進修中文，或去從事翻譯工作，而醫院因工作的需要，怎麼也不肯放她走。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蔡妮離開醫院工作，調入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系，當了一名俄語教授。她的俄語與她的醫學一樣，功底很深。她在蘇聯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時，就與毛岸英代表中國兒童出席在白俄羅斯首府召開的國際兒童會議，毛岸英用中文講演，由她作俄語翻譯，宣傳中國抗日戰爭。她還在伊萬諾沃師範大學歷史系專修過俄羅斯歷史。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的蔡妮，以一口流暢動聽的俄語，主講俄羅斯概況及歷史，深受全院師生們的歡迎。她在這裡一直工作到1986年離休。
晚年蔡妮住在北京東城區一個環境幽雅的四合院里，與愛人洪戈及子孫三代安享晚年。她十分關愛家鄉湖南，對70多年前在家鄉生活過的情況記憶猶深，並多次和兄弟姐妹們一起回家鄉參加父母親的大型紀念活動。因病於2012年6月7日在上海華東醫院去世，享年90歲。
蔡妮的愛人洪戈，河北樂亭人，1921年3月24日出生，1949年同蔡妮結為伉儷。曾任冶金工業部副部長、顧問等職。其女兒王小莉，1950年出生，與女婿李吉元同在冶金工業部地質研究所工作，現已退休。兒子王宏，1954年出生，在北京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工作。（作者：羅紹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