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組成國家的整體外交。參與公共外交的國家應從各種角度向外國公眾表達本國國情，說明本國政策，解釋外國公眾對本國的不解之處，同時在國際交流中了解對方的有關觀點。開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國的形象，改善外國公眾對本國的態度，進而影響外國政府對本國的政策。”可用下圖描述公共外交的範疇及其與政府外交的關係。狹義的或者古典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是指一國政府與國外民眾的外交形式，它的活動手段包括文化交流項目、國際廣播和網際網路等，其主要表達形式是信息和語言。而在當今日新月異的網際網路時代，公眾通過網際網路等現代信息手段能夠更廣泛地參與到公共外交活動中來，或者有更多的公眾行為具有公共外交效果。相比而言，趙啟正提出的中國版的公共外交定義更具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

各國對公共外交的定義歷來各有不同，如日本、美國等都有對其不同的定義。目前，美國出現的“新公共外交”的概念與趙啟正中國版的公共外交定義殊途同歸、不謀而合。

“公共外交”作為一個術語，首次出現是在1965年，當時美國塔弗茲大學弗萊舍法學院系主任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 將其定義為：“公共外交旨在處理公眾態度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實施所產生的影響。它包含超越傳統外交的國際關係領域：政府對其他國家輿論的開發，一國私人利益集團與另一國的互動，外交使者與國外記者的聯絡等。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觀點的流通。”在當時，公共外交主要指美國新聞署所從事的非傳統性外交活動，如包括國際廣播在內的信息活動及教育文化交流活動等。1987 年, 美國國務院《國際關係術語詞典》把公共外交定義為：“由政府發起交流項目，利用電台等信息傳播手段，了解、獲悉和影響其他國家的輿論，減少其他國家政府和民眾對美國產生錯誤觀念，避免引起關係複雜化，提高美國在國外公眾中的形象和影響力，進而增加美國國家利益的活動”。1997年美國政府將新聞署併入國務院時的政策設計小組認為公共外交是通過理解、增進和影響外國公眾的方式來促進美國國家利益的實現。2009年七月，胡錦濤總書記在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的講話上，首次提出中國要開展公共外交，這標誌著公共外交正式提上政府的議事議程。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外交部部長楊潔箎第一次公開談論公共外交。

對於公共外交的內涵，歐美各國未有太大分歧，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公共外交與國際關係理論的關係問題，即公共外交能否登上國際關係理論的“大雅之堂”。公共外交是以信息和語言為主導的外交決策行為，以國外民眾為對象，它強調外交實施國(主體)與國外民眾(受體)的“合作”關係，這與國際關係中衝突常有而合作不常有的“無政府狀態”前提是相矛盾的。

“公共外交”是一種面對外國公眾，以文化傳播為主要方式，說明本國國情和本國政策為主要內容的國際活動。它對政府的外交工作有相輔相成的支持性意義。進行公共外交的主體包括政府外交部門，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組織，如民間團體、大學、研究機構、媒體、宗教組織以及國內外有影響的人士。他們可以藉助各自的領域和國際交往的舞台，面對外國的非政府組織、廣大公眾，甚至政府機構，從不同角度表達本國的國情和國際政策。公共外交比起我們熟悉的“民間外交”的內涵更豐富。

總論

儘管公共外交的活動可以追溯久遠，但長期以來主要作為軍事、安全、經濟等問題的附屬物來對待。在西方，公共外交應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開始逐漸引起注意。學者們對公共外交的重視則更晚，基本上從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進行系統研究。有學者認為，公共外交研究脫胎於文化外交研究，比如英國把公共外交稱為文化外交。如果按照這種觀點，公共外交的研究起源應當追溯久遠。事實上，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是不同的：前者是強調一國的政府對另一國的民眾開展的著眼於塑造良好國家形象的交流和傳播活動，所使用的手段不僅僅是文化手段，也包括經濟手段、政治手段和其他社會交往手段；文化外交則是指國家僅僅運用各種文化手段推進其對外政策的實施，是一種強調政府之間的文化合作活動。當然，兩者的目的相同，都是“在其他國家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以獲取國外輿論的理解和支持，從而為外交政策的實施鋪路搭橋。”因此，從公共外交的提出來看，公共外交的研究應當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

20世紀50年代

在上世紀50年代之前，美國關於公共外交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對外宣傳和文化活動的研究階段。1953年，美國國務院負責公共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愛德華·W·巴雷特（Edward W. Barrett）出版了《真實是我們的武器》（Truth is our weapon）。當時國家安全委員會NSC-68號文件提出要和蘇聯展開大規模的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巴雷特認為應該把宣傳作為同蘇聯競爭的一個重要武器。其實，正如他在書中所說，“美國的國會議員，正像一般的美國大眾一樣，對於宣傳的內容普遍抱懷疑態度，但是，如果你以戰爭的面貌出現，從國會獲得撥款就會很容易。”可見，在巴雷特看來，公共外交等同於宣傳，並且最終服務於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實際需要。另一位外交官奧倫·斯蒂芬斯（Oren Stephens）在1955年出版的《公正世界的事實：美國的海外信息活動》（Facts to a Candid World: America's Overseas Information Program）則直接把公共外交等同於“宣傳”（propaganda），他認為獨立宣言就是“第一個首要的宣傳手冊”。總體來看，公共外交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源自於戰爭的需要或者冷戰的需要，比如巴雷特的著作從根本上是杜魯門政府發動“真理之戰”的工作心得，巴雷特作為直接的實施者對於宣傳的巨大作用感同身受，得出美國應該把對外宣傳作為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結論並不奇怪。但是，宣傳在美國上下的名聲終究十分糟糕，因此，杜魯門政府並沒有確立把宣傳作為政府機構的組成部分，公共外交沒有在美國政府內部確立獨立的地位。直到在戰爭中對宣傳的效果深有感受的艾森豪威爾將軍入主白宮之後，才在國會權威人物威廉·J·富布萊特、希肯盧伯、洛克菲勒等人的支持下，頂住麥卡錫主義的重重壓力，於1953年8月1日建立了美國新聞署，開始確立公共外交的獨立地位。儘管如此，公共外交的另外一些重要項目比如教育文化交流、政府公關等活動仍然在國務院的管轄之下，美國新聞署的職能也不明確，僅僅是“傳播消息，而不應該再做超越這個界限的事情”，“美國新聞署不應該試圖說服其聽眾相信什麼。”

20世紀60年代

20世紀60年代，肯尼迪政府對公共外交比較重視，對公共外交的研究也進一步深入，特別是把教育文化交流納入公共外交的軌道。肯尼迪當選總統之後不久，立即組織各方面對對外事務進行調查研究，在美國新聞署建立了弗里-戴維森（Free-Davison）特別調查委員會，對公共外交事務進行調查，並提交了一份相當有學術水準的報告，提出建議將國務院國際合作署的教育文化交流項目和商務部的國際展覽活動移交美國新聞署，並將美國新聞署更名為“國際交流署”或者“美國文化交流署”。同時，一些外交官也提議擴展美國新聞署的職能，“美國新聞署的目的應該是說服對方，而不僅僅是讓對方了解。”肯尼迪對這些意見都比較看重，但當時受到了參議員富布萊特等人的反對，肯尼迪總統權衡再三最終沒有採納。但是，肯尼迪總統採取了“只做不說”的策略，委派在美國新聞界頗有影響且在美國民眾中家喻戶曉的著名節目主持人、CBS的副總裁愛德華·R·默羅（Edward R. Murrow）擔任美國新聞署署長（1961-1964）。默羅本身能力突出，曾經用朝鮮戰爭的事實報道反擊麥卡錫主義，並且深受肯尼迪總統的信賴，在任期間解決了美國新聞署內部工作混亂的狀況，並鼓勵學者和外交官積極探索新的工作思路，推動了美國新聞署的工作開展，創立了業內同行一致稱讚的關於新聞公正、社會責任、報道觀念等方面的“默羅遺產和傳統”。同時，默羅對公共外交的支持和鼓勵對學者們的研究影響巨大，一大批研究公共外交的著作出版，形成了一個小高潮。比如菲利普·庫姆斯（Philip Coombs）於1964年出版的《對外政策的第四層面：教育與文化事務》（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比較系統地研究了美國在國外開展的所謂“仁慈的教育文化交流活動”，以及如何通過這些活動來“反擊共產主義的擴展”。再比如羅伯特·布洛姆（Robert Blum）主編的《文化事務與外交關係》, （Cultural Affairs and Foreign Relations，Englewood Cliffs, 1963）、泰瑞·L·狄貝爾和沃爾特·R·羅伯茨（Terry L. Deibel and Walter R. Roberts）主編的《文化與信息：兩項外交政策功能》（Culture and Information: Two Foreign Policy Functions，Washington, 1976）、查爾斯·弗蘭克爾（Charles Frankel）出版的《被忽視的對外事務：美國的對外教育與文化政策》（ The Neglected Aspect of Foreign Affairs: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olicy Abroad，Washington, 1966）、阿瑟·霍夫曼（Arthur S. Hoffman）主編的《國際傳播與新外交》（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 Diplomacy，Bloomington, 1968）、查理斯·A·湯姆森和沃爾特·H·C·萊威斯（Charles A. Thomson and Walter H.C. Laves）出版的《文化關係與美國對外政策》（Cultural Rel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Bloomington, 1963年羅伯特·E·埃爾德（Robert E. Elder）出版的《信息機器：美國新聞署與美國外交政策》（The Information Machine.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68）。此時的研究已經明確提出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概念，在內涵上也開始注重教育文化交流活動，進而把信息活動和教育交流活動作為公共外交的主要工作內容，公共外交的框架已經確立。

但是，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實踐性和操作性更強一些，缺乏理論性和分析性，被看作是“另類思考”，雖然觀點新穎，充滿創意，但在有無必要、其效果如何等問題上都沒有很好地解決，相比美蘇冷戰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大格局，公共外交顯然缺乏依託的現實基礎。因此，這些研究成果並沒有及時地被政府接受，影響也極為有限。

20世紀70年代

進入上世紀70年代之後，現實主義外交思維根深蒂固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外交班底對公共外交更是不屑一顧，對他們來說，東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僅僅是使得美國的大戰略更加複雜化，真正推動意識形態緩和的不是公共外交，而是禁止核軍備競賽、承認歐洲的現狀以及促進商業關係。因此，外交理論研究界和外交官把研究的主要著眼點集中在軍備競賽、國際衝突、國際危機以及外交決策過程研究等方面。

20世紀80年代

進入上世紀80年代之後，由於卡特和里根總統對公共外交都比較重視。卡特將美國國務院教育文化事務局與美國新聞署合併，改稱美國國際交流署。同時，將對外宣傳諮詢委員會與教育文化事務諮詢委員會合併，改稱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專門負責對美國的公共外交實施情況進行評估和研究，出版年度報告。里根總統則在此基礎上增加了美國新聞署的預算，任命自己的朋友查理斯·L·威克擔任美國新聞署署長，並且實施“民間倡議”（Private Sector Initiative）和“真理工程”（Project Truth）兩大計劃，建立了全國民主基金會，美國公共外交的局面大大擴展，也帶來了公共外交研究的飛速發展，一大批專門研究公共外交的理論著作和文章問世。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所戰略研究中心的肯尼思·L·阿德爾曼(Kenneth L. Adelman)在1981年的《外交季刊》上發表文章《為美國鼓呼：當今時代的公共外交》(Speaking of America: Public Diplomacy in Our Time) ，文中認為，“作為一種傳遞人類價值和實施外交政策的工具，公共外交在過去被長期漠視。它能夠提高美國的國家利益，更能夠把自由帶到專職政治的灰暗區域。”而且，“個性（指里根對公共外交的重視）、技術（全球通訊網路）和歷史（伊朗和阿富汗親美勢力的削弱）的歸於一統，為這種努力提供了成熟的條件。”因此，作者主張美國政府應該大力加強公共外交，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同時，一些專門研究公共外交的理論著作相繼問世。比較有代表性的有：艾倫·C·漢森(Allen C. Hansen)在1984年出版的《美國新聞署：計算機時代的公共外交》(USIA: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Computer Age)，該書初版於1984年, 再版於1989年，是少有的系統研究美國新聞署的著作，主要從世界的計算機化角度分析美國新聞署地位和職能的巨大變化。特別是詳細考察了美國新聞署如何實現其使命以及如何進行改進，並對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如何開展公共外交進行了可貴的研究，是研究公共外交的必備參考資料。另外，還有理查德·F·斯塔爾（Richard F. Staar）1986年出版的《公共外交：美蘇之間的折衝》（Public Diplomacy: USA Versus USSR），肯尼思·L·湯姆森（Kenneth W. Thompson）1987年出版的《花言巧語與公共外交：回歸斯坦頓報告》（Rhetoric and Public Diplomacy : The Stanton Report Revisited），基弗德·馬隆(Gifford D. Malone)1988年出版的《政治倡議與文化傳播：組織國家的公共外交》，現供職於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前美國新聞署官員戴維·I·赫克奇考克（David I. Hitchcock）1988年出版的《美國公共外交》（U.S. Public Diplomacy）等都是該時期公共外交研究的重要成果。上世紀80年代的公共外交理論研究在60年代確立的概念基礎上，逐漸思考一些理論性問題，比如公共外交的社會基礎、公共外交與政治傳播、公共外交的技巧以及規律等等，觸及到了一些深層次的理論問題，但仍舊缺乏系統性，在邏輯上也比較粗糙，就事論事的研究仍然佔據了主流地位。

90年代（冷戰後）

冷戰結束之後，一些學者繼承了上世紀80年代學者們的研究成果，開始從全球化和信息社會的發展宏觀趨勢出發，從外交公開化和國際互動的寬廣視野審視公共外交的歷史發展和理論邏輯。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三本：

1990年，喬治城大學的漢斯·N·塔克出版了《與世界交流：美國海外公共外交》（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U.S. Public Diplomacy Overseas）一書，作者在書中承認外交談判保密的必要性，但認為外交關係不能僅僅依靠傳統的外交實踐進行管理，公共外交已經成為一個國家國際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個退休的前職業外交官，塔克通過考察美國新聞署和美國新聞服務處的運作情況對公共外交的實施者進行了評估，特別是媒體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特別考察了四個主要的案例：1950年代中期美蘇之間的文化關係、在巴西開展公共外交、與德國新一代交往以及1980年代在西德部署中程導彈。塔克得出結論，公共外交機構的職責是提供美國的多樣性和整體畫面，公共外交的可靠性依賴於其可信性和綜合性。塔克的研究雖然沒有強調外交藝術的政治和道德水準，但是他提供了一種重要的機制和文件，外事官員藉助它可以影響外國公眾的態度和意見。可以說，該書為公共外交和國際政治傳播提供了一本有用的手冊。

1994年，傑魯爾·B·曼海姆（Jarol B. Manheim）出版了《戰略公共外交與美國外交政策》（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Evolution of Influence : The Evolution of Influence）。曼海姆認為，戰略性的公共外交（以前通常稱為宣傳）從12世紀開始就存在了，雖然從中世紀以來在方法上更加複雜，但其目的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即通過影響外國公眾和精英輿論來獲取對該國外交政策的優勢。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將“形象管理”置於美國外交政策日程之中，通過與新聞記者、政治顧問、關鍵的政府官員進行訪談，考察這些活動在規模和複雜性上的變化，特別是通過海灣戰爭等案例的分析，並進一步對媒體對新聞進行管理的內容進行系統評估，以發現公共外交與外國輿論的影響力大小。作者通過十五年的悉心研究寫成本書，成為外交政策、媒體研究以及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書，在美國比較有影響。

1994年，密執安大學卡爾文學院的羅伯特·S·福特納（Robert S. Fortner）出版的《公共外交與國際關係》（Public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ymbolic Constructs of Summits and International Radio News），該書從傳播學的角度考察1987-1990年期間美蘇之間的高峰會議，集中考察廣播電台對峰會的報道情況，對每一方在公共外交實施上成敗進行評估，特別是對兩國在報道策略上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進的思路提出了有見地的對策。

總體來看，上世紀90年代美國公共外交的研究更加細緻，選題也更小而且多樣化，理論思考進一步深入。尤其是，把公共外交的研究引入了傳播學的軌道，開始在理論立足點上確定為政治學和傳播學的交接地帶。上世紀90年代的研究缺陷是沒有很好地確立公共外交的學術支撐點，在理論邏輯上還具有一定程度的搖擺性。同時，在美國國內學術界的影響仍然不大，不少人還習慣上把公共外交等同於宣傳，在冷戰結束的總體背景下，一些傳統戰略思維濃厚的保守人士（比如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極力主張取消美國新聞署，將其合併到國務院，1999年10月1日，美國新聞署正式併入國務院，成為政黨鬥爭的犧牲品。

21世紀初（“9·11”后）

然而，情況很快就發生了變化。“9·11”恐怖事件發生之後，公共外交得到了媒體、國會和美國思想庫等部門的重新關注。對於“9·11事件”，美國上下都在苦苦思索為什麼這樣的悲慘事件會在美國上演？人們很快便把主要問題歸結在公共外交的不得力上。可以說，“9·11事件”給自負的美國人上了慘痛的一課，媒體、國會、思想庫等機構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舉辦了大量的聽證和調查活動，都在反思“為什麼受傷害的是美國？”、“美國為什麼成為恐怖分子報復的目標？”著名的蓋洛普民意測驗所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國家形象進行了民意測驗，結果發現有53%的調查者認為自己不喜歡美國，特別是在穆斯林世界，對美國的敵對、反感甚至仇視正在升級。美國人經過反思發現，憎恨美國的“不僅僅是伊斯蘭人和阿拉伯人，甚至包括歐洲、拉美、東亞以及自己的盟國”，“美國的自大、自私、偽善、自我沉迷與輕蔑其他國家的形象深深種植在全世界人心裡”，“美國的形象問題不僅是地區性的，也是全球性的。”於是，關於加強美國公共外交的呼聲不絕於耳。在美國外交界頗有影響的對外關係委員會於2001年11月召集了一批獨立任務小組，集結政府、媒體、公共關係以及回教與區域研究專家，共同研究美國面臨的外交困境，得出結論是：“公共外交必須成為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中心要素。”

從2001年9月11日起，美國《外交季刊》、《華盛頓季刊》、《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等報刊雜誌發表了大量關於公共外交的論文，大部分論文的主旨是從各個角度論證美國開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雖然不少文章缺乏理論思考，但的確從不同領域出發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同時，一些著作也先後推出，比如蘭斯·本奈特（W. Lance Bennett）2003年出版的《新聞：幻象的政治學》（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桑德拉·西爾伯斯泰恩（Sandra Silberstein）2002年出版的《話語的戰爭：語言、政治學與9·11》（War of Words: Language, Politics and 9/11）、布雷吉特·納克斯（Brigitte Nacos）2002年出版的《大眾媒體恐怖主義：媒體在恐怖主義和反恐怖主義中的角色》（Mass-Mediated Terrorism: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Media in Terrorism and Counter terrorism）等。這些研究大部分集中於對“9·11事件”之後開展公共外交的理論依據、實施對策、注意的問題進行分析，由於時間比較短，研究略顯粗淺。但是，不難想見，在今後五年左右的時間裡，必定湧現出大量關於公共外交研究的成果。美國的公共外交研究正在迎來一個嶄新的時代。

在全球化時代，任何國家在實施公共外交時，都必須遵循一般的運作規律。

從內涵上來說，公共外交是一種公眾取向的雙向交流過程；

從目標上來說，公共外交具有知名度、美譽度和認同度的不同層次追求；

從戰略上來說，公共外交是一種目標細分的針對性極強的外交作業；

從組織上來說，公共外交是一種具有協同性的政治支援體系。

任何一個國家在開展公共外交的時候，都必須把握公共外交的內在規律，並與本國的外交實際結合起來，開創具有本國特點的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在國際交往場合無處不在，具有廣闊的舞台。公共外交隨時隨地都體現一個國家的形象：公共外交可以體現在一次文化展覽盛會上，又可以體現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或一次出口產品推介會上，甚至體現在人和人的一次交談中。

一是廣泛性。公共外交面向社會各個階層，包括官方與民間的各種雙、多邊對話交流，涵蓋經濟、教育、人文、傳媒、科技、體育、軍事等多個領域。二是互動性。公共外交不是單向灌輸，而是注重通過雙向交流，達成理解和共識。政府通過公共外交對公眾民意產生影響，民意也對政府決策產生反作用。三是漸進性。國內外形勢的不斷發展變化決定了公共外交工作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公共外交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循序漸進，持之以恆，細水長流，以量變促質變。四是間接性。公共外交工作中，政府更多的是發揮組織、推進作用，由媒體、民間組織、智庫、學術機構、知名人士及普通民眾活動為主。

馬振軒的民間外交：（以下內容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門戶網”）北京橋藝術中心董事長、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執行會長馬振軒認為，民間組織甚至普通百姓作為“中國故事”的講述者，將更加貼心。

馬振軒管理的中心位於車水馬龍的四惠橋邊，一棟並不起眼的平房裡別有洞天：不僅有可容納數百人的宴會大廳，貴賓會客間里還掛滿了數十張各國政要和駐華外交官來此參訪的照片。

通過與中國前外交官聯誼會的合作，馬振軒看到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外交的巨大優勢。“我們的特點是在交流中以尊重對方為基礎，以感情交流為主線，這更容易拉近我們與外國駐華機構和民眾的距離。”

溫家寶總理2010年12月訪問印度之前，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承辦了“中印文化節”，受到印度駐華大使蘇傑生等人的好評。

如果能做到政府和民間機構“兩條腿走路”，不僅可以建立更為長遠的感情基礎，還可為雙方商業機構搭建交流的平台。“這也是動力，巨大的動力。”馬振軒說。

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簡稱公共外交中心），是中國創辦較早、規模較大的民間外交機構，坐落於北京市建國路78號——北京國貿CBD核心區域，毗鄰國貿、華貿中心、中央電視台，主體建築約14800平米，擁有容納千人的大型展廳及功能齊全的辦公、會議、展覽、就餐場館，是該區域規模最大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地之一。

公共外交中心於2009年10月建立，由中國前外交官聯誼會與中國橋緣公共外交文化交流有限責任公司（原橋藝術中心）聯合打造的公共外交平台，原國務委員、外交部長唐家璇為中心高級顧問，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長、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為顧問，中國前外交官聯誼會會長、外交部前副部長吉佩定任會長，中國橋緣公共外交文化交流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中國公共外交的踐行者馬振軒任執行會長。

公共外交中心定位於中國公共外交的先行者、推動者與實踐者，以“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為目標，以“尊重、理解、共融”為理念，努力促進中外友好關係的發展，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公共外交平台。

公共外交中心以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為基礎，力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之功效，通過文化交流、藝術交流、公益慈善、民間對話等各種公共外交方式，加深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互動共融，增強本國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響力，向世界各國人民展示一個愛好和平、推動繁榮的中國。

公共外交中心自成立以來，已成功策劃、舉辦了聯合國文化大使、留法旅美畫家陳錦芳博士“藝術與奧運”主題油畫作品展；台灣著名旅美、旅法藝術家吳炫三“我們都是一家人”藝術展；喀麥隆旅遊推介會——暨喀麥隆美食節；2009非洲美食文化節；“遠古的凝視”非洲藝術展；金融危機下的中非民間合作戰略研討會；俄羅斯油畫大師繪畫精品展；非洲國家大使館兒童聖誕聯歡會；倫敦國會大廈廣場G20首腦肖像展；為奧巴馬奶奶收養的82個孤兒及肯亞捐獻百噸大米；“非盟日”46周年慶典；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與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對話—中國模式”活動；國際奧林匹克博物館《奧運暢想》贈畫儀式；阿拉伯國家聯盟65周年紀念日；“非盟日”47周年慶典活動暨為青海玉樹捐贈慈善晚會；亞洲兒童藝術展；中印文化節等具有一定國際影響的公共外交及頗具人文色彩的文化藝術、公益慈善活動百餘期。

2013年4月8日，公共外交中心迎來了正在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秘魯總統歐陽塔·烏馬拉·塔索，總統閣下專程出席了中心簽約畫家於成松創作的總統肖像畫交接儀式，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同年，公共外交中心副會長曲真女士，帶領中國企業代表團出席在玻利維亞舉行的“玻璃維亞藜麥文化與營養價值國際論壇”，受到該國總統接見；從2013年起，公共外交中心舉辦“公共外交元宵之夜聯歡晚會”，廣邀各界特別是各國駐華使館官員參與，共度中國傳統佳節，共享中國文化之美，到2014年已連續舉辦兩屆，成為公共外交中心實踐公共外交的重要形式。

公共外交中心凝心聚力於公共外交的實踐，贏得了中外各界的廣泛支持和尊重，隨著“非洲之家”的榮譽花落中心，中非投資委員會及亞非人民團結組織等重要機構落戶中心，公共外交中心已逐步成長為國際矚目的中國非官方外交平台，擁有了眾多的公共外交戰略合作夥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時任中宣部長）劉雲山，國務委員（時任外交部長）楊潔篪，前國務委員戴秉國、唐家璇，前外交部長李肇星等先後多次親臨公共外交中心視察、指導，並參與中心舉辦的各類活動。2008年以來，秘魯總統、肯亞副總理、喀麥隆文化部長、德國萊卡集團主席、拳王霍利菲爾德、球星米拉以及近百位各國政要、外交官、知名人士蒞臨中心參觀訪問。

作為一家民間外交機構，公共外交中心還主辦有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官方網、公共外交網，創辦《公共外交》雜誌（贈閱型雙月刊），並通過公共外交網開辦了“國家形象、全民塑造——公共外交講壇”、“大使面對面”、“危難時刻、緊急護僑”、“聚焦拉美商機——訪拉美駐華大使”“投資非洲—訪非洲駐華大使”五檔大型視頻系列欄目，以及“關注阿拉伯”等專題性欄目，以此普及公共外交知識，架設溝通中外橋樑，增進國外公眾對我國基本國情、價值觀念、發展道路、內外政策的了解和認識。

中心執行會長馬振軒先生以其致力於中國公共外交的不凡業績，獲得“肯中友好大使”、“韓中文化大使”、“玻中友好大使”、“中國驕傲”第十屆“十大傑出人物”等榮譽。2014年5月，非盟駐華使團團長、馬達加斯加駐華大使維克托·希科尼納代表非洲駐華使團聯盟、非盟駐華使團向馬振軒頒發榮譽證書，感謝他為“非洲日”慶祝活動所作出的貢獻，以及其為了實現加強中國與非洲各國友誼的使命所付出的努力，並鄭重承諾，公共外交中心將永久地成為“非洲之家”。

公共外交中心致力於以下工作：

（一）開展公共外交活動，增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

（二）推動中外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

（三）推動中外科技、教育、環保等專業領域的互利合作；

（四）推動中外人員往來與信息交流；

（五）推動中外地方政府和城市之間建立友好合作關係；

（六）舉辦國際研討會、展覽會、經貿洽談會等活動；

（七）通過有關業務諮詢、會刊、網站等形式，為企業提供全方位服務；

（八）開展各種社會公益活動；

（九）開展其他各種形式的公共外交與人文外交活動。

公共外交活動相冊